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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抵牾向工农开门政策面临的冲突（第1页）

三、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抵牾——“向工农开门”政策面临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构高等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以迎接经济建设**的到来。在这支队伍中，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工农大众（主要是工农干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而是必须经过一个知识化的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的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技术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教育；中国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赶超，把中国建设得更好。”[48]这其中就蕴含着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一命题，即要求工农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准，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我们回溯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和工农教育方针的变迁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工农速成中学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工农干部输入“正规”高等教育系统的，它是在新中国重建任务繁重，人力短缺（旧有的知识分子面临改造，高等教育需要调整）时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举措。但是，这种借助“政治身份”进入高等教育的举措一直面临着其自身如何融入这种“正规化”体系中的困境。[49]同时，它还面临着追求质量标准的“正规化”高等教育的质疑。[50]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教育事业恢复和调整的完成，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55年，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51]同年7月，教育部、高教部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通知》指出，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目前是办不到的。今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应坚决贯彻业余为主的方针，不再采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因此，决定工农速成中学自1955年秋季起停止招生。这实际意味着工农教育被排除在正规的教育制度之外。

与此相对应的是，针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进入高校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高等教育部人事第二司关于195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中，针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由附设的高等学校，根据高等学校的要求、毕业生的条件、升学志愿，经过毕业考试，部分地（有条件亦可全部地）直接升入所属的高等学校。

（2）未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和虽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而未能直接升入所属高等学校者，一律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试题可以照顾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特点，单另拟制），合乎高等学校入学条件者，录取入学。

（3）不合高等学校入学条件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不必勉强吸收入学，由原毕业的学校联系有关部门酌情分配工作。[52]

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5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升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由先前的“一般地直接”进入高等学校转变为“在与一般报考青年成绩相同或相近时，优先录取”。[53]在这样的规定下，一些学校开始以保障质量为“借口”不愿招收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54]

工农速成中学的停办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升学政策的转变至少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依靠“工农”“干部”这样的政治身份获得正规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像它初创时那样了。同时也表明，在它导致的体制内紧张和冲突中（服务工农、服务经济建设的双重使命），服务经济建设、注重学术标准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开始处于优势地位。学术标准日益成为比“政治身份”更为重要的入学标准是教育事业恢复和经济建设发展对教育质量诉求的必然反映。

依据学术能力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基本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很快恢复了高校的招生，以选择和培养服务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但在1952年之前，高校实行单独招生，单独录取的办法。1952年，针对当时高中毕业生难以满足高校招生需要的情况，建立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国家实行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即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报考和统一录取调配。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先前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形式主义偏向遭到了批判，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成为这一阶段文教工作的总方针。[55]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先前把成绩考核看作阻碍工农子女入学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开始强调成绩考核的重要性。[56]马叙伦在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讲话中也指出，高校招生要注重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健康条件和文化程度），要求适当提高文化程度方面的录取标准，做到宁缺毋滥。[57]这一要求即使对进入工农速成中学的工农干部和调干生也不例外。1953年，为了保证高校录取新生的质量，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干部学生升入高等学校考试办法》，规定了干部补习班干部学生升学办法，要求调干生一律参加考试，不经考试或考试不合格，不得升入高等学校。[58]

除此之外，政府还借助行政权力，动员扩大报名人数，提高选拔比例，保障录取新生的质量并确保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

从表3-7中可以看出，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成员参加高考，高校录取比例在逐年递减，相应的选拔程度在不断提高。

表3-7各年份报考人数、招生人数和录取比例（单位：人）

对教育质量的强调同样体现在对教育结构的调整方面，而这一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种标准之间的冲突。《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规定，要采取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大量举办专修科，迅速有效地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但到1953年，专修科却被看作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和办法。随着“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发展”政策的出台，明确要求高等工业学校应逐步减少专修科招生名额的比例。195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各项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质量为重点，专修科除必要外，应尽早停办。[59]这就导致专科学生人数锐减，学生更多地被要求更高的本科院校吸纳（见图3-2）。这种单一、同质的机构必然使学生和学校之间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它只能在学生屈服于学术标准和学校屈服于政治标准之间进行选择、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前者，而在教育“革命”时期，选择了后者。

图3-21949—1957年本、专科学生在校生比例

对学术标准的强调，必然会影响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曾昭抡指出，由于工农劳动人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现阶段吸收具有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直接进入高等学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60]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1952、1953年的新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在新生录取比例中不及20%。

另外，从表3-8中可以看出，其他“身份”的群体依据学术优势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依然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高等学校仍然占有很高的比例。这部分是由于对学术标准的重视，使得先前在文化地位上占有优势的其他阶级子弟从中获益，部分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坚持了“统一战线”的原则。[61]因此，所有认同新政权的其他阶级（主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成为团结、改造的对象，他们子女求学的权利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被剥夺。

表3-8北京师范大学1952—1953年入学本科新生家庭出身统计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扩大工农进入高等教育的举措收效甚微，借助“政治身份”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只对那些“优秀分子”才有效。而依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实际上造就的是新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它并没有根本改变普通工农大众在获得高等教育方面的处境。事实上，拘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和现实考虑，新的高等教育制度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意愿。

[1]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9。

[2]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4-09-23。

[3]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46。

[4]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66。

[5]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94。

[6]张健。略谈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和问题［J］。人民教育，1955，（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