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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的境界与情怀讲述大家的故事（第1页）

何兹全的境界与情怀——讲述大家的故事

马宝珠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学术大家，何兹全教授即是其中一位。芸芸众生，能成为大家，自有其不寻常之处。随着他的远去，我愈加感到回忆与重温的必要。因为，唯有记忆能触摸人们的心底，能唤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东西是不该休眠的。

记得钱锺书先生去世的时候，有人这样说：“还是让我们看钱先生的书吧。”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他的生命驻足在他的笔下，长留在他的著述中。纪念钱锺书先生的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大学问家。于是，我取出平日立于书柜里的《何兹全文集》，恭敬地读，认真地想：他何以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他何以把人们引领到一个新奇、博大、深邃的世界？

思来想去，还是感到王国维的话能说明问题。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诗意般地形容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的三种境界。追忆何兹全教授的学术生涯，权且为王国维的精辟论断做个注解。

修炼始于寂寞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宋）晏殊·蝶恋花

这原本是宋人写离情的名句，引申的意思是，一个人在萧索凄冷中傲然独立、独来独往、追寻理想的情景。王国维以此比喻古今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必经的第一种境界：要有勇气忍受一切寂寞、孤独与辛酸。

1911年9月7日，何兹全出生在山东菏泽。这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战事连连。战乱的年代本不是读书的年代，但做小军官的父亲有些收入，这使得童年的何兹全生活基本无忧，还能读书。他六七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读“四书”。由于私塾不设算术课，他便在10岁时进了学堂，跟着三年级学算术，跟着四年级上语文。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教《古文观止》，何兹全很喜欢他，觉得他有学问。还有一位叫曹香谷的先生，时常在学校礼堂的廊柱前挂上小黑板，少年何兹全站在黑板前凝神。他记得曹香谷先生经常以圣贤之言教导学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他解释，第一句说的是友爱互助精神、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第二句的意思是在困难与危险面前不动摇、不低头的知难而进精神；第三句强调遇事认真考虑，做出决断，别人说好说坏，不必介意，但好的地方，尽可能吸收。圣贤的话走进他幼小的心灵，让他明白许多道理。以后，他又接触《诗经》、《左传》和《孟子》等，渐渐对国学产生兴趣。他阅读李笠、梁启超的《国学书目》，设法找来《书目答问》，并打算系统阅读这些经典。这时，他才16岁。

两年后，何兹全从菏泽来到北京。不久，他考取了北大。当时的北大，入学时不分系，何兹全选的是政治系。他选择政治系的理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一定要探个究竟。然而，一段时间过后，政治系的课程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又转入史学系。

北大史学系云集着一大批名师：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这些老师讲课有共同的特点：生动、清晰、深刻、独到，何兹全对他们十分钦佩，也渐渐懂得，老一辈学者是以扎实的学问为根基的，重要的古籍他们都能背诵，譬如，傅斯年先生讲课善于引用古书，经常整篇背诵，记忆超人。

这里顺便提及，2006年，笔者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书中收入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钱穆《国史大纲》的提要。胡适自觉而精熟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钱穆提倡史心与史识的思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举这个例子，意在旁证何兹全教授的北大记忆。北大教授们的学术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何兹全。他从钦佩、欣赏到决意效仿、学习。就这样，在名师的引领下，他的人生脚步开始走向史学殿堂。

大学二年级，20岁的何兹全就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那时，北大位于北京的沙滩，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一个叫松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图书馆，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图书馆，书桌又长又宽，由于看书人不多，有时一个人可以占半个桌子。书借多了，三面围起来，像个书墙。读书人近乎“苦行僧”，但在书墙里看书，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借书时不用查书目，也不用写借条，只要报上书名，图书管理员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把书递到手上。读书无疑给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个青葱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对话，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与青灯黄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松公府里的书有限，何兹全就跑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当时，他的住所在北大东斋，从住所到北图，要经过北海大桥。闭馆后，他独自走在大桥上，南北两海的景色吸引着他，一天的寂寞与枯燥便渐渐散去。

在图书馆，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也浏览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读书是寂寞、单调的，但是，“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与锐气，他开始跃跃欲试，大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迈与气魄。

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特别是回忆当年往返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与北大东斋“啃”《大藏经》的情形时，何先生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4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兹全先生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寂寞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读书必须以寂寞相伴，那么，这种寂寞就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预示着“于无声处听惊雷”。

择善而固执之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宋）柳永·蝶恋花

王国维以这两句词比喻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必经的第二种境界：由于对理想执着，信念坚定，虽然饱受挫折，尝尽风霜，仍旧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多次听何先生谈话，但印象较深的是听他讲荀子、讲《中庸》。他说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中庸》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解释，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经接受的东西排斥、损伤将要接受的新东西，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择善而固执强调的是，对了的就要坚持，不能东说东倒，西说西倒。这两句话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要有主见，另一方面要善于学习。

20世纪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国历史分期。他运用翔实的史料进行论证，并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他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予它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当时并没有认定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他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确实让人佩服。对他的观点，尽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对此，一位与他同辈的史学家这样说过：“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考虑何先生的意见，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早在1934年，何先生就在《食货》杂志撰写论文，首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汉魏之际”的观点。抗战胜利后，为更好地研究中国史，何先生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要研习欧洲古代、中世纪史，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管教师进修学院的吴晗请史学界人士做报告，何先生也在被邀名单中。他以“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为题，阐述了四个具体问题：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民到地著。他认为，这四条是汉魏之际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基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