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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2页）

材料和理论或者说方法的关系，也是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各方都在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哪一派别，都有着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偏重，他们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一时间颇有些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倾向。但是从30年代中期起，许多史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方法、理论与材料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是缺一不可的。以社会史论战为例，当时论战各派对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形式曾经有一番热烈的争论，但是由于论战者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实证研究很少，掌握的史料也很有限，因此使得论战陷入了理论之争，很少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在对论战的反思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食货》的宗旨在于对史料进行“搜求”，这一点陶希圣先生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的很明确，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当时的许多学者，如胡适、傅斯年先生也都很注重史料，尤其是傅先生，更提出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颇有争议的论断，足见其对于史料的重视。

30年代后学者对于史料重要性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社会史论战中只重理论的偏颇，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陶希圣先生对于理论和材料关系问题的看法，就是辩证的，他认为“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

何先生的学术思想，受陶希圣、傅斯年两位先生的影响最深，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既注重史料，反对空论，又不轻视理论的指导意义。与他的两位老师不同的是，何先生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并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指导治学，从而能够始终用一种辩证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在何先生看来，“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何先生形成了自己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不过，何先生并不是泛泛地谈论材料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而是时刻关注着史学界的研究动态，针对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颇倾向，发表自己的主张。比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史学界从20年代末到现在争论、探讨了将近80年，仍没能取得共识，以至于大家对这一问题都有些厌倦和淡漠，何先生却仍然执着地思考着。在先生看来，历史分期问题难以取得共识，一方面是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阶段，停留在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形势等理论问题上，对中国历史实际没有足够的研究、没有深度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当年参加社会史论战各派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时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史料的搜求”，是对中国具体历史的深入研究。为此，先生提出了研究历史发展自然段的观点。在先生看来，“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先生提出要研究历史的“自然段”，就是要矫正历史分期问题研究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端，鲜明地提出要“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先生的精辟见解，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四，坚持关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关注民众生存状态。

前面说到，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要进行一番“史料的搜求”，而他所关注的“史料”，则主要偏向于社会经济方面，但看“食货”的刊名，即可以想见其宗旨。可以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有很多正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作为《食货》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何先生也一直致力于社会经济的研究。从1934年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起，何先生在数年之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文章，如《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等，成为当代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台湾的张永堂教授在评论何先生的治史特点时，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何先生自己也说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思考的”，足见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

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改变。40年代有《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50年代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60年代发表《周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80年代发表《两汉豪族发展的三时期》、《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可以看出，仍是在30年代就已经关注的问题上继续深入。何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止于经济，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剖析，进而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何先生从各个角度关注社会经济，正是试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中国社会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上引他在3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就使用了“中古”或“中古时代”，并且在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封建社会。如《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的“引言”中说道：“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一时期而言。”

对于分期问题的执着，使得何先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极大精力，并在研究的逐步深化中提出了“魏晋封建说”。50年代，当社会史论战再度兴起时，何先生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明确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70年代在长春社会史分期讨论会上，何先生做了题为“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由社会经济的变化来最终确立自己的“魏晋封建说”，使得先生的立论具有坚实的基础。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即是建立在数十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意在阐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着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何先生在具体的论述方法上突破了以往研究社会形态诸家将历史截断的方法，把汉魏社会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原始社会开始考察中国社会的长时段变化。宁可先生曾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需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探求中，还浸透着对于民众的深切关注。对于民众的关注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就一直在大力提倡着，疑古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更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孜孜以求民众的信仰旨趣。唯物史观派对于民众的关注，则突出表现为50年代以来对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和研究。这种关注虽然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也由此对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民众反叛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动**、秩序重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仍然有着某种积极的作用。

何先生对于民众的关注，既不同于顾颉刚，也不同于唯物史观派对于农民战争的偏爱，而是从社会阶层着眼，注意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分析、解释某个阶层的民众何以有这样的生活和遭遇，而这种分析和解释，正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何先生注意最多的民众阶层当属寺院的僧尼、领户以及客、士家等。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后来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大作中，先生对于寺院僧尼及领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先生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了僧尼阶层的出现是因为“寺院僧尼有免除对国家役调的特权，国家人口为逃避国家的役调及租课才投寺为僧尼”，而大族寺院领户阶层的出现，也是因为“战争的频仍，政治的腐败，国家领户租调役的负担，非常繁重”，人民因“负担不了国家租役调的剥削而逃入大族寺院领下的”，但是人民寻求寺院大族的庇护却是以部分的自由和人格的隶属为代价的。先生对于僧尼和领户这种社会阶层的重视和研究，是前无古人的。何先生还提出人口分割的理论来说明中古时期的社会特色，同时揭示国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对立，而对于国家与大族寺院对人口的争夺的描述，又向我们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在对兵制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生对于中古社会士兵这一阶层的深切同情。在《魏晋的中军》[5]、《魏晋南朝的兵制》[6]、《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7]等文章中，何先生不仅对于此一时期的兵制作了系统的研究，还为我们展示了士兵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命运。何先生关注民众，但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而是想找出决定民众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何先生关注的是民众的幸福与否及其原因，是更高层次上的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统观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将何先生的社会史研究实践置于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就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何先生的社会史观。先生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社会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能够对于其他史学理论进行甄别，反对盲从；先生同意社会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但反对研究陷入烦琐零碎的境地，坚持认为研究社会形态、结构及其规律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坚持认为应该从历史大势出发，始终关注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何先生既反对空论，又反对轻视理论，并将材料理论并重的风格贯穿于其全部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在具体的研究中，先生对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变化给予了持久关注和深入研究，对于普通民众阶层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并力图从历史社会中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因，找出影响民众生存状态的诸因素，从而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一点，也正是先生的社会史观中迥异于别人的鲜明特色之一。可以说，先生的社会史观是高远开阔、变动不拘的，自成一派风格。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生）

[1]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

[2]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课讲义的“前言”。

[3]同上。

[4]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课讲义的“前言”。

[5]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6]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7]见《读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