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李聪一站出来,说愿意陪我去找老师,把那晚的经过说清楚,找同学给我作证。
可比起林小萍的指控,更让我害怕的,是周一的家长会面。我的父亲本就不愿意让我来中心小学读书。在他看来,读书并不重要,能不能少添麻烦才是关键。要是让他知道我“闯祸”了,一日三餐都没法吃上了。
那个年纪,我想留在中心小学,并不是看重它的师资与学习氛围,而是住宿学校一天管三顿饭。在村里,奶奶做饭时,总是先给堂哥和弟弟们盛好,剩下的才轮到我。很多时候根本不够吃,我只能喝井水顶着饥饿。那种空空的感觉,比林小萍的污蔑更难受。
所以哪怕被误解、被怀疑,我也只能擦干眼泪,和同学们一起去找班主任,鼓起勇气说出那天的经过。
周一终于来了。经过一番调查,班主任基本确定,林小萍的说法并不属实。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她的母亲还是来了学校。
林小萍的母亲一进办公室,整个人就像绷紧的弦,脸部神情冷硬,语气尖锐,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她坚持女儿说的才是真相,要求我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甚至要求我自动退学。
在教师办公室里,在老师和同学的注视下,林小萍的母亲开始失控地辱骂我,把所有难听的话一股脑砸过来。她一边骂,一边宣泄着那种“护女心切”的愤怒,像是在用情绪证明自己的正确。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躲,也不敢躲,只能流着泪一遍遍重复:“我没做过。”
不知不觉中,李聪一走进办公室,梁晓颖也跟着进来,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同学走进办公室,把那一晚的事情说出来,把事实一点一点拼回原样。
林小萍的母亲似乎被激怒了,声音更大了:“这是霸凌!你们全都被收买了!你们收了她的钱!肯定有这回事,她刚进学校就给老师送礼,还给同学发钱,一人一块钱!她就是用钱堵你们的嘴!”
她越说越激动,逻辑越来越破碎,离事实越来越远。老师们终于意识到情况失控,赶紧上前把她拉开,把围观的同学一一遣回教室。
人群慢慢散去,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后面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空气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周后,林小萍返校了。她的右手裹着厚厚的白色石膏和绷带,走路时微微抬着胳膊,像是在展示某种伤痕。
课间时,她径直朝我走来,盯着我,眼神阴冷,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我舅舅是教务处主任。你识相的话,就赶紧赔医药费,然后退学。不然等我舅舅出手,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脑袋里只有一个最现实的念头:有饭吃,才有好日子过。
于是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上课时怕被老师突然点名,下课时怕有人把我叫去办公室,就连晚上回宿舍,听见楼道里稍微重一点的脚步声,心都会猛地提起来。
可奇怪的是,后来一直没人再来找我麻烦。林小萍换了寝室,学期末又重新分班,我们便渐渐没了交集。
直到升上初中部。初一开学第一天,我打开书桌抽屉,里面静静放着一封信,是林小萍写的。
信里说,那天晚自习结束后,她因为成绩下滑,被班主任留下谈话,还提到要请家长来学校。她不敢面对她的母亲,慌慌张张下楼时,自己从楼梯摔了下去。回到宿舍后,她发现手越来越疼,于是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找个人替自己背锅。而没有背景、没有零花钱的我,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她在信里写到,她其实知道这样不对。可她更害怕她的母亲。她不敢违逆,不敢承认,只能硬着头皮把谎继续说下去,一边演给母亲看,一边演给所有人看。
信纸最后夹着一张五元钱,皱皱巴巴的,像是放了很久。
我没有回信。那时候的课程越来越紧,升学压力像一块石头压在身上,我没有空停下来细想那些旧事。
后来,中考前几天,学校忽然传开一个消息:林小萍疯了。
有人说,她上课时突然脱掉鞋子,光着脚踩到书桌上跳舞;有人说,她见到同学就哈哈大笑,嘴里语无伦次地说着没人听得懂的话;还有人说,她总怀疑别人偷她东西,怀疑有人在跟踪、监视她。
整个年级都在议论她。最后,她的母亲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听到消息时,我沉默了许久。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她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头绷得发亮;想起她深夜里不停翻身的声音;想起她母亲尖锐而窒息的目光。
这一次,她是真的病了,还是在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