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生性敏感多疑,这时候满天的流言袭来,他也未能招架住。于是无休止地争吵、怀疑,终将十年的夫妻之情消磨殆尽。
接着他又无意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虽然她一再解释是为了促成许绍棣和孙多慈的婚事的正常往来书信,但他却一口咬定是她红杏出墙。
王映霞因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满腔怒火的郁达夫不仅在她的纱衫上用毛笔写上“下堂妾王氏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后来经朋友做证王映霞的去向,又在郭沫若等的劝解下,王映霞才又回到了家中。
为了得到她的原谅,郁达夫又再次登报声明:“达夫因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王映霞女士,并全找寻启事,诬陷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然而曾经的裂痕,不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粘补牢靠的。更何况那谣言尘嚣直上,甚至当听说王映霞和许绍棣同居的消息,正在外地的郁达夫干脆发电报到王映霞那里求证。
她对他寻花问柳的癖好并未多加指责,他却一再地对她的忠贞产生怀疑,怎么能不叫她气恼?加之因为版权转让的问题,郁达夫对她偏见日深,认为她是看中金钱和权势的拜金女子。
王映霞赌气索性写信给他:“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多听些人言!”
1938年,两人带着长子到了新加坡,而这次新加坡之行,之前她也并不知情。他一手操办好护照,便叫人接他们母子,完全没有商量,王映霞也对此心生不满。
作为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喜欢社交,也想做些实事。《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原因就是他不喜欢她抛头露面。
这种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使得她最终对婚姻绝望了。虽然远离国内的人事纷争,但争吵并无止息。
直到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号上发表《毁家诗纪》,两人终于走向了陌路。
且不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真的出轨,单就这样的做法,也完全不是想要继续过日子的态度。
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一文里的看法更公允些:“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1940年,两人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
大约于世人来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当看腻了的枕边人潇洒转身而去,才突然发现,原来她是那样好。
他又写诗:“愁听灯前儿辈说,阿娘真个几时归。”与其说是孩子在问母亲的归期,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想问。
但她离开了,便不再回头。
她的隐忍克制并没有消磨了她内心的筋骨,离婚启事也干净利落:“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这个生过五个孩子的女人,并没因为“弃妇”或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而顾影自怜或自甘堕落。她飞往重庆,用仅有的钱做了旗袍、大衣,不管怎样,她都要漂亮地站到世人眼前。
在重庆,她拒绝了文化圈的工作,到保育院做了保育员,照顾战争中的孤儿。后来经人介绍,先去了军委会特检处工作,后又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
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她又成了社交界的宠儿。她不仅当上了时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的干女儿,更得到了当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延的有意提拔,请客吃饭总将她带在身边,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婚。这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不仅包容了她所有的过去,更给了她一个盛大而瞩目的婚礼。
婚礼轰动了整个重庆,道贺的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外。
当日贵客盈门,商界、政界、演艺界名流云集,连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前去拍摄了相片。
她找到一个真正将她捧在手中呵护的男人,也全心以报。他们育有三个儿女,家庭和睦,相互扶持一同走过四十年风雨。他们挨过最困难的日子,被抄家、被批判、被罚去弄堂扫地,儿女特意叮嘱要他们坚强,不要自杀。而她每次被拉去批斗后,他总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她暮年所作的自传中,她中肯地提起她的两段婚姻:一个给了她名气,而另一个给了她后半生的温暖。关于从前,所有的爱恨到最后都成了心头深深的怀念。
可以说,每个被丈夫看腻了的女子,都曾是别人的女神。而真正的女神,不只是外表上的美丽,更是心底的淡定从容。
是被褒扬时的不张扬,被贬低时的不惊慌,能在挫折里成熟。懂得世故却不势利,懂得付出也懂得放手,能够放手却懂得不放弃。
而无论做谁的女神,都不如做自己的女神。哪怕被生活揉捏得鼻青脸肿,也能扑上一层粉,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披甲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