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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门问学记忆我的老师何兹全先生（第1页）

何门问学记——忆我的老师何兹全先生

苏小华

我的老师何兹全先生于2011年2月15日晚8时去世。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纪念老师，经过一天徒劳地打电话，联系火车票之后，慢慢地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晚上刘九生先生特意从美国打来电话安慰我，也说写点什么吧。

一偶然报考，侥幸录取

读硕士期间，很早就打算念博士。当时想跟随田余庆先生，得知田先生不招生之后，只能将专业确立在硕士期间用功的方向：隋唐五代史。给国内几位中年的隋唐史导师写了信。回信的只有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是他的博士生余欣代写，介绍注意事项非常详细。这样我就打算报考荣先生的博士。

当时，几个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他们对我很关心，觉得荣先生偏重敦煌学，并非我倾心的纯历史学，在上何先生的课的时候，很热心地向何先生谈起我。何先生已经有几年没有招学生，欢迎我报考。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兴奋。从本科开始，就对魏晋南北朝史感兴趣，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史。于陈寅恪先生，以及“四大名旦”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加上田余庆先生，我是奉为偶像的。田余庆先生比较年轻，觉得有可能亲炙，其他的先生我都没敢想过能做他们的学生。得到这个意外的惊喜之后，我基本上放弃了准备北大的考试，将重心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朋友赵满海将他收藏的《读史集》相赠，马学清特地到国家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中国古代社会》。陕西师大图书馆里面收藏的能够见到的何先生的论著和他编的书，基本上都读过了。

2002年3月中旬的考试，考砸了，外语听力基本上没有听懂，后来知道得35分。是何先生从中斡旋，我才得以被录取。臧文旭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是很积极。因为肯定是自费。作为农家子弟，我不能再增加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去工作。对于何先生，我很感激，打电话给先生，解释了我的顾虑。何先生表示理解。过了几天，臧文旭老师又打来电话说不是自费，费用减免一半：有个学生不想上了，我和谢乃和兄分享了这个名额。这下还把我给难住了：去宝鸡文理学院的协议都签了，课程都安排了，再说一万八千元的学费我也交不起。又一想，何先生和北师大历史系，为我费心如此，不上恐怕太不识抬举了。刘蓉师姐的劝导，更在张艳云、吴洪琳两位老师，赵豪迈、杨小慧兄嫂的资助下，我决心去北师大学习。打电话给先生的时候，听出来他很高兴。

没有何先生从中斡旋，我不可能在2002年读博士，人生的轨迹肯定是另外一种，而且是更为曲折的一种。对于这一点，我深深感激。

二面试

考博士，笔试之后是面试。外语考得不好，但是对于面试，我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早上起来特地洗了澡，早早来到小红楼外等，九点钟准时敲门。开门的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奶奶。我当时就有点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老奶奶和颜悦色，拉着我就进了书房。何先生和宁欣老师、曹文柱老师已经在等。秘书是何先生的硕士，王伟。

当时，91岁的何先生状态不是很好：有点浮肿，脚上穿的布鞋鞋面是剪开的，眼角还留点泪花，说话也有点颤。我当时真是很担心：假如上了博士，老师能坚持多久？没想到9月开学，见到了一个不让人扶、健步如飞的先生。

面试，没有问到任何学术问题。三位老师在聊国际形势，我和王伟在旁边听，老奶奶不时进来张望，给点喝的。

何先生在电话上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期间，王利器去重庆考傅斯年的研究生。开考不久，日本飞机来炸，来来回回跑警报七趟，考试没有结束，就到吃饭时间了，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吃完说，不用考了，你已经被录取了。何先生用这个故事，安慰考试失利的我。后来我才知道，何先生考查学生不重视考试。宁欣老师是我硕士论文的评议人，肯定给何先生讲了一些好话。

三上课

九月开学，给何先生打电话报到，先生让第二天去家里。清晨八点，我就到了小红楼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在门外徘徊，遇见了韩国师兄安询亨。进门之后，我奉上礼品：绞股蓝一盒。先生立刻规定，上学期间，不要给老师带礼品。以后工作了再带。礼品没有强行退回，这是通人情之处。不久陈琳国老师和刘蓉师姐，来自韩国的朴寿晶师姐，也到了。先生又规定，以后礼拜三、礼拜六上午都是上课时间。地点是他的书房。之后的三年除过寒暑假，有两年半的时间，礼拜三、礼拜六上课是雷打不动的。

何先生对他的上课很重视。上课期间，书房门是紧闭的，郭先生也不允许进来。上课期间，曾经有多位来访者被拒之门外。有些不能不见一下的，何先生出去，稍坐，对客人说，我在上课，然后回到书房上课。被拒绝者，就有北师大的校领导和新上任系主任。

何先生的教学目的没有达到。他是很想讨论一下“魏晋封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谈着谈着，就谈到伊拉克战争、非典”、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历史，或者就谈到胡适、傅斯年、何柄棣、启功等问题上去了。甚至从韩国师姐的发型谈到女性问题上。2003级的石俊志加入上课之后，就聊得更远了。本来郭先生是不被允许进来的，常常一小时之后，她就拎着点心、热水瓶进来，要求茶歇。进来之后就不走了，保证坐着听不说话，实际上还是要插话。礼拜六又是何芳川看望父母的日子。有时候回来早了，也要求听听。芳川先生口才真好，他一加入，话题就更加离题万里。听了近三年的课，各种各样的话题都谈了，就是没有认真讨论史学问题。

参加这样的课，有时候还真是负担，现在回想，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虽然没有谈“魏晋封建说”，不等于我们没有学到历史：怎样看待胡适、傅斯年，怎样看待何柄棣、余英时，怎样看待周一良、启功。何先生跟他们亲自交往过，见解往往不同流俗。比如，说启功先生是道家，是庄子的道，不是老子的道。先生将这句话讲给启功之后，启先生说，我以后就管你叫哥了，这个哥叫得有点晚。

上百次的家中授课，我深切地感到，何先生的家真是美满。经常我们到了之后，郭先生正给何先生按摩，上课中间，给何先生端来水，端来药，端来水果，一边往进走，一边弓着腰坏笑，一边叫“老爷”。在外面走，何先生经常拉郭先生的胳膊，生怕莽撞的师母乱走。一次吃完饭，往回走，有位老校工蹬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何先生挡住，问来问去，最后跟郭先生说：“咱也买一辆，我把你拉上。”在何芳川先生面前，老两口更像一对孩子。

四师母郭先生

在校期间，我帮助何先生收发邮件。每天到何先生家去一次。每次都见不着先生，开门的是师母，经常是从门里递出来一瓶饮料或者一个水果，每天都有，不能不拿。不拿，就虎着脸，说：长者赐，不可违。有时候，让进门，进门后不见先生，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写作，或者看书。师母交代点事情，或者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