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王映霞 做自己的女神（第2页）

被这样举世闻名的才子追求，加之对他才情的仰慕和一点少女难免的世俗虚荣之心，王映霞终于在他的爱情攻势下动心了。

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次年在上海正式结婚。

女神终于走下神坛，走进了他的生活。

婚后，两人前往上海居住。开始的日子是拮据的，郁达夫还有一些外债。房屋是空****的，又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新家具，他们只好去租借，也仅仅租用些生活必需用品而已。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让她心生抱怨，对于婚姻和家庭，她以百分百的热情投入其中，用心经营。

从未操持过家事的她学会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她不喜欢借钱，更不愿意欠钱，想办法把他的外债都还清。

她放下贵族小姐的身段，开始学习自己做家务，学会提着菜篮子在拥挤的菜场里讨价还价，在烟气燎人的灶台面前洗手做羹汤。

“有情饮水饱，知足菜根香。”有爱情的时候，那些困难都微不足道。

他会把新写的文章拿给她一起分享，她家务有进步的时候，会得他一句俏皮的称赞。窘促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蛮有情趣。很快她便烧得一手好菜，还学会了他最爱的日本酱汤。

他身体虚弱有肺病，都靠她悉心照料。她特意托母亲从杭州带来七八斤重的旱地鸭子，一连给他吃了十几只，鸡汁、甲鱼更是每顿必备。

他爱买书，往往没有节制，她也总是能未雨绸缪，事先存下家用。为了家庭，她甚至亲自抛头露面，上门讨要版税。

她把家庭布置得温馨怡人，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却没有让自己沦落成黄脸婆，出门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穿着讲究。以至于她和郁达夫一起的时候，曾被人误认为两人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和随从。

1933年，两人离开上海前往杭州生活。在杭州，郁达夫倾其所有，建造了“风雨茅庐”作为两人的居所。为了还债，他努力写文章挣钱，为他们的小家添砖加瓦。

对一个女人来说，“名士”“才子”“爱国作家”等这样的称号，在婚姻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她生活的，不是那些，而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丈夫”。

当女神变成了人妻，“神”的光环褪去，也不过是个寻常女子。她要的是安全感，要的是她投入感情的回报。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婚姻便开始有了裂缝。

她的安全感来自一个名分。虽然和郁达夫订婚了，但是却是迟迟不见他和原配离婚，她便也将婚期一拖再拖。

而在他们订婚后不久，郁达夫在1927年9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日记九种》，将对王映霞的追求和两人相处的种种细节公布于众，这一切她毫不知情。而他之前曾经答应过她，日记绝不在生前发表。

连接过几次吻这样隐秘私人的事情都被呈现于大众眼前，他们的恋情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并非她所愿意的。

这种单方面的突然公布，让她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似乎是在宣布他的私有权，更像是借着众人之力，将她锁定在他身边，再无退路。

爱情沾染了世俗之尘，难免落入鸡毛蒜皮的窠臼。

郁达夫生性浪漫，爱呼朋唤友聚众对酌、痛饮狂歌，或青楼买醉，眠花宿柳，或醉倒在自家弄堂口的雪地里。她委屈心痛、牵肠挂肚，又担忧他的身体，他却毫不在意。约束得多了，他竟然动辄离家出走。

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孙荃曾声明宣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终归没有正式离婚。在她的心里，她是很看重那一张婚书的分量的。生活得越久，对那个名分越是敏感。

而当她每每提起来，却让他越来越心烦。在他看来，有爱情就够了。

在郁达夫的诗里，他将她比作苏轼的妾室朝云，还以白居易自居，将她比作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在郁达夫母亲的寿诞上，婆婆索性以偏房待之，冷脸相对。

这些有意无意的轻视，在她的心中扎下了一根刺，时不时跳出来刺痛她。

1932年郁达夫再一次突然离家出走，若不是表姐相告，王映霞还不知道他回老家看望他母亲和前妻。虽然前妻对他恨意满怀，并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但在王映霞看来，这无疑还是一种欺骗。

一场争吵过后，在她的压力下，郁达夫写下了“版权赠与书”，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实际上，物质的保障不过是对脆弱神经的一点补偿而已，作用有多大，她怎么会不心知肚明？

他们平静的生活也逐渐被慕名者络绎不绝的拜访打乱，婚丧嫁娶、满月寿诞，都会接到邀请，她疲于应付。

为了不失颜面，她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性格活泼外向的她，是天生的交际家。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和戴笠，也因此给她招来了许多风言风语。

她成了社交明星，而他却是不希望女子太能干的旧式文人，其中的摩擦渐渐将婚姻割开一道道看似微小的伤口。等到再回头时候，赫然发现这段婚姻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

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福州，这也是为了家庭生计的考量。而王映霞和孩子则留在了杭州。

郁达夫为抗战四处奔走，使得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空间的距离让人怀念的同时，也让猜忌落入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