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延眺属清秋（第2页）

两年以后，艺术学校编剧班的学员即将面临毕业分配。

其时，北大荒知青正如同潮水一般，返回他们的故乡城市。

我将何去何从？我在哈尔滨举目无亲，杭州的父母正在落实政策，我是否也应该考虑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去了？

那是一九七九年，省文联各个协会的建制重新恢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延泽民重新兼任省文联主席。听说，“文革”前，省作家协会曾经拥有的三十个专业作家编制，延部长向省里据理力争，又“发还”给了作协。

有消息说，两年前让我来艺校上学时，省文化局戏工室和艺术处就有协定，学习编剧只是一个过渡，待我毕业后，仍然让我去从事文学创作；又有消息说，延部长提议调我到作协去搞专业创作，那是一个专门写小说的地方。

真的能让我去当专业作家？我才刚刚开始写作，年轻幼稚，一无资历二无背景。在我心目中，作家协会是一个神圣的文学殿堂，怎么能轮得到我呢？

记得延部长为此曾经是亲自找我谈过一次话的。他问我是想回杭州还是愿意留在哈尔滨。他很感慨地说，东北这地方啥都有，就是缺少人才，一九五八年赴北大荒的转业官兵中出了不少作家，再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从关内陆续“送”来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今也都是五十岁上下了。经“文革”这么一折腾，如今更是青黄不接。知青中虽有许多人才，可惜也已走了许多。你若是愿意留下来搞创作，组织上一定会尽量给你创造条件，北大荒这地方，可够你写的，一辈子也写不完……

我当时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我当然梦想去搞专业。新时期的钟声已经敲响，文学的真实正在回归，人性的呼唤已步步逼近；经过艺术学校两年的打磨，我只觉得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涌动着令人激奋的想法，无数的故事和人物在不停地冲撞着我——我需要的只是时间，能安静地坐下来写作的完整时间。我相信并感觉到自己是可以写出一点好东西来了。

那个下午，延部长花白的头发和闪亮的眼镜片，在办公室的墙上虚化成一幅模糊的画像，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那个时刻我忽而被深深感动——即使我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但我已懂得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虽然离开了北大荒，但我却永远走不出它广袤的地界，这个寒冷而边远的北方，已是我重新拥有而别无选择的第二故乡。

毕业后，我正式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那年我二十九岁。

一九七九年那个时候，在全国各省的作家协会中，吸收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去搞专业创作，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不拘一格的大胆提议，也曾经在省文联党组会议上引起过争论。在讨论决定我工作安排的会议上，延部长手中就拿着我一九七五年出版的那本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在桌上让各位领导传阅，用他后来的话说，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从一九七九年调入作协拥有了安心写作的时间以后，我很快发表了《夏》、《白罂粟》、《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一系列作品，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

那是我文学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辛勤的耕耘开始有了小小的收获，那些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对延老的那句话作了应答。

我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哈尔滨。初到作协时，文联没有住房，我曾天天到图书馆去工作。延部长夫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在他们外出看病期间，还曾让我住在他家里，与他的女儿丹妮作伴，好让我静心写作。《北极光》就是在一九八〇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写成于延部长家书房里的写字台上。那个静谧而严寒的冬季，窗外厚厚的积雪映衬着窗台上一盆艳红的扶桑花，给了我永久难忘的温暖。

一九八三年我结了婚，丈夫在北京工作，婚后我仍然还留在黑龙江省作协当我的专业作家。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经过去整整十七年了。如今孩子远在杭州，一家人户口分在天南地北，父母年迈，老家杭州遥遥无望。有时奔波于三地之间，劳累中不免心生怨气，想起延老当年为黑龙江文学事业作出的“英明决定”，颇有些怪他多事。他挽留这个，提携那个，费心费力地组建了黑龙江省文学创作队伍，可明明把我害苦了不是？

这样没良心的话，只是一念闪过而已。当着他的面，我是绝说不出口的。

一九七九年丁香花开的季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团省委，联合召开了全省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举办如此隆重的青年文学创作活动，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会议邀请了几位北京和外省的著名作家，其中有刚刚被平反改正不久的“右派”。他们在会议期间，对中国的改革和文学的发展，发表了真诚坦率而又敏锐的意见，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也十分强烈。

于是，会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会议结束以后很久，还有一些人对此事耿耿于怀，揪住不放，要追究那位作家以及会议组织者的责任。

那次会议当然是在延部长的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在我同延部长偶然而短暂的一些接触闲谈中，我知道他对于极左势力一贯深恶痛绝，他说他在十七年中也犯过极左的错误，痛定思痛，如今他以历史的教训为鉴，真心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

我作为那次会议省作协的参加者，虽然对于会议过程中的一系列麻烦略知一二，但无法得知延部长在会前会后所承担的巨大压力，还有高层领导对他的具体批评和责难。我只能感觉到他那段时间心情很不愉快。间或有消息灵通人士说，省里有领导公然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而延泽民是省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但延部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青年创作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体现和贯彻了党的思想解放路线。他拒绝检讨，因此他在省里的处境十分不妙，给宣传文化工作的改革实施带来了重重困难。时隔多年，如今那场风波已在历史的进程中烟消云散，只留下了许多疑问，供人深思；也在我脑中留下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老共产党员形象，如同北国荒原上挺立的老树，满身瘢疤和创伤，风风雨雨中依然伸展着枝叶，护佑着冰雪下的小草。

十年后，他在长篇小说《她在凌晨消失》中，对新时期开端改革与因循守旧之争的现实障碍与历史渊源，作了颇具胆识的披露和剖析。

那次会议以后，延部长就病了。是肺部的老病，结核性囊肿，发烧待查。

他在京郊的一所肺结核专门医院住了大半年。那时我正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曾用星期天的时间，好几次去看望过他的。有一次我买了一只西瓜，走了很远的路背去送给他，切开来一看却是生的。当时我难为情得满脸通红，他笑笑说看这个傻丫头，下乡这么多年，连个西瓜都不会挑，真该把你送回农场去再教育了。似乎为了让我不再沮丧，他说我给你唱个西北花儿吧，是我小时候放羊的时候唱的。他就自顾自地小声唱了起来，有腔有调的，真的还蛮有味儿，奇怪的是那些歌词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几十年过去了，他居然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那时我便惊讶他的好记性。又过了十几年后，他果然还把那些歌子都写进他的小说里去了。

病中的延部长，一如我认识他以后所见那样，总是乐乐呵呵、平静淡泊；踏踏实实地读书、安安心心地养病；那些官场的升迁与得失、文坛的荣辱与纷争，那些曾经辉煌的往事，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他心里都已被岁月和时间化解，成为人生旅途中留在身后渐渐远去的驿站，而他，还想要抓紧时间赶路，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记得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过：等将来我离休了，无官一身轻的时候，我也要写小说，我有好多好多故事可写哩，虽然比不过你们年轻人，可也差不到哪里去的。

那时我第一次明白，他藏于心底最深处的一个愿望，依然是文学。

那次病愈后，他便携夫人调来北京，在中国文联党组任职。

据说他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天，车站月台上挤满了自发来送行的人。都是他在黑龙江任职多年中交下的朋友，老老少少、作家演员干部工人，几百人的送行队伍，使得那一天的哈尔滨车站蔚为壮观。人们泪流满面，紧拉着他和雪燕的手依依惜别，舍不得他们走。我知道他心里也一定是不愿意离开这块洒着他心血的黑土地，他在黑龙江省整整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出出推陈出新的剧目、一部部反映边疆生活的中长篇小说、一个个在各次运动煞费苦心保护下来的老艺人老作家、一茬茬来自基层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作为一个党的文化官员，我想他应该可以无愧地说，他已为挚爱的民众和艺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生命中最宝贵最旺盛的岁月，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黑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