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不敢吧。。。。。。”
宿舍里渐渐安静。我背对着她们缩在被子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假装已经睡着了一样。
我原以为睡一觉醒来,身体就会恢复。可这一次,我失算了。
半夜时,体温开始不断升高。我缩在被子里,浑身一阵冷一阵热,骨头像被人一点点敲碎似的发疼。到了清晨,胃里又翻江倒海,我刚坐起身就忍不住冲去厕所,把昨晚吃下去的药全吐了出来。吐完后,整个人虚脱得连站都站不稳,只能扶着墙慢慢喘气。
室友们吓坏了,急急忙忙跑去找老师。
老师见我烧得脸色发白,担心再拖下去会出事,又一次联系上远在深圳的父亲,语气严肃地要求他一定要安排家长来接我回去休息!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自己昏昏沉沉地被人扶着上车,下车,又重新躺回床上。耳边断断续续有人说话,额头偶尔覆上一只冰凉的手,可我睁不开眼睛。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睡在姑妈家里。
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卧室,光线灰暗得分不清白天黑夜。空气里弥漫着陈旧发闷的气味,像很多年没有真正流通过空气。墙角堆满杂物,纸箱、旧衣服和泛黄的日用品胡乱挤在一起。靠墙摆着一张狭窄的小床,我就躺在那上面。
床头挂着一张黑白遗照。那是表哥奶奶离世前留下的照片。昏黄灯光下,她浑浊沉静的眼睛正静静望向床铺的方向,让人心里莫名发冷。整间屋子像一口被封起来的旧木箱,空气凝滞,时间也仿佛在这里沉睡了很多年。
姑丈年轻时是教师,后来转行从医,在镇上开了第一家医馆。那时候生意很好,门庭若市。紧接着,家里又在镇上建了一栋四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用来出租收租。在那个年代,他们几乎是全镇最富有的人家之一。
但事情慢慢变了。表哥们长大后,骄傲和自满像杂草一样疯长。他们开始沉迷赌博,欠下巨额赌债。追债的人甚至冲到医馆门口泼红油,有人破门而入,药材被扫翻在地,像被风吹散的羽毛一样乱成一片。
曾经热闹的医馆,渐渐成了镇上人饭后茶余的谈资。
最后,年迈的姑丈在卧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此时的医馆正是气势旺盛、如日中天的阶段。对于他们而言,我和我的家人都是死皮赖脸来讨便宜的穷亲戚。
饭桌上有着无形的顺序。姑丈坐在主位,越靠近他的位置越重要。长辈没有动筷,谁都不能先吃。第一筷要从自己面前最近的一道菜开始,不可以随意转桌夹菜,也不能碰鸡腿,那是表哥们的。
在这样的饭桌上,吃饭变成了一种需要小心完成的仪式。
后来父亲把这套规矩带回村里,试图维持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但村里人不讲这些,我们端着碗蹲在门口就吃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主位上,坚持着那套秩序,维持着某种已经没人相信的身份。
吃过饭后,我再三向姑妈一家道谢了好几次,才敢拿上药回学校。
梁晓颖很吃惊,说我才刚休息不到一天就回来上课,“要是我生病就好了,可以请好几天假在家玩。”
我摇了摇头,“我怕落下课程,在宿舍休息就够了。”
她一边给我倒水,一边帮我把药递过来,忽然皱了皱眉:“哎呀,这是谁开的药?都是过期的。”
“医馆说,过期几天没关系,不影响药效。”毕竟是白拿的药,我也不敢有太多要求。
她叹了口气,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件小棉袄递给我:“这是我妈去年买的,有点小了,我穿不上了,你先穿着吧。”
说罢,她一溜烟地往教室跑去,宿舍里只剩我一人。
本来想着把拉链拉得高高的,就不会有人留意到这几件叠穿的校服,但还是被看出来了。而更让我不安的,是另一件事。老师替我垫付的120元医药费。
在我家里,打坏了一只碗一个勺子会被骂得很惨,炒菜时一勺盐或一点油撒在地上都要挨一顿打,何况120元的医药费。在校的这几日,我害怕得要死,回家就要挨骂挨打,晚上弓着背都不敢躺平睡,全身战战巍巍、又惊又怕,眼泪流了一夜又一夜。我把几包退烧药一同吞下,试图通过“死亡”来逃避这个难题。当夜,我沉沉地入睡,又梦到了那件事。
那年清明,我刚上一年级。天还没亮,家人就把我叫醒,一行人提着祭品、纸钱往山里去扫墓。山路弯弯绕绕,晨雾笼着脚下的草,脚步声、说笑声都被雾气吞没。我跟在几个堂哥堂姐后面,手里提着一篮供品和两瓶茶水。大人们走得快,我一边追一边小跑。等我回过神来,前面的人影已经被雾遮住,只剩下空荡荡的山路。喊了几声,没有人应。风从山谷里灌过来,凉得我心里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