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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本土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第1页）

三、建构本土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我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影响，探索适合本土实际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这种探索和尝试除了苏联模式本身与教育“革命”时期的任务和使命不适应外，它还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如“波匈事件”、中苏交恶，以及国内“整风”和“反右”运动等，这些因素是推动中国教育体系建构的外部因素。同时，中国自主意识的觉醒则是推动探索的内在动力。[21]这些因素不仅引发了中国教育体系的自主建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建构的性质和方向。

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2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方面。而刘少奇关于《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陆定一《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过，大规模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的教育发展道路则集中体现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和后来的“**”时期。我们可以从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23]和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窥其一斑。其中《指示》所确定的方针路线直到“**”期间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时，它仍然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1964年曾说，（《指示》）所确定的教育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不对。[24]因此，《指示》就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主要依据。

《指示》是在吸收老解放区经验和建国后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纲领。它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同，后者提出的“两个估计”的判断，[25]基本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成就。不过，《指示》同时也批判了以往工作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和劳力分离”“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指示》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工作勾画了清晰的蓝图。

（一）注重意识形态控制，加强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注重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党的领导一直是建构教育体系的认识基础。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重构一种新的教育体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行政控制是结合在一起的。然而，由于对在“反右”运动中提出的“专家领导”和“教授治校”等口号被看作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斗争。[26]因此，在教育“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的领导被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成为确保教育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不被修改的重要举措。《指示》中对教育方针的提法从先前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且再次重申“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认为“一长制”容易脱离党的领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各部门抽调了1000名高中级党员干部（其中司局长以上干部200名，处科级干部800名），加强文教战线，派到高校担任院长、党委书记的就有100多人。[27]不过，《指示》颁布之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很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直到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的发布才使“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制度上明确起来。[28]

在“**”期间，这一点被继续强调，1971年的《纪要》指出，教育战线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为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上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要求学校必须政治挂帅，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接班人”的重任。[29]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思想表现和政治觉悟就成为了学校中任用教师，选拔学生的首要标准。

（二）鼓励全民办学，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在行政方面注意分权以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是教育“革命”时期探索中国式道路的一个创举。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提出，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0]1958年“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后，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变过去教育管理体制中“以条条为主”的方式，实行地方为主和“块块为主”，充分调动地方和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把计划性和多样性统一起来。在《指示》中也明确提出，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必须采取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结合的原则。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指示》要求将各级各类学校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和厂矿、企业、农场管理。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各方的办学热情，推动了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时期，《纪要》继续提倡“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并且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强调“两条腿走路”

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普及和提高就成为教育事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31]为了实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先前的所谓“单轨制”，即“只许国家办学”“只许办一种学校”“只许专家办学”，强调学校的“正规性”的做法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教育主张和少慢差费的教育发展路线而受到了批判，批评者指出，如果按照这种主张，要想我国普及教育，使工农群众知识化，即使不是毫无希望，也不知道要推迟到多么遥远的时候才能实现。[32]而在《指示》中，对二者的结合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在计划性和多样性原则的指导下，主张“五个并举”的做法，即实行国家办学和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军队、人民公社、城市街道办学并举；全日制、半日制、业余教育并举；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学校教育和自学并举；免费教育和不免费教育并举。并称，我们的原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是“两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这一做法被看作推动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实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的重要的条件。陆定一在解释这一举措时指出，没有这一举措，我们要想普及中小学教育就很困难，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无希望，因为国家无法负担这笔庞大的经费，而且生产也会受到损失。为此，他宣布，这是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同。[33]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五个并举”事实上形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它们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一部分学校侧重于普及，如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而一部分学校，如全日制学校则承担着提高的任务。这一带有“双轨制”性质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其平等性的质疑。对此，陆定一承认这一制度的不平等性的确存在，不过他解释道，现在的不平等是为了将来的平等。[34]

然而，在“**”时期，这一制度被看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旧教育制度的残余而受到了批判。《纪要》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35]和“七二一指示”[36]描绘了一幅浪漫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蓝图，即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军、学农，强调政治挂帅，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老解放区的基本经验，它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更具有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意义，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消灭劳心和劳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克服教育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进而脱离政治的“唯一方法”。[37]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陆定一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又红又专，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的工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他看来就必须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使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现象，即消灭工农群众缺乏文化的现象，也消灭知识分子中轻视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

《指示》中对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所有的学校都被要求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的课程，学校应在所在地区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办农场和工厂。[38]这一点在“**”时期被推到了极致，这从上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可以看出。并且，在“**”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济意义已经让位于这一结合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即更被看作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防止修正主义的主要措施。

在教育“革命”时期，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在破与立之间进行艰难的探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在三种传统之间的冲突中最终确立了苏联模式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教育“革命”时期，则是试图打破苏联模式所强调的正规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传统，而尝试建立起一种革命化、劳动化、大众化的教育制度。[39]最终的目标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种尝试几乎是在一种大破大立的过程中进行的，两者的冲突构成了认识教育“革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认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状况的基本线索。

[1]郭艳，陈兴玛。“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的起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2）：104-108。

[2]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A］。瞿葆奎。中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31。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63。

[3]新华网。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序言一）［EBOL］。http：news。xi。ziliao2004-1227t_2386175。htm。2007-08-20。

[4]社论。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教育质量而奋斗［J］。人民教育，1956，（1）：4-7。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69。

[6]张奚若。目前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和问题［J］。人民教育，1956，（7）：8-11。

[7]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Ⅰ）［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343。

[8]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1。

[9]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N］。人民日报，1956-06-20。

[10]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67。

[11]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2）：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