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要忙地里的的营生,哪顾得这个!”
“日子过得还好?”
“凑合着呗!您问这个干啥?”
“随便问问。”
“敢情!”姑娘伶牙俐齿地反击他:“您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呀,打问这些!”
“他是学法律的大学生,未来的律师。”启民替刘仁介绍说,“他想搞点社会调查,收集一些资料。”
“啥?”姑娘不经意地说,“俺只想多卖几个瓜钱。”转身又去招呼别的买主去了。
启民和刘仁对视一眼,笑了笑。刘仁说:“看来我们这一趟出行很难有收获了,调查对象不予合作!”
“再走走看吧。”启民说。他本来对这件事不算特别热心,此刻上了路,却又觉得无论如何要有点收获。他是个喜欢把事情做到底的人。
两个人一手抓着甜瓜,一手推着车子,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走了一圈。卖东西的人寥寥无几,也就是些瓜果菜蔬,乡里土产一类。很少几个人在讨价还价,为一两个铜板争执不休。昨夜一场暴雨,地上积了一汪一汪雨水,人走车辗,留下遍地腐烂的菜叶和牲口粪便,太阳一晒,臭烘烘难闻。靠马路的那块高地,被一个卖大力丸的摊子占住了,摊主赤了膊,露出一身黑得发亮的腱子肉,正将肚皮拍得啪啪山响,嘴里连说带唱,一副泼皮模样。一群光屁股孩子围住几个唱凤阳花鼓的叫花子,第一个上场开唱的竟是个瞎了眼睛的老头。“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老头衣衫褴褛,嗓音沙哑,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直瞪瞪对着天空,半天也不见转动一下。同伙的几个人木头桩子一般站在旁边,脸上不带一丝表情,仿佛陷入一种肃穆的冥想中似的。
“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刘仁问启民。
“同是人类,此刻在巴黎伦敦纽约那些地方,盛大的酒会舞会或许正在**,豪华的服饰和场面是我们想也无法想的。”启民说。
“所以呀,患难的中国走向何方,是如今每个年轻人都要思索的问题!”
启民摆摆手,不让刘仁说下去。旅途中大谈政治前途什么的,他觉得过于严肃了,会破坏兴致。
从北京到天津,坐火车只要两三个小时,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却花了三天。第三天傍晚,眼见得天就黑下来了,离城里还有不少路程,他们又累又热,便打算找个地方住一晚再说。
恰好前面就有一座青砖白墙的建筑,两个人以为是客店一类,走过去一看,门口挂的牌子却是一所修道院的慈善机构:育婴堂。
“哈,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启民又好气又好笑。
“既来之,则安之。混进去住一晚再说。”刘仁兴致勃勃。
启民吓唬他:“别让修女把你当人贩子捆起来。”
“我这样子,像吗?”刘仁指指自己的打扮,颇有几分自得地说。
玩笑归玩笑,事实上天已晚了,他们也实在是疲惫不堪,看起来附近又没有什么可以投宿的地方,只好决定进去碰碰运气。
大门是关着的,他们支好车子,就走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模样还算随和的英国女人,褐黄色眼睛,眉毛淡得发白,面孔红润得要往外渗血。
“哈罗!”刘仁笑嘻嘻地用英语招呼她。
英国女人立刻显得热情了许多,很客气地问他们有什么事?刘仁就说明他们是北大的学生,骑车旅行到天津,路过这里,想借宿一夜。
“哦,我想我该去问问院长嬷嬷才行。二位稍等片刻可以吗?”
“那当然。”刘仁说。
英国女人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没忘记把门又关紧。启民和刘仁无可奈何地靠在门口,一边一个,相视而笑。
“这个可恶的老处女!”刘仁笑着骂了一句。
“别这么说,人家对你不是挺客气吗?”
“什么客气?无非看我们能讲几句英文罢了。要是穷苦百姓来,你就看她们那脸色吧。”刘仁自嘲地说。
“这没办法,谁叫人家是强国?说来说去还怪我们不争气,好好的地盘让给人家去占。”
正抱怨着,门又开了,那个胖胖的英国女人很客气地请他们进去。
“是院长同意了吗?”启民问她。
“是的。院长玛丽小姐还想见见你们。”
“哦!”启民对刘仁撇撇嘴。
玛丽小姐是个五十多岁的,猛一看几乎辨不出性别的女人。她身材高大,胸脯扁平,脸上线条硬得十分严厉,总是一副不苟言笑、沉思默想的模样。见了启民和刘仁,她仅仅是出于礼貌的问了他们这一路的情况,以及有关北大的一些人所皆知的事情,就再也不打算说些什么了。启民和刘仁于是赶紧告辞出来。
“这才是个可恶的老处女呢。”
刘仁捅捅他的手:“当心!这些修女大概都懂中国话的。”
启民吐吐舌头,望一眼挺着胸脯走在前面的英国女人。她正领他们到住宿的房间去。
一路上看到不少育婴堂里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三四岁,一个个虽说穿得还算整齐,却是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望而知是极度的营养不良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