“我知道。”陈牧野说,“但我签了。”
“为什么?”
陈牧野转身。他从背对风变成面对风。风从正面吹来,把他的头发向后吹,露出额头。他的额头有皱纹,三条,横向,像手术切口愈合后的疤痕。他说:“因为受体等不了。56岁男性。扩张型心肌病。等了三年。他的家属给了钱。给了周老师。也给了我。一辆桑塔纳。但钱不是原因。原因是,如果不签,受体就会死。等不到下一颗心脏。”
林栖说:“供体呢?”
“24岁女性。车祸。”陈牧野说,“脑电图有自主电活动。按标准,不是脑死亡。但如果不取心脏,她也会在48小时内死于多器官衰竭。”
“48小时。”
“48小时。”陈牧野说,“我们提前了48小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像在报一个生命体征。没有停顿,没有感情,没有“我后悔了”或“我当时很年轻”。只有数字。48小时。
林栖说:“那些患者呢?”
“哪些?”
“第5台。第6台。第7台。第8台。第10台。第12台。第15台。第16台。”林栖说,“那些患者。他们是代价吗?”
陈牧野的右手在栏杆上握成了拳。烟被他捏在指间,滤嘴变形,烟草从纸卷里挤出来,像手术中被挤压的组织。他说:“是。”
一个字。像手术中宣布止血成功时的那一个“止”。简短。确定。没有挽回的余地。
林栖说:“为什么?”
“因为,”陈牧野说,“你在查。”
“我在查?”
“你在查1999年。”陈牧野说,“你去了档案室。你拍了登记册。你查了脑电图。你查了基因报告。你查了输注泵。你查了所有能查的东西。”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如果你继续查,你会查到周老师。你会查到1999年的手术。你会查到脑死亡诊断是伪造的。你会查到非法器官移植。你会查到,周维仁,心脏外科的奠基人,是一个杀人犯。”
林栖说:“他不是杀人犯。”
“他是。”陈牧野说,“按法律,他是。伪造脑死亡,非法获取器官,致人死亡。三项罪名。任何一项,都够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他已经快死了。”
“是。”陈牧野说,“他已经快死了。心脏肿瘤。三个月。最多六个月。”
林栖说:“那你为什么?”
“因为,”陈牧野说,“我不能让他身败名裂。”
他的声音变了。从低八度变成了高八度,像监护仪报警音从音量1调到音量2。他说:“他是我的老师。他教我一切。没有他,我没有今天。没有他,我没有科室主任的位置。没有他,我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家庭。”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快死了。让他带着名誉走。让他在教科书上留下名字。让后来的学生记住他是心脏外科的神。而不是一个伪造脑死亡、买卖器官的罪犯。”
林栖说:“那些患者呢?”
“那些患者,”陈牧野说,“是代价。”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变化。像报手术器械清单时说到“纱布”一样。纱布是耗材。患者是代价。都是可以被消耗的东西。
林栖的右手在裤缝上轻轻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像手术中监护仪报警前的预报警。她说:“你制造异常,是为了让我停止手术。”
“是。”
“你让我停止手术,是为了不让我查到周维仁。”
“是。”
“但你没有直接阻止我。你没有告诉我‘不要查’。你没有威胁我。你用了一种更复杂的方法。”
“因为,”陈牧野说,“直接阻止,你会反抗。你会更坚决地查。但你如果认为,查下去会伤害患者,你会自己停止。”
林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自己停止?”
“因为你是林栖。”陈牧野说,“因为你14岁进少年班,22岁博士毕业,28岁主刀第一台心脏移植。因为你不会允许自己伤害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