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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1页）

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何兹全教授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于2011年2月21日举办“何兹全教授追思会”，校党委副书记王炳林主持，资深教授刘家和，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耿向东、院长杨共乐、部分教师，何兹全先生弟子、生前好友等30余人出席了追思会。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同何先生交往达58年之多，何先生对我一直非常关怀。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把带回的新书借给我看，并且关心我的研究选题，为我提供资料，对我的成长十分照顾。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何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何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50年毅然归国，此后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委屈的时候也没有动摇，从未置疑自己的这一选择。

何先生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在教学，曾说“要教到我不能教的一天为止”，这种宝贵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张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是1961年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是何先生的学生，50年以来，一直在北京，所以与何先生时时接触，不管我工作有什么变化，始终与何先生保持联系。今天长话短说，我想讲讲两度听先生讲课和两次跟先生谈话的事。

第一次听老师讲课是1958年年初，也就是我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当时“大跃进”刚开始，师大那个时候所谓的“教育革命”已经开始，开始批判老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在史学界，当时有五朵所谓的金花，里边有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张魏晋封建说承受很大的学术压力。第一次课何先生不去谈这些问题，只是讲述豪族的发展、大土地制的发展以及自由民的依附化。第二次讲课是20年以后了，1978年年底，当时我是研究生。这次讲课讲了两个半天，就讲他那两篇著名的文章，给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定为自己的一个课题。何先生影响了我做这个课题，我搞了30年。

两次谈话，一次是1961年的五、六月份，将要毕业分配的时候，何先生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现在中央要搞一个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学生读书多少，他给我一张纸，上面大概有100部书的名字，让我如实地来讲一下。我一看，非常汗颜，没有看过的书多，看过的很少，这是时代的原因，之前的经历都是劳动。何先生就安慰我说，不要紧，你们来日方长。第二次个别谈话是在1982年年初。那个时候是在历史所，唐长孺先生写信来，让我们去拜访何先生，说何先生要招博士生了。何先生问我能不能报考他的博士生，我当时因为在历史所里边已经有任务，而且那个时候已经44岁了，所以我对何老师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而这次我这个博士生不好考了。那一次何先生和我聊得非常愉快，让我感受到他的治学思想。

这54年的接触使我感到何老师一贯很重视宏观的视角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我想这和北大的学术传统是有血脉承继关系的。回忆就到这儿，我念一念给老师的挽词：“周汉方封魏晋方封淡对风评仪范在，律乘也史僧籍也史欣张数业器局新。”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上本科的时候何先生就给我们上过课，之后我成了何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又是何先生的博士生，何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回到师大帮他带博士生，可以说是“三世因缘”，跟随何先生左右。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怀念何先生。我们怀念何先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就是要继承何先生的遗志，发扬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多做何先生所希望的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学术工作，光大先生的师门。

什么是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呢？我体会就是何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这一点恐怕是今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具备的，或者是差得很多的。何先生可以说是把学术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把做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最大的目标。因为大家所知道的种种原因，何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到师大来读研究生以后，先生在学术上的确又重新焕发了青春。据我的不完全的统计，先生在1991年时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他在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的时间里，1991年出版了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1993年出版了专著《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1994年出版了《三国史》，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的第五卷（这是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其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由何先生编写），199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六讲》和《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2001年出版了《三论一谈》，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问世。而且由于何先生执笔非常严谨，所以先生的著作都是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以后，何先生主要在编他的文集，这就是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零散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何先生从八十一岁到九十来岁，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学术事业奋斗，进行学术研究，做出了这么多杰出的贡献。

何先生在2000年以后编辑出版他的文集的时候，不幸先生和师母的独子、前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病逝，这对于何先生和师母都是很沉痛的打击，师母因为思子心切不能自拔，在一年多以后，随着芳川兄也走了。这两件事给高龄耄耋之年的何先生身心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学界，关注着历史学院的发展，仍然在指导着自己的博士生，并且主编历史学院的两套丛书《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及《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现在《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在庆祝何先生百岁华诞时已举行了首发式，遗憾的是即将在今年出版的《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先生看不见了。我们作为何先生的学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一定要学习何先生这种对学术无限热爱的精神，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在学术上做出我们的贡献，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我是先生1984年招的首批博士生，但是我受教于先生的时间比1984年还要早。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慢慢对寺院经济发生了兴趣，然后也就读到了先生早年的著作，受到很大的启发。那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研究生，就贸然给先生写信请教。原以为这样会打扰先生，没想到先生很仔细地给我回信，给我很多指导，我因之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硕士毕业后就考入何师门下。有关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想讲的一点就是先生对真理的坚持。在当时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先生能够坚持魏晋封建说，从容面对，从不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学问做久了，有时候会有一点厌倦感，特别是目前这个社会很功利，别人都忙忙碌碌去做别的，有人很清闲，我们很辛苦，埋头在书斋里，有时会想也偷闲一下，但一想到先生那么大年龄了还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格言自勉就非常愧疚。自己想要偷懒和放松的时候，就感到很对不起先生。刚才也说到先生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其中一个学术领域就是汉唐的寺院经济，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距离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现在我们缅怀先生，就是要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做下去，这样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薛军力（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教授）：

刚才几位老师和我的师兄都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这里对先生做人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记得我们刚跟先生读书不久的时候，有次先生跟师母谈起来，说他那一天写了500字，刚好何芳川大哥到家，何先生就跟他念叨说，你看我一天只写了500字，芳川大哥说，你想你一天500字，一年要多少字？十年要多少字？何先生听了觉得有道理。何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说应该对学问孜孜以求。另外何先生平易近人，你为先生做一点事，他就很感激。正如两句西方谚语所说，跟伟人接触多了以后，会感觉这个伟人就是一位平常人。

吴怀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很有幸在我求学期间得到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的指导，何先生对我的指导往往就在一句话、两句话之中。那时我们入学以后，北京到处都有讲座，我们到处去听课。何先生告诫我们：“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讲座应该听，开阔视野，但是光听是不行的。先生给我一生的治学一个很大的警示。

回顾一下何先生的治学，我总结为这样两方面：求新的思维，爱国的学人。我在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序言”找到这段话：“就历史理论说，辩证法没有过时，它仍是历史理论的先进理论。使它失势的是学术以外的因素。我估计：不久之后，在正常情况下，辩证法会在史学领域重整雄风，再领**！”先生讲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说“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一步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中国文化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需要合拍。中国文化会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辉的。”

所以，我对先生总的感受就是，“求新的思维”和“爱国的学人”。

马亮宽（聊城大学教授）：

各位领导，我受聊城大学校长的委托，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缅怀何兹全先生。在与何先生的接触中，感到有两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一点是何先生尊师重道。我们在聊城大学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当时找到了何先生。何先生说：“傅先生是我的恩师，过去对他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如果你们对傅斯年先生进行研究，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会对你们提供帮助。”

其次，先生对后人非常关心。先生95岁高龄时完成《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得到9000余元的稿费，何先生凑够一万元让我带回，在聊城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我也是菏泽人，后来对傅斯年和何思源先生进行研究，何先生说：“何思源是我的族兄，一直支持我读书，我一直想给他写个传记和年谱，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苦于没有资料。你们如果研究，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努力为你们铺垫。”后来先生担任聊城大学的名誉教授，每隔一两年就到聊城大学讲学，坚持不要报酬，不接受馈赠，拒绝任何形式的招待。

先生仙逝，聊城大学全体师生感到很悲痛，对先生深切缅怀。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敬爱的何兹全先生离开了他热爱的教学事业，离开了他为之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园地，何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巨大损失。

第一点，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对我们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寺院经济，那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到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的历史，创立自己的历史分期学说，再到91岁高龄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始终贯穿的就是开拓创新的精神。第二点，是他非常重视理论的思考、理论的创新。何先生始终坚信，虽然在当前阶段辩证法不被学术界重视，但是过一段时间，辩证法终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像各位先生所讲，我也坚信，何兹全先生的学术事业是永存的！他的思想风范是永存的！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