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本性难移呀。”刘仁哈哈大笑。
启民走过去打开窗户。一股春天黄昏里特有的温馨气息吹了进来,隐隐还嗅到飘散在空中的迎春花的香味。楼下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宽大的长衫在暮色中飘飘拂拂,脚步缓慢而又沉重,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步态。
门咚地一下被撞开了,人高马大的汪东河立在门口,把一个圆鼓鼓的包袱可劲一摔,那包袱皮球一般骨碌碌直滚到他的床下。
“是什么?”刘仁惊异地问。
“衣服。”汪东河硬邦邦地答了两个字,便一屁股在他床边坐下,顺便将那包袱往里面又踢了踢。
“衣服怎么往床底下放?”
“不放床底下放哪儿?是脏衣服。从明天起我要当洗衣妇了,给人家洗衣为生。”汪东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就用眼睛在启民和刘仁身上轮番扫视,观察这两个人的反应。
启民自然不愿招惹他,依旧靠在窗上,只把身子转过来,一副且听下文的神气。刘仁知道汪东河的脾气,也不便过多询问,只淡淡地说:“编目录编得厌烦了吧?换个事儿做做也不错。”
汪东河见启民没有反应,只好把挑衅的目光直对住刘仁:“从明天起,脏衣服的气味会充塞这间屋子,肥皂水会淌得遍地都是,碰上阴天下雨,衣服只好晾在屋里,抬头看到,睡觉看到,站起来更加要碰到,这种无聊的生活哲学你受得了吗?”
刘仁宽厚地一笑:“相信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不见得吧?你自己的衣服不是从来都送给别人去洗的吗?”
“不,也是从明天起,我决定自己来洗。”
一时间汪东河似乎无话可说。然而启民注意到他的鼻翼掀动得异常频繁,这是他心里火气没有发泄出来的标志。果然,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忿忿地说:“李先生组织了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帮子人天天在图书馆里晃来晃去,我实在受不了。我对那些人讨厌之极!”
“何必这样。”刘仁不以为然地望望他:“主义不同,信仰不同,这是各人的自由,你为了这个辞职不干,改做洗衣工去,不是可笑吗?”
汪东河双手抱紧脑袋,显得很烦躁也很痛苦。“我是可笑,对不对?你们都觉得我可笑,对不对?可我无法忍受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在我耳边高谈阔论。他们才真是可笑,那些口口声声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比我还要可笑。你看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昂的样了,仿佛社会主义是世间唯一真理。什么狗屁?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国家,要政府,要强权吗?有这三样东西,世界就根本不能进步,照旧是有人统治,有人被统治;有人享受,有人受苦;人和人之间完全不能均等。这不是根本上的社会主义,不是不是。政府是世间罪恶的根源,但凡政治存在,腐败和堕落就不能避免,人民就永远不能得到绝对的自由。我不要听那些人的夸夸其谈。居然李先生也在当中摇旗呐喊,更叫我不能忍受。怎么回事?那些人都是怎么想的?我搞不懂。”
“倒是我搞不懂你怎么想的。”刘仁不客气地说。“你信奉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照我看完全是幻想,是乌托邦。你们偏激得过分了。社会的发展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劳动者不得食,容不得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但是消灭国家消灭政府这不可能,绝对的自由也不可能。现代人不能回到原始的群居生活中去,正如你已经这么大了就不能再回到娘胎里去一样。”
“有强权就没有平等,你不能否认这个现实!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爬上统治者的宝座罢了。新的权力者会比旧的权力者更加凶残,更加贪得无厌,可恨的是你们还要打上‘人民’的旗帜,虚伪到了极处!”
汪东河说着说着就站立起来,一步步逼近刘仁,双手在他面前激忿地挥舞,显出一副情绪冲动的样子。刘仁熟悉了这位室友的脾气,并不吃惊。只是因为下午在中央公园已经跟人作过一番辩论,现在很是疲倦,不想再跟汪东河争执,就笑了笑,说:”今晚这是怎么啦?雷鸣电闪的,是气候变暖影响情绪?密斯特杨,你一向不参与任何政治任何主义,你应该给我们作个公正的裁决。”
启民笑了笑,两条胳膊向后撑开,手肘搁在窗台上,说不管信奉哪种主义,首先要让中国强盛起来,才能谈到其它。干吗不学学人家美国呢?美国是个最重实际的国家,人家没对这些主义感兴趣,可是偏偏就强盛得快,如今世界上谁敢欺负它?照我看,开工厂,修铁路,学习现代技术,才是第一要紧的事,其余都是空谈。”
汪东河从眼角瞥了他一下,哼哼着说:“典型的折衷主义。”
“瞧,又出来一个‘主义’了吧?”启民摊摊手,显得无可奈何。
随着春天的到来,学校也一天天变得振奋热闹。除了李大钊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又成立了“新闻研究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启民以为刘仁一定是“雄辩会”的成员,谁知他一转身却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忙着办夜校、办识字班去了。刘仁说他这也是受了启民的影响,要想为中国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学生当中有了消费公社、储蓄银行、食劳轩;有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造型美术研究社;音乐传习所是规模最大的组织,自琵琶、二胡以至钢琴、小提琴、小号、黑管各种西洋乐器,都聘有专人教授;想学骑术的有马让骑,想学武艺的有拳师来教;唱昆曲、摄影、围棋、象棋……但凡想得起来的活动,无一样不是有会有社,搞得热热闹闹。最出奇的是在一间大教室里,摆上若干个蒲团,推行一种“因是子”静坐法,任何人有兴致都可以进去打坐一番,尝尝修身养性的滋味。又有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以及“不饮酒,不食肉、不抽烟”为戒条的“进德会”,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发起人,一成立,入会的教职员多到五百人,把会长忙得不亦乐乎。
真是春天了呀,这般的闹盈盈,热烘烘,欣欣向荣!
这年北京的春天也格外和暖,往年到了这个季节,从内蒙古风沙刮来的黄纱便大发**威,铺天盖地一片浑浊,三尺开外不见人影,弄得人们干什么都没了兴致。这年春天很是例外,风沙稍稍刮过两次,刚把日头遮住便偃旗息鼓了。树木花草于是拼命生长,满城里一片翠绿,做巢鸣叫的鸟儿都比往年多了好多。
五花八门的社会集闭,真正是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了,是应该陪着“因是子”去静坐呢?还是陪着蔡校长不吃肉?学钢琴很时髦,练武功却更加过瘾,哪样对国家、对自己更加有利?风行一时的易卜生名剧《傀儡家庭》中,娜拉果断地离开海尔茂走出家庭,倒是痛快,可是她能走到哪里去呢?她如何维系自己的生活呢?是“读书不忘救国”还是“救国不忘读书”?是“回到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呢,还是“到民间去”?当真谈主义的是鹦鹉,是留声机,谈问题的才是博士?怎么博士也谈“实验主义”呢?究竟是“实验主义”好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好?
启民在一连串的问题面前徘徊不定,拿不出主张。他内心深处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兴奋,像竹笋要钻破土层一样跃欲试,急不可耐,那种渴求和希望竟顶得他心头发疼。然而自小养成的压抑和孤寂的性格又限制了他的行动,不让他为所欲为,使他不得不与这一切活动保持距离。他感到痛苦,小时候造成这痛苦的是他父亲,现在却是他本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性格缺陷却一时无法打破它。
热心的刘仁成天忙于社会活动,宿舍里除了睡觉难得见到他的影子。汪东河自从当了储蓄银行的“老板”之后就不再替人洗衣服了,近来又跟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吴雅晖有了交往,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们那班人因为主张不要国家也不要家庭,所以纷纷把自己的姓氏砍去,互相只称呼名字。汪东河也声称他不再姓汪,只叫东河,强迫启民这样喊他。偶尔大意犯了忌,他便不高兴,冷眉冷眼地望着启民,仿佛怀疑启民是故意捣蛋似的。启民一方面好笑,一方法又佩服他的真诚和敢说敢做。这样,启民便在相比之下越发痛恨自己的彷徨徘徊、优柔寡断。
暑假里,启民和刘仁结伙儿骑自行车到天津去。一是为了锻炼意志,顺便为自己的体格做个鉴定,二是准备搞一些社会调查,主要是了解民众疾苦。这事是刘仁竭力怂恿着启民干的。刘仁暑假里不打算回湖南老家,又闲不下来,便提出这么个有趣的事情。启民本来无可无不可,架不住刘仁那张嘴巴三说两说,也就说动了心,答应去了。
夏季的北京实在称得上一个有特色的漂亮城市。一处一处红墙琉璃瓦在绿叶丛里衬得格外华贵富丽,翘起的屋檐凌空飞跃,动感强烈,蓝天白云中如展翅的大鸟。槐树榆树杨树一律披散着湿发,朝着路人投出一个一个绿色的微笑,精灵一般。启民和刘仁各自蹬一辆英国造自行车,从卢沟桥过丰台再往南行。大路平坦而且空旷,他们沙沙沙蹬得飞快,觉得这种日子又诗意又自由,于是就想起了游**世界的吉卜赛人。当时自行车在北京还是少见的稀罕物,在郊区和农村更是出奇,一路上引得两边割草玩耍的孩子们大呼小叫,撒开脚丫子追着自行车奔跑,一边抓起石子或者泥块向他们扔去。他们回头对孩子们扮个鬼脸,又故意把车子蹬得东扭西歪,孩子们越发得意洋洋。等到众多的泥块草根呼啸着飞上来的时候,两人却互相丢个眼色,脚下猛一使劲,自行车哧溜一下子冲出好远,早过了孩子们的投掷范围,把他们气得嗷嗷直叫,于是启民一手扶车把,一手把大拇指和食指圈起放进口中,快活地用力一吹,吹出一声响亮的唿哨。
路过一个小集市的时候,两人眼睛往四下里一瞥,就见到路边有个卖甜瓜的木头架子车,卖主是个十六、七岁的梳大辫子的姑娘,粗眉大眼,笑模笑样的,挺讨人喜欢,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了车,会意地一笑;站到她面前去了。
“怎么卖呀?”
“三子两!”姑娘殷勤地回答,一边就伸手替他们拣出两只皮色金黄的瓜来。“尝尝吧,不甜不要钱。俺自家地里种的,使得都是圈肥,吃口好着呢。”
“来两个吧。”刘仁摸出几个铜子,扔在她的车上。
“要去皮吗,您二位?”姑娘望着两人的那身打扮,犹豫起来,仿佛不知如何侍候这两位穿着时髦的买主才好。那天两人都穿的是白帆布西装裤,启民是一件泛了黄色的杭绸褂子,刘仁则是灰色的柞丝绸衬衫,都戴了白色凉帽,的确是又时髦又阔气。
“不用了。”启民看到车上备有一桶凉水,就把两只甜瓜放进去洗了洗,递给刘仁一个。自己手里的那一个,他掏出手绢擦擦水,又放在鼻子上面嗅一嗅瓜的香味,“咔嚓”咬了一大口。
姑娘笑了起来。她觉得两个买瓜的少爷挺逗,一点儿也不想到应该做出点斯文的样子来,倒跟那些拉车赶驴的粗人差不多爽快。
“家里没有兄弟什么的吗?怎么叫你出来卖瓜?”刘仁边吃边问。
“三个妹妹两个弟弟,都小呢。”
“父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