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第五章 诗歌（第3页）

在标准的爱情诗当中，国王的形象与远征运动是通过饶舌者的演绎呈现出来的，他们是让恋人两地分离的真正原因。诗歌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转折，哀婉的情绪既来自“圣地”沦陷所带来的羞愧之心，也来自失去爱人的伤痛，而少女所抱怨的恰恰是那些常常被人称颂的事情。之后的例子采用了女性诗歌的传统母题，在这类诗歌形式中，会有一位女士抱怨她在情感生活中的不幸，这通常都是源于当初她迫不得已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只有通过对情人关系的幻想，她才能找到些许慰藉。这首诗由第戎的吉奥（GuiotdeDijon）所作（约1190年），其强有力的情感内核与以暗恋为主题的诗学传统紧密相连。含蓄的叙事风格也与女性诗歌类似，在这首诗中，幸福的阻碍源自爱人的缺席，她的爱人加入了十字军的行列。她以两种途径来抵抗分离带来的痛苦：一是对爱人的性幻想；二是通过爱人留下的一件不同寻常的纪念品。

为了心灵能够得到抚慰，我将歌唱，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我不想就这么死去，或是疯掉。当我发现，没有任何人从那片陌生的土地归来，我将歌唱，当我听到别人谈起他，我的心就能得到慰藉。主啊，当他们高喊“前进！”的时候，愿你能伸出援手，帮助那个朝圣之人，我的心正在为他颤抖；因为那些可怕的萨拉森人，他们都是些恶棍。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心饱受折磨，感到无比痛苦。他还在朝圣的途中。愿上帝保佑他能安全回家！即便家人再三劝说，我也不想嫁给别人。谁再与我谈及此事，那么此人便是愚蠢至极。主啊，当他们高喊……

我之所以心怀希望，是因为我收到了他的信物。我的爱人，他在那遥远的国度，当和煦的风从那里吹来，我将欣然地迎向它，仿佛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钻进我的毛裳。主啊，当他们高喊……

我没能为他送行，为此我感到懊悔万分。他寄给我一件穿过的衬衫，我将它搂在怀里。夜晚，当爱情将我折磨得不行，让我痛苦难耐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身边，整晚拥它入怀，让它贴近我的肉体，来缓解我的苦难。主啊，当他们高喊……

（《为了心灵能够得到抚慰，我将歌唱》，1—20行，33—56行）

在女性诗歌的传统叙事中不断插入副歌，这把她爱的对象——“朝圣之人”——置于十字军的语境之中。

吟游诗人最喜欢的传统主题之一是恋人即使相隔千里，他们的心也能跨越遥远的距离与爱人团聚。弗里德里希·冯·豪森（FriedriHausen）跟随“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参与东征，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遇害。他在许多诗歌中使用过这种手法，其中，数《我的心与我的身体，长久地结合在一起》（Mnherzeundmnlpdiuwellents）最为明显：“我的心与我的身体，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如今，它们却要竭力分开。我的身体急于和异教徒一战高下，而我的心却选择抛弃尘世，愿依偎在一位少女身旁。”（1—2行）对于弗里德里希而言，诗歌创作的典范大概是贝蒂讷的科农的作品，尤其是《啊，我的爱，这将是多么艰难，我不得不离开》（AHi，Amours!duredepartie，约作于1188年）：“啊，我的爱，这将是多么艰难，我不得不离开这世上最好的女人，她是如此爱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愿主，以其仁慈之心，务必指引我回到她的身边，正如我当时悲痛而坚决地离她远去。啊！瞧我都说了些什么？我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她！如若我的身体离开了故土，前去为吾主服役，但我的心会完全与她同在。”（1—80行）

此外，另一个常见的诗学传统是“为爱而死”。在一首无名氏作的女性诗歌《耶路撒冷，你真是错怪我了》（Jherusalem，grantdamagemefais，大致作于13世纪中期）中，十字军运动的观念与恋爱行为之间发生了有趣的转变：“帮帮我吧，上帝，我没有退路可言：我一定会死，我命该如此；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对于那些为爱而死的人，他们距离上帝还有一天的旅程。唉！我愿踏上这一日的旅程，只要我能与我的爱人团聚，而不是孤苦伶仃地一个人留在这里。”（15—21行）“为爱而死”包含两层含义：传统意义上的“心碎而死”，一般用于女性角色身上，以及恋人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死于远征战场。死于远征与“心碎而死”类似，二者都距离上帝有一天的旅程。这一节诗歌将远征思想与抒情的爱情诗完美结合，同时也弥补了第一节中女性角色所表现出的几近挑衅的态度：

“耶路撒冷，你真是错怪我了”，这种态度不仅与出现在马尔卡布鲁的《牧羊女之歌》中的那位少女的举止作风形成共振，而且也能在阿奎诺的里纳尔多（Rinaldod’Aquino）的《我从未得到安慰》（Gi、mainonmifortto，约作于1228年）找到类似的情况：

Lacrocesalvalagiente

emefaciedisviare，

laifadolente

enonmivaleDiare。

Oime，crociepellegrina。

perchém’áicosìdistrutta?

（25—30行）

远征虽拯救人民于水火，却让我变得疯疯癫癫。远征使我愁眉不展，向上帝祈祷于我无益。唉，远征的朝圣之旅，为何你竟用这样的方式毁灭我？

哈特曼·冯·阿尤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则显得更加积极：“这位女士心甘情愿送她的夫君踏上这段旅程，只要在故乡能够听到捷报频传，那便是对她的半数嘉奖。在这里，她将为二人祈祷，而在那边，她的夫君将前去为他们彼此征战。”（《这位女士心甘情愿送她的夫君》，1—7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远征诗歌以何种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欲望、宗教观念以及文学传统，然而，对于远征运动的实际情况，这些诗歌又是如何表达的呢？其中一个最常被提及的方面是这趟旅程本身的危险性。以阿基坦的威廉九世为例，这位举世闻名的行吟诗人从“圣地”归来，身边的随从几乎全部阵亡。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再回看他诗中那些恐怖的远征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塞尔姆·费迪特在《巨大的海湾》（Delgrangolfedemar，作于1192年或1193年）一诗中，庆祝他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归来。他并不喜欢这次旅程，能够回到熟悉的环境，他感到非常兴奋，海上航行让他备感焦虑：“现在，我不再惧怕劲风，不论它打哪边吹来，北边、南边还是西边，我乘的船都不会再左右摇摆，我也不会对疾驰的战舰与海盗船心生畏怯。”（32—36行）费迪特承认十字军的功绩，但与此同时，他也谴责有些人仅把这次航行当作海上掠夺：“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一心为上帝奋战，并以此来拯救灵魂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豪杰；然而，有些人即便在海上经历了苦难，心中却藏着邪恶的意图，只是为了巧取豪夺，那么即便他自认为高尚，但一切都在堕落，最终，他将失去一切：灵魂与肉体，金银与财宝。”（37—48行）诗中所表达的道德约束力是非常明显的，但在个别例子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潜文本，诗人会让那些心术不正的十字军成员遭受晕船的折磨。

在《嫩草点缀荒野》（Ezgruowoldiuheide，大致作于腓特烈二世在1228—1229年的远征时期）中，诗人内德哈特·冯·鲁恩塔尔（voal）想象自己从巴勒斯坦地区给家乡写信，他在信中诉苦道：“如果有人问你，我们的朝圣之旅进行得如何，告诉他们，那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待我们是多么恶劣；这便是我们受够了这个地方的原因……我们生活在痛苦与磨难之中；半数以上的战士都已死去……”（38—42行，52—54行）诗人对整个远征运动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不想让任何事情阻止他回家，以至于乘船远航都显得不那么危险了：“都已经八月了，那些还选择留在这里的人，在我看来真是愚蠢至极。我建议他们别再耽搁了，跨越海洋，回到家乡吧；这也没有那么痛苦。一个人如若选择终老的地点，还有哪里能和自己的家乡相比呢？”（71—77行）

在《先生们，正是由于我们的罪恶》（Senhor，perlosz，作于1195年）中，加瓦丹（Gavaudan）将穆斯林在“圣地”取得的胜利归于基督徒犯下的罪恶，并担忧这场胜利会激励他们在西班牙如法炮制同样的行径：“先生们，正是由于我们的罪恶，萨拉森人的势力才会疯长：他们侵占了耶路撒冷，至今，我们都没能赢回；这也正是为什么摩洛哥国王发出讯息，连同那些不被人信任的安达卢西亚人和阿拉伯人，他要向所有的基督教国王开战，向基督教信仰开战。”（1—9行）在这之后，诗歌描述了敌方军队浩浩****的阵势，以及他们的贪婪行径：他们的人数多如雨滴，如同一群一群的乌鸦，扑向腐烂的肉，离开时已什么都不剩。诗人也谈到了这些人的傲慢：他们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自己，每个人都该向他们致敬。对于故乡的听众而言，很显然，诗人希望通过描写恐怖的场景唤起人们应征入伍的急迫心情：“……摩洛哥人与阿尔摩拉维德人在山间地头盘踞。他们彼此间吹嘘：‘法兰克人，快给我们让路！普罗旺斯是我们的天下，图卢兹人也归我们管了，从勒皮到这儿的所有土地都是我们的领土！’从未听到过如此不要脸的夸口，那些不忠诚的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这些异教徒真该受到诅咒。”（21—27行）诗人催促他的听众不要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把它让位给“外国的黑狗”，去拯救那些在西班牙身处险境的居民。《罗兰之歌》也以相同的方式呈现穆斯林：“第一联队是布腾特洛人（Butentrot），第二联队是大脑袋的米森人（Mis），他们的脊梁上，像野猪似的长满了长毛……第十联队是荒漠中的奥西恩人（Oe），这个民族不相信我们的主，比哪个民族都更狡猾。皮肤跟铁一样坚硬，所以不需要头盔和铠甲，在打仗时心狠手辣。”（《罗兰之歌》，3220—3223行，3246—3251行）[2]。穆斯林的罪恶是不信上帝与傲慢，他们被描述得和动物一样。通过赘述穆斯林的部族起源，诗人认为他们只是人多势众。论体格，他们并不强壮。穆斯林把牛皮吹到了基督徒内心最恐惧的角落，他们的入侵与统治将成为基督徒的噩梦。

吟游诗人往往通过诗歌来敦促君王与贵族发动和参与远征，并希望他们能够倾尽全力完成这项使命。高塞尔姆·费迪特在《我对你的爱是如此忠诚，合我心意》（TantsuifermsefisvasAmor，作于1188年或1189年）一诗中就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认为，那些无所作为的人终将遭受羞耻心的折磨：

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实际上，他们剥夺了主的继承权，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就在这片土地上，他曾为众生受难，并在这里死去。所有人都理应前往那里，那些达官贵人更该如此，因为他们享有更高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既声称忠于吾主、顺从吾主，又对这项事业熟视无睹，毫无作为。

伯爵啊，我的大人，我想要对他说，他是享有这个荣誉的第一人，让他来接手这项事业，上帝会感激他的，因为这趟旅程本身就无上荣耀！

（54—64行）

诗中的“伯爵”指的大概是普瓦图伯爵理查（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他是哈丁战役之后参与十字军的第一人。实际上，在行吟诗歌当中，我们能够勾勒出理查一世一生的远征事业。虽然他本人的诗作《除了悲伤，没有哪个犯人能说尽自己的心思》（Janusomprisnedirasaraison）并不算作远征诗歌，但这首诗是在他被囚禁维也纳期间创作的：

除了悲伤，没有哪个犯人能说尽自己的心思。若想得到慰藉，他只能写一首诗了。我的朋友虽然很多，但他们能为我做的实在太少；由于赎金的缘故，他们备感羞愧，毕竟，我在这里已经熬过了两个寒冬。

当我的领主欺压我的土地，我的心是如此悲伤，这也难怪。如果他遵守了我们二人当初的诺言，我敢确信，现如今，我就不再是囚徒了。

（1—6行，19—24行）

诗中的“领主”是法国的腓力二世，虽然双方在1190年12月立下誓言，在十字军运动期间，双方要为彼此的领地提供保护，但由于理查一世遭到囚禁，腓力二世便趁机入侵了诺曼底。高塞尔姆·费迪特和皮罗尔均在诗中对理查一世的死表示哀悼。他们两人对另一位领主都颇有微词：“对国王理查一世，英格兰所做的补偿真是少得可怜。法国曾有一位好国王，许多受人尊敬的领主，西班牙也曾有一位国王，令人敬仰，同样，蒙费拉托的侯爵也备受仰慕，国王深受百姓爱戴；我不知道那些现在留在这里的人将如何自处。”（皮罗尔，《如今，我一看到约旦河》，15—21行）这首诗创作于1221年或1222年，从中我们已能感受到皮罗尔对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们的态度，相较于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人，这些君主完全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在法语诗歌和德语诗歌中，我们鲜能见到政治隐喻，直到13世纪晚期吕特伯夫的作品面世。他采用了新的创作形式——叙事诗，它比行吟诗人的诗作长得多，这给予他足够的空间来充分表达思想，明确说出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特点，以及他个人的态度，并怒斥托钵修会。吕特伯夫认为，正是托钵修会转移了路易九世的关注点，改变了远征所急需的资金的用途。

总的来说，十字军诗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从诗人和表演者的角度出发，远征诗歌为讽刺诗体提供了许多创作材料，成为以典雅爱情为主题的诗歌的一类变种，其中包含大量的讽喻手法，以及各异的思维架构。而从听众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些诗歌创作完以后是要用于表演的），十字军诗歌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可谓文化的饕餮盛宴，它所呈现的宗教教义、时下讯息，以及鼓吹与宣传的，原本是神父与官员所要传播的内容。与此同时，十字军诗歌也强化了听众的自我投射，人们是否具备高尚的品德，可以通过远征运动予以证实，而诗歌便呈现了这个证实的过程，它为人们树立榜样，激励人们向榜样看齐，并唤起大家的集体荣誉感；然而，当现实情况开始变糟，十字军诗歌也会表达忧虑与不确定性。它抵抗不公，也反对那些胡乱操控这项上帝事业的人。

[2]　参阅《罗兰之歌》，马振骋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