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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啸傲风月惊敌胆（第4页）

然而，就汉武帝个人在北逐匈奴中的历史作用而言，他绝不只是悲剧中的丑角，一个上蹿下跳的三花脸。

通过这次漠北大战，单于王庭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伊稚斜单于若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逃得不知去向。匈奴内部群龙无首，混乱不堪，右贤王便自立为单于；十几天以后，单于才回来，右贤王方去掉自己的单于封号。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远遁漠北，形成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汉朝收复了漠南广阔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区域，恢复了边塞的安宁。

近一个世纪以来，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南下，劫掠内地，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如今终于受到了正义的严厉惩罚。边塞的安定，有利于开发边塞，发展农牧生产；有利于各族人民和平往来，加深了解，友好相处；有利于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昌盛。

汉武帝北征匈奴符合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他自身的行动在客观上体现了相对于匈奴奴隶主而言的汉朝先进社会力量的巨大潜力和崇高的精神。

这个先进力量的主体是千千万万勒紧裤带支持北征的老百姓，也包括像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的优秀将领。而作为这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总导演，汉武帝的历史功勋是不能简简单单以“好大喜功”四个字抹杀的，尽管他的言行举止透着几分荒诞，几分凶残。在当时的社会，毕竟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甘美清冽的胜利酒浆。

胜利来之不易，汉武帝没有放松警惕。雄伟的秦长城，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对这条农业和游牧两大文明的分界线，汉人称之为“塞”。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汉武帝几乎都在充当工程总指挥的角色，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有力地保卫了内地的安全。

汉武帝元封元年提出要匈奴臣服汉朝的目标，然而他终其一生并未达到这一目的。他死后三十六年，即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单于才到长安称臣，表示臣服汉朝。又过了十五年，即元帝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才被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西域诸国兵斩于康居。又过了三年，即元帝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来朝，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单于为阏氏，汉、匈两大民族才实现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汉武帝生前虽未达到使匈奴臣服于汉朝的目的，但自此后汉强、匈奴弱之势已不可逆转。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与乌孙联军共击匈奴，汉令五将军共统十六万大军分五路击胡，匈奴远逃，斩获均少。

但乌孙昆弥与校尉常惠率乌孙军五万大破匈奴，得四万级，虏马牛羊驴等牲畜七十余万头。这年，单于自统万骑击乌孙，回军时遇大雨雪，一日深丈余，还者不能十分之一。

这年，丁令、乌桓、乌孙从北、东、西三面攻击匈奴，三国所杀人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兹欲乡（响）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匈奴在衰弱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内讧。宣帝五凤元年（前57），匈奴五单于争立，互相混战。宣帝五凤四年（前54），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单于庭，呼韩邪单于南迁。匈奴始分南北。

呼韩邪单于战败之后，在宣帝甘露元年（前53），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单于征询诸大臣的意见，皆曰“不可”。并认为“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

左伊秩皆王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呼韩邪单于遂从其计，引众南迁近塞，遣子人侍汉朝。郅支单于也遣子入侍汉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按事先商定的礼仪，“称藩臣而不名。赐予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缮絮”。宣帝赐予呼韩邪单于的黄金玺绶，按颜师古的注释“亦诸侯王之制”。除赠送用器与金、钱外，还赠赐“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举行仪式时，匈奴“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

单于留月余，归国时，“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将军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辅，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前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城，在今内蒙包头市西北）。此前，西域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单于朝汉以后，都尊汉矣。

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北边的郅支单于还有一定的实力，宣帝黄龙元年（前49），郅支单于击破乌孙、乌揭、丁令、坚昆，并都于坚昆。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斩郅支单于于康居。至此，匈奴全境又统一于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匈奴成了汉朝藩属。

不仅呼韩邪单于朝汉时，汉朝要赠大量的帛、絮等，而且在呼韩邪单于因灾荒等提出要求时还要赐予大量粮食。两个民族终于以长期战争的沉重代价，换来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定，换来了和平共处。

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据中国古籍记载，匈奴族是黄帝、夏后氏的苗裔，据黄文弼先生考证，匈奴族在人种与外貌方面与“蒙古人相同”。所以，汉、匈两族是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如果两个民族能和平共处、优势互补、和衷共济，双方可获得很大发展。如果关系不好，处在战争状态，就会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

景帝中元四年（前146），汉朝规定：马高五尺九寸，齿未平（十岁以下），弩（用弩机发射的弓）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

这条律令是针对诸侯王的，但也适用于匈奴。应劭曾说：“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降汉至长安，汉贾人与匈奴人市易违犯上述法律，当死者五百余人。

所以，汉朝通过这些法律，就可以控制“胡市”的交易，给匈奴造成困难。“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一记载说明匈奴对汉朝的物资是多么需要，是多么希望与汉朝互通关市了。所以，和平共处对双方有利，尤其对需要汉朝物质财富的匈奴有利。战争对双方都不利，不是最佳选择。

战争是双方的实力较量，汉族可以统一中国，匈奴族也可以统一中国，历史在这方面给予双方的权力是平等的。然而，这决不是说双方进行的这种战争是没有是非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匈奴在武帝之前通过和亲要从汉朝勒索大量财富，并常常入塞劫掠，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在文化方面，匈奴对“礼仪之邦”汉朝的礼仪、文化、习俗竟然毫不尊重，并要把匈奴的一些习俗强加给汉朝最高统治者，这使汉朝感到受侮辱而无法接受，这说明二者在这方面的矛盾无法调和；在政治方面，贾谊认为匈奴人口与汉一个大县相当，汉朝却像匈奴的附属国，要向匈奴上贡，实际上成了匈奴的臣下，这就把君臣关系颠倒了，汉朝对此不能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即位后在处理汉、匈关系的第一阶段，积极准备与反击匈奴，并取得重大胜利，这就保卫了汉族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及尊严，这在当时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应予肯定。

汉武帝在处理汉匈关系的第二阶段，双方休战，进行和谈。汉朝要匈奴称臣，匈奴拒不答应，谈不成功是双方条件差距大。这完全是两大民族交往中的正常现象。

汉武帝在汉、匈关系上的真正失误是在第三阶段。由第二阶段议和不成，武帝遂想通过军事征付使匈奴臣服，结果损兵折将，未达目的。如果仅从这一阶段看，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无疑是正确的。

从全局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虽未达到使匈奴臣服的目的，然而在战略上却仍然是胜利的。武帝晚年，汉朝不仅在综合国力上，而且从军事实力上都远远强于匈奴就说明了这一点。

武帝去世后，在军事实力上汉强匈奴弱已成不可移易之势，而呼韩邪单于的归汉和郅支单于被击毙于西域就宣告了武帝所追求的臣服匈奴目的的最终实现。这就说明汉武帝在汉、匈强弱转化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到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称臣，共经历了八十二年。而从马邑之谋到元帝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被击毙，则用了九十七年。而从马邑之谋到元帝竟宁元年（前33）嫁王昭君为单于阏氏则过了整整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