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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自尊与自重忆恩师何兹全先生几件事（第1页）

大师的自尊与自重——忆恩师何兹全先生几件事

薛军力

1979年，我考取了何兹全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亿万年轻人在科学春天来临的召唤下，掀起学习科学的热潮。受此风气的感召，自己在没有读多少书的情况下，竟然也报考研究生。记得当时全国能够招收研究生的没有多少所高校，于是就选了北师大魏晋史专业的何兹全先生。那时考研究生要简单得多，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准备，只是找书（书都很有限）复习，更没有复习题之类的东西。就这样，竟懵懵懂懂地考取了何先生的研究生。

记得到北师大报到的第一天，还不懂得与老师联系。看到系里有通知，新生下午要到礼堂（当时是饭堂）参加开学典礼之类的活动。进去后才知道闹了笑话，原是本科新生的活动。回到宿舍，同屋对我说，何先生来找过你，让你明天到他家。我听了有些惶恐。第二天，我到了工十楼。一进先生家，先生和郭良玉师母都来招呼我。坐在先生、师母面前，我显得十分拘谨，忙解释昨天的事情。先生摆摆手说，没事的。于是就开始了我与先生、师母的第一次谈话。先生问了我过去学习的情况，还问了为什么要选择学习魏晋史等问题。我注意到，先生在问问题的时候，师母坐在旁边不插话，只是面带微笑听着我的回答。一会儿先生的问题回答完了，师母就接着和我聊了起来。师母问了我的家庭的情况，还问了“**”时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师母颔首，扭过头对先生说，这孩子还挺实在的。回想起来，这第一次谈话，像是一次对我的面试。“面试”之后，就开始了先生和师母在30多年间对我及我的家人如子侄般不断教诲、帮助和支持的过程。那一年我刚刚30岁，现在则已是60开外的人了。可以说，在30岁之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30岁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先生和师母了。我在跟随先生读书期间，经常要请益；后来工作后，特别是到广东工作的20余年，也是每年要利用出差、寒暑假到北京探望先生师母，并不断接受教诲。30余年，未曾中断。

先生属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五四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以，这一时期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能够走出众多大师。处在这样的时代，先生虽受传统文化浸润，但对“新学”从未拒绝，而且用功甚深。先生说，他曾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曾学习过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师著作。这就造成了他博采众长的学术风格，能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诸多创建，成为一代宗师。本篇小文不是要对先生的学说做任何概括和总结，只是从我与先生的接触及受他的教诲中有所感悟而写出的点滴体会。

一

记得在我读硕士期间，经常到先生家请教学习上的问题，有时就在先生家上课。请教上课之余，得空就能和先生师母聊聊天。一次先生说起在“**”将结束时他为房子的事情找某位干部。没想到这位干部竟然对先生当头一通数落：“你何兹全还想……”先生讲这件事，无非是说人在有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受到这样一种态度。先生叙说此事的时候语气很平和，但我听得出这件事对先生的自尊伤害很大。我顺便问这位干部是谁？先生摆摆手，然后很宽容地讲，我只是说说这样的事不应该，然后就把话岔开了。后来我从别处知道了这位干部就是某人。先生这时已经当上了系领导，我见他对先生毕恭毕敬，先生待他与别人没有两样，仍然十分和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生是极有自尊的人，伤害他的自尊会让他极为心痛；但是对这样伤害过他自尊的人，事后则选择了宽容。这让我由衷地感到，在先生宽和宽容胸怀支撑下的自尊自重，犹如巍峨高山，使人肃然起敬。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自尊最容易为人所体会到的是待人接物。从跟随先生读书开始，我们面见先生往往都是在他家。尽管视我们如同子侄，但无论寒暑，先生总是衣装整齐，从不马虎。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是长袖衬衣。很多的时候他的衬衣已经很旧了，但扣子也是扣得整整齐齐。先生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微笑着和我们交谈，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有时与先生议论时政，我们难免显得偏激一些，先生仍微笑着对我们说“还是要这样看……”语气和缓而循循善诱，这让我们的情绪一下子就平复下来。几十年来，我从未见或听说先生厉色疾言。和善待人是先生一贯作风。与先生接触久了，就会感到先生的简朴生活中浸润着厚重的传统美德；和善的面容正体现出他的内心有着令人仰止的自尊与自重。

先生在去世前几年，由于疾病折磨，行走不便，只能坐在轮椅上。即便如此，他服装依然整齐洁净。在他看来，衣装不整，是对人的不尊重，对别人的不尊重，就是自己不自重。先生在病重住院期间，每每医生护士对他进行诊治，他总要抬起手打招呼，说声“谢谢”！2011年春节前，何先生因病重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我到医院看望他，他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已经不能说话，但头脑仍异常清楚。他见到我，抬起手先指了指自己，然后挥动手掌做了下劈的动作。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疾病的折磨使他不能像往常那样与人交往，这对他如同刀砍般痛苦。见此情景，我心里万分难受，急忙俯身在他耳边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我知道，先生心里的痛苦绝不是几句安慰的话就能消除的。我也从中体会到，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候，先生依然保持着他固有的自尊与自重。

2月15日我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顿时悲从心中涌起。先生在世，有事向先生诉说，无论肯定还是批评，走在做人做事的路上我都会感到踏实。如今先生乘鹤西去，我心中的依靠不复存在，心里空空****，一时难以平复！

先生的去世，牵动了众多人心。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到灵堂吊唁、送花圈挽联的不计其数。仅2月21日那天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就有近千人参加。这对先生来说，可谓备极哀荣。先生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敬重与尊重，我自己感到这与先生超乎常人的自尊与自重有重要关系。

二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人之所以要有自尊是因为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这对人在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先贤一直倡导人的自尊应该从个人修养中提升，从做人做事中去体现。我博士毕业离开师大南下广东时，曾请先生给我题几句话，以作为我以后做人处事的警示和启迪。何先生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几条名言之后特别叮嘱我：“有许多古今名家名言，对我一生律己对人很有好处，录出几条送给军力。”先生自己就是按照古代前贤的要求自律，经他自己过人的修养提升，从而使他的自尊自重令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正是这样的自尊和自重，才使与何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对他产生敬重。我自己觉得先生的自尊自重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尽管先生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但他不管打交道的是什么人，始终保持以平和心态待人。现在的社会中，一些人不重视道德，更不重修养。许多人，特别是有些有权势的人，总觉自己高人一等，以为待人骄横可以保持他们虚骄的自尊。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我们见得太多。对于这一点，先生以为不齿。有时电视上某人一副骄横面孔出现，先生和我们议论起来，十分不屑。即使对应该“服其劳”的弟子学生，先生也从未认为这是应该的。先生晚年病重之后，生活多有不便。有时我们在他身边就帮助他做点事情，但这也使先生感到不安。2011年5月，服侍先生的保姆有事回家，我奉召进京服侍先生。我在先生左右，先生虽待我如故，但他心里仍有所不忍。一天他对我说，看，把你变成小工子了。我赶忙说，没事的，有酒先生馔，弟子服其劳嘛！先生说，军力啊，话不是这样说。语气中透露着他心里的不安。虽然我们跟他几十年，亦如家人，为他做一点事情，我们觉得这完全是应该的，但先生仍感觉给别人添了麻烦，心里过意不去。正是在这样的小事上可以看出先生是怎样身体力行倡导师生平等关系。

先生在出版了《大时代的小人物》的书后，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思想睿智的世纪老人。我的一位中文系师兄，希望得到先生签名的这本书。我和先生说起，他马上答应。当时先生中风后右手握笔已经不便。我提出由我写，然后请先生签名就好了，但是先生不肯。他用不太方便的右手，在书的扉页上吃力的一笔一画书写，十几个字就用了好几分钟。看到这种的情景，我的泪水差点掉下来，心里异常后悔。后悔自己不该提出这样的事让先生如此费力；同时我又非常感动，先生虽然右手握笔已经十分吃力，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还一定要自己书写，以示对人的尊重。俗话说，敬人者人亦敬之。先生正是以他平等待人的一贯态度使他不但赢得学者和政府高官的尊重，也为一般百姓所敬重。一位北师大历史系的老校友和我讲起他与何先生的交往时激动不已。他因在学生期间被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当农民。后虽平反，但几十年过去，他与高校、学术界已经十分隔膜。当他找到先生，先生还是给了他许多帮助。他儿子在农村结婚时，希望有些城里的贵客参加，所以想邀请先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和师母特别赶赴出席。以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参加一个普通农民的婚礼，这让他全家感动万分。这件事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正是在这样的事情中才能体现出先生人格的高尚和伟大。

注重自尊、自重与待人平等、接人以诚，有些人认为这在做人上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但是何先生却将其完美统一，作为一生律己对人的准则，先生人品的高尚正在此处显现。如果能将先生的这一精神继承发扬，那我们的学校、学术界乃至社会不是要和谐得多吗！

其次，何先生自尊自重另一个体现就是他对学术的追求。先生谈到他的一生，特别是在学术上，让他最为痛悔的有两件事：前一件是他北大毕业的时候没有听傅斯年先生的劝告到史语所工作；后一件是1950年他回国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几近30年间学术研究受到极大干扰，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不敢做学问。前者是他自己的失误，后者则是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造成的。所以先生对极“左”造成的文化专制极为痛恨。当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后，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何先生来说，他的学术青春才重新焕发光彩。

余英时在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候，特别指出，自孔孟以后，知识分子有一显著特点是“以道自任”，而且是越是在社会转折、时代变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就越为彰显。这个“道”可以解释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使命感。我们感觉到，何先生身上这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很深，他是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跟随先生几十年间体会十分深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多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时我们曾听先生谈及他当年史语所的同事，说周法高是比他晚毕业的北大同学，他出版了《金文诂林》十六巨册；严耕望是他在史语所工作好几年之后才进去工作的小青年，但也出版了《唐代交通图考》、《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这样在学术界极有影响的著作。我们大陆的学者，包括他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难于比拟海外的这些当年的师友。何先生在和我们讲起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的语气和表情都显得很凝重。我想，这件事可能对他自尊心刺激比较大。[1]80年代，国家刚刚摒弃阶级斗争运动走入建设正轨。社会流传着一句时髦的话“将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以激励大家努力工作。先生对我们说，这句话不对。失去的时间怎能倒流？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回来了，但是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心无旁骛地进行学术研究。先生几次和我们讲起“一天五百字”的故事。一次，先生的儿子芳川大哥从北大来看望他。他对芳川大哥说，我忙了一天才写了五百字，意思是写得太少了。芳川大哥劝解说，一天五百字，每天都如此，一个月、一年、十年要有多少字？先生听后感觉芳川大哥的解释非常好，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激励自己，也用它来教育我们。我们翻检先生的著作，相当部分都是在他70岁以后所著。先生在90岁高龄以后，几乎每一年都有新的著作问世，这在老一代学者当中几乎仅有绝无。

可以说，先生是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先生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认为首先源于他是属于五四时代的人。生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有“以道自任”的特点，所以这个时代大师出现得特别多。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其次，先生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和他的自尊自重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的自尊自重是成就他自己的事业的重要内驱力。我举两方面的事例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