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只记得自己一直盯着窗台的方向,盯着那片黑暗,等着那圈绿光再次亮起来。可它再也没有亮。后来她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像被什么东西拽着往下坠,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窗台上。那盆植物立在那里,叶子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绿,安安静静的,和过去三年的每一个早晨一模一样。
安澄坐起来,盯着它看了很久。
没有光。没有异常。它就是一棵普通的植物,一棵本该在三百天内枯死、却活了三年、既不生长也不枯萎的植物。
安澄掀开被子,走到窗台前,伸手摸了摸它的叶子。冰凉的,薄薄的,和昨天一样。
“昨晚是你发光了吗?”她问。
叶子没有回答。
安澄站了一会儿,转身去煮粥。她想,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蜡烛快灭的时候光线晃花了眼,也许只是她一个人太久了,开始产生幻觉。
她一边煮粥一边想这件事,想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她把粥盛进碗里,坐在床边小口小口地喝,目光时不时飘向窗台。
那盆植物纹丝不动。
安澄喝完粥,洗了碗,换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门。
今天上午要去学堂。下午答应了帮刘婶搬煤球。晚上还要去黑市给红姐家的儿子带一本旧书。
日子还是那样过。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窗台上的小绿。
“我晚上回来,”她说,“你要是能说话,等我回来跟我说。”
说完自己又笑了。对一盆植物说这种话,她大概是疯了。
但笑着笑着,她的表情慢慢收住了。
昨晚那圈光,她真的看到了。
安澄摇摇头,关上门,走了。
学堂里今天来了三十多个孩子,比平时多。有几个是新面孔,衣服破破烂烂的,眼神怯怯的,缩在角落里不说话。安澄走过去蹲下来,问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先跟着大孩子们一起认字。
课上了整整一个上午。安澄在黑板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声音到后面都有点哑了。她不是科班出身,教的东西也很基础,就是认字、算数、写自己的名字。但这些孩子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学,她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中午下课,安澄让孩子们在教室里玩,她自己收拾黑板和粉笔。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拉了拉她的衣角。
“怎么了?”安澄低头问。
“老师,我弟弟病了,”小女孩眼圈红红的,“昨晚发烧,到现在还没退。我娘不在家,我不知道怎么办。”
安澄蹲下来,看着小女孩的眼睛:“你弟弟在家吗?”
小女孩点点头。
“走,带我去看看。”
安澄跟着小女孩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前。门没锁,推开进去,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躺在一堆破布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又急又浅。
安澄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她抱起男孩,对小女孩说:“带路,去找周大夫。”
周大夫开了一家小诊所,就在贫民区东边的一条街上。说是诊所,其实就是一间稍微干净一点的屋子,里面有张床和一些药品。周大夫是这里唯一的医生,什么病都看,收费很低,遇到实在没钱的就赊账。
安澄抱着男孩跑进去的时候,周大夫正在给一个老人包扎伤口。她看了一眼安澄怀里的孩子,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摸了摸脉搏和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