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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理论澄清（第1页）

第二节“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理论澄清

如何看待和处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关系到对马克思所建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的逻辑超越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主体的理解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的学者在对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关系的梳理中，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在马克思与黑格尔那里，存在着一种“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1]。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卢卡奇、阿多诺那里，都有所指涉。

如果说，马克思仅限于剥取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以此实现思维路径的颠倒，那么这种路向就是成立的，“经验”在马克思哲学中就仍然属于被抽象超越的领域，就仍然存在着一个超验的领域——这也是阿多诺批判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因，马克思哲学就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种观点的重大缺陷在于，它在社会超越性的维度过分强调主体性、思辨性或规律性，忽视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社会个体的多元性价值选择及其实现途径。实际上，马克思不但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思维路径的颠倒，而且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的颠覆。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依靠这种颠覆基础之上的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但在逻辑上超越资本主义，而且把个体主体的价值选择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地结合起来。

一、“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立论基础

无论是在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方式中，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视野中，“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都是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而存在的。这种理论视角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放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进行解读。具体说来，其立论依据有以下方面。

第一，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颠倒”。一方面，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曾经一度靠近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在博士论文期间；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曾经就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做过如下总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据此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的颠倒。故在苏联教科书式的思维中，在确定了“物质第一性”的观点之后，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被直接引用了。

第二，从体系外观上看，马克思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都是一种总体性理论。除了苏联教科书持这种观点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者普遍也持有相同观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具体的总体”的范畴，并把无产阶级设定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客体”，最终实现了向黑格尔总体性哲学的复归。阿多诺则在另一个极端上，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划归为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范围，试图用绝对的否定和拒绝来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基于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马克思的哲学才被排除出“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视域，被划归在传统的“同一性”哲学范围之内。

第三，从内在的逻辑推演上看，马克思的哲学在中介概念上用“实践”概念代替了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原则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并在这一点上的确给予黑格尔哲学以充分肯定：“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在苏联教科书中，“实践”概念的阐释被局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并以此来理解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的基础性地位。

第四，从时代背景上来看，马克思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都是现代性视野之中的哲学方式，都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在上述三个观点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在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颠倒、中介替换后，仍然遵循着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设计思维方式。在苏联教科书中，这表现为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铁的规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持这种观点的阿多诺，为了破除这种理性的统治，提出了“绝对的否定”的崩溃的逻辑，以此来实现对理性思维方式的解构和超越。

以上四点构成了“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立论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仅限于剥取黑格尔辩证法中“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实现思维路径的颠倒的同时接收了黑格尔哲学的运动机制和总体性思维方式，那么这种路向就是成立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边缘改造马克思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就是合理的。如果这一传统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传统哲学的新唯物主义革命意义便不复存在了。

二、“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理论困境

在“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宿命论——一切都是以必然性规律的面孔出现的。在苏联教科书中，这表现为一种自然科学规律式的、强制的“历史必然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表现为一种新的虚假意识形态——理性的统治。但是，这一研究路向却面临着以下几个理论困境。

第一，辩证法体系的简单颠倒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特征。在思维路径最终出发点的问题上，只有两个，或者是从物质现实出发，或者是从意识出发，正是在此问题上，才有了唯物与唯心之分。但是，正如卢卡奇所引用的李凯尔特的话所表明的那样，这仅仅是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第一步。卢卡奇曾指出，“李凯尔特有一次把唯物主义称作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只要思维和存在还保持着它们古老的固定不变的对立的话，只要它们在它们自己的结构中及在相互关系的结构中仍保持不变，那么认为思维是头脑的产物和因此是和经验的对象相一致的观点就同回忆说和理念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神话”[4]。在此，李凯尔特的观点是深刻的：如果唯物主义仅仅是对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颠倒，那么现代唯物主义就不能够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第二，“总体性”辩证法的观点并不能解释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互动中的历史意义。19世纪40年代前期的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多维的互动——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在此过程中，他又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不足，促使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如果马克思全盘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用“实践”代替了“绝对精神”，重设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动力因，无条件地遵循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运动原则，那么这种辩证法就仍然是一种理性的辩证法。这就无法从哲学史的角度阐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对象性”向“感性活动”的实践跨越，无法解释马克思一度非常靠近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原因。

第三，“实践”对“绝对精神”的简单置换和现代性理性思维方式的定位，无法解释马克思辩证法哲学中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问题。“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传统”其实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建构的辩证法，本质上仍然是理性为世界运动确定规则，依仗理性的力量来设计未来社会。在这种观点下，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断，关于从分工角度进行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种观点更无法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对未来社会进行详细描述——因为依照理性建构的思维模式，未来社会按照理性的规则是可以被推断的。

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发展史上来看，我们通常把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理解为一个“扬弃”的过程。黑格尔与马克思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无疑用继承与改造的观点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运动发展的能动性原则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可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辩证法哲学中有哪些黑格尔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往往是被“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所忽视的问题。

三、“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的理论误区

“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并不是阿多诺哲学一家的理论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现代主流观点之一。例如，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认识，仍然没有脱离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逻辑特征。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形似”之处——看到了马克思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是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实质上，马克思的哲学不仅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颠倒，而且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立场的颠覆和重构。“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更多的是看到了一种外观上的相似性，而没有注意到结构上的断裂性和立场上的创新性。

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实现这一跨越的“中介”。在1840年前后，接近青年黑格尔派而又不满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感性对象性”原则，但又对其片面强调受动性表示不满。同时，黑格尔哲学中“历史生成”的原则又深得马克思的赞许：“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5]

最终，马克思以“感性活动”即“实践”概念为基础，在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科学”[6]，即通过“实践”概念来重构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黑格尔—马克思研究路向”恰恰忽视了这种重建背后的新的理论维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得到了批判的“改造”而不仅仅是“保留”。虽然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但是它的能动性原则得到了马克思批判的“改造”乃至“重建”，并在这一点上给予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充分的肯定。于是，费尔巴哈的“现实的感性对象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完全变换了“本质”——变成了“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人”不仅被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且同时是能动的活动者。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艰辛的认识过程[7]。《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典型地处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最独特、最变化多端和最错综复杂的关头，这样的状况也是与新世界观“临产前的阵痛”相关联的。梅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尚不知晓马克思当时（1844年春夏）理论活动的情况下，为了弥补思想史上的空缺，曾引用了卢格致费尔巴哈的一封信（1845年5月）的内容，信中的大意是说：“马克思读了很多书，并且正在非常勤奋地写作，但是一无所成；工作总是中断，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沉没到无边无际的书海里。……马克思变得暴躁易怒了，特别是在他累病了和一连工作三、四夜不睡觉以后。”[9]无论如何，这一描述是与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状况相吻合的——各种思想材料的广泛汇集、穿插和重铸，理论原则的探索性取舍、斟酌与发挥，以及哲学立场上渐次摆脱依傍的最艰难的创制。正因为如此，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是庞杂的，其理论表达往往是不稳定的、新旧参差的。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显示出自身哲学的划时代特点：

第一，马克思的哲学通过“实践”概念重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物的维度。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体系表现为一种理性构造体系——在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辩证法体系中，客体只是主体的一个面具，是主体的“外化”，最终还要实现向主体的回归。在这样一个理性构造的思维方式中，“二元对立”的外观只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工具，主体与客体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这是一种“自洽”的理性构造，只是在接触到社会历史问题时，才会出现理论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一种实践的哲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并科学地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体系。正是“实践”这种感性对象性的能动活动，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合理地解释了实践基础上历史生成的人化自然。

第二，马克思的哲学通过“实践”概念重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运动规则。在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中，黑格尔哲学神秘体系的强制统一性因素被打破了，作为中介的“绝对精神”并不是被“实践”概念代替了，而是连同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同被抛弃了。在这种实践生成的辩证逻辑中，客体在人化自然或者说是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人连同“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即使“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12]。在此，是实践的宏观社会形态——分工，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主体和客体在这一过程中被打上了文明的烙印，具备了社会的形态，成为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