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如此,他的道德学问就誉满天下,各国诸侯都争着以高官厚禄礼聘他,他却一概拒绝了。有人问其故,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坚持原则,直道事人,到他们那儿还不是一样的连降三级。如果要枉道事人,我在自己祖国就能升官,要外国的官做什么呢?
跟谁在一起混,他无所谓,不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的。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赤身露体站我旁边,又怎么能沾染我呢?”
圣之清者,是清高狷介,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跟柳下惠相反,代表人物是伯夷,伯夷呢,严于持己,眼睛不看非礼之色,耳朵不听非礼之声。其处世任事,则择君而仕,择民而使。不是可事之君,他就不给他做官;不是可用之民,他也不领导他们。朝有横暴之政,野有横蛮之民,他就不住在这样的国家,唯恐连累了自己。和粗鲁的乡巴佬相处,他就像朝衣朝冠坐在泥土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唯恐玷污了自己。在纣王横暴的时候,他就洁身远去,避居到北海之滨,以待清明之世。
武王伐纣,伯夷认为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竟然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成了中国历史清高圣洁不妥协的原型人物。
所以,圣之任者和圣之清者,都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决不妥协。圣之和者呢,就是有一点算一点,达不到的都可以妥协。
还有第四种圣人,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当时齐景公跟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孔子马上决定离开。决定走的时候,随行的人正在淘米做饭。吃完饭再走呗?不,把米捞起来,漉干水就走!
而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因为鲁定公接受齐国女乐,不理朝政,疏远孔子。孔子要离开鲁国,但又非常留恋,希望鲁定公醒悟,来追他回朝,一步三回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
所以孔子处世,不拘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以退而自处,也可以进而出仕。
所以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舍我其谁,毅然担当。柳下惠是圣之和者,量容天下,视天下无不可之人。孔子是圣之时者,变化推移,顺应时势。
用四季来比方,伯夷是冬天,伊尹是夏天,柳下惠是春天,而孔子春夏秋冬无时不宜。
回过头来,我们看司马孚的遗言,他说自己:“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诸位!他是自比为孔子!四种圣人,他说了三种他做不到,没说第四种,那么他是按孔子之道来行事的了,“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就是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那么,他这个自我鉴定恰不恰当呢?我认为是恰当的。儒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做圣人,怎么做圣人呢,古人传下的心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我都想一想,如果是圣人,他会怎么做?比如送客,孔子的标准,就是站在门口目送客人远去,客人走几步会“顾”——回头——说:“回去吧!”孔子也招手,但是不回去,继续目送,一直到看不见了,客人不回头了,“客不顾也”,才转身进屋。
我们送客人的时候,客人上了车,你不要转身就回,一直要目送到他的车看不见了,再转身。那么,在送客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圣人了,因为即使是让孔子来送,他也不过如此。
我端茶倒水的时候,扫地清洁的时候,应事、接物、待人的时候,每件事我都把孔子代入,想想他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到即使他来做也不过如此的地步,那么,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就是圣人了。这就是“圣人速成法”,立地成圣。以此类推,一直推到国家大事。
如果孔子在司马孚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做法和司马孚差不多。废黜皇帝,甚至取而代之,他反对,但是他不会阻挡,因为他知道自己挡不住,你们实在要干,他也无可无不可,只是他不参与就是。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圣之时者不跟人死磕。
最后说“夷”是不是也可能指管夷吾——管仲。我认为绝不可能是管仲。自比管仲、乐毅,那是诸葛亮;而魏国的管仲,是司马懿。司马孚如果说我没能做到管仲,那就是跟司马懿谦让退避的态度了。管仲跟司马孚没关系。不伊不周,不夷不惠,伊尹、周公是指国君废立之事。伯夷、柳下惠是指他既不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也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司马孚的人生抉择,跟是不是管仲没关系,而跟是不是伯夷关系很直接。司马孚不是伊尹、周公,也不是伯夷、柳下惠,那就是孔子了,做不到就做不到,无可无不可。
《资治通鉴》三百多万字皇皇巨著,要译成白话,难免会有错误,我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前人的版本,看到很多错误,有的是对古文的翻译问题,有的是对历史背景、语境和思想的理解问题。我想,前人都犯下那么多错,我这本书的错误也在所难免,用孔子的话来说,也留下阙疑,以待后人指正。
4皇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皇甫陶与皇帝争论,散骑常侍郑徽表请治皇甫陶的罪。皇帝说:“忠诚正直的言论,想听还怕听不到,郑徽越职妄奏,岂是我的本意。”于是将郑徽免职。
5夏,汶山白马胡侵略其他部落,益州刺史皇甫晏准备征讨。典学从事(掌一州之学政)、蜀郡人何旅等进谏说:“蛮夷相互残杀,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算不上什么大患。如今盛夏出军,又将到雨季,一定会发生瘟疫,最好等秋冬季节再说。”皇甫晏不听。胡人康木子烧香说出军必败,皇甫晏认为他沮丧军心,将他斩首。
行军到了观阪,牙门将张弘等认为汶山道路险阻,又畏惧白马胡,于是乘夜作乱,杀死皇甫晏,军中惊扰,兵曹从事、犍为人杨仓勒兵力战而死。张弘于是污蔑皇甫晏,说皇甫晏要带他一起造反,他将皇甫晏斩首,将首级送到京师。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正因母丧居家,接到消息,直接到洛阳,力争皇甫晏绝不可能造反。
张弘等纵兵抢掠,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人王濬说:“皇甫晏一介书生,他造反图个什么!况且广汉与成都近在咫尺,却属于梁州,朝廷如此安排,就是为了扼住益州的脖子,防止今天这样的事变。如今益州有乱,正是本郡之忧。张弘是个小角色,不能服众,应该即刻征讨,机不可失。”
王濬想要先向朝廷请示,李毅说:“杀主之贼,罪恶尤大,应该不拘常制,还请示什么!”王濬于是发兵讨伐张弘。朝廷下诏,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王濬攻打张弘,将其斩首,夷灭三族。朝廷封王濬关内侯。
当初,王濬为羊祜参军,羊祜对他极为了解。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说:“王濬为人,志大奢侈,不可让他独当一面,应该有人约束他。”羊祜说:“王濬有大才,能借此实现其欲望,这样的人就可用。”将王濬调任车骑从事中郎(羊祜为车骑将军)。王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蛮夷都归附他,后来又升任大司农。当时皇帝与羊祜密谋伐吴,羊祜认为,伐吴宜借长江上流之势,秘密上表,留王濬仍任益州刺史,让他训练一支水军。之后,又任命王濬兼任龙骧将军,监益州、梁州诸军事。
朝廷下诏,命王濬撤销屯垦部队,调士兵大事建造舟舰。别驾何攀认为:“屯田兵不过五六百人,造船不能迅速完成,后面的船还没造成,前面造的已经朽烂了。应该集结诸郡兵一万余人造船,一年就可完成。”王濬想要向朝廷汇报申请,何攀说:“朝廷一下子听说要调一万士兵,一定不批,不如独断专行,即便朝廷到时候阻止,我们已经开工,也阻止不了。”王濬听从,命何攀典造舟船器仗。于是建造大舰,长一百二十步,可装载二千余人,船上建起木楼,瞭望台,四面开门,船上可以骑马往来。
当时造船产生的木屑布满江面,顺流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吴郡人吾彦,把漂下来的木屑展示给吴主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应该增兵建平,防守冲要。”孙皓不听。吾彦于是自己建造铁链,横断长江。
王濬虽然奉诏募兵,却没有虎符,广汉太守、敦煌人张[imgalign="bottom"alt=""class="rareFont"srages092539607753。jpg"]直接逮捕王濬派去的从事,列出罪状,上报朝廷。皇帝召张[imgalign="bottom"alt=""class="rareFont"srages092539617396。jpg"]回京,责备说:“为何不上密奏,就直接逮捕从事?”张[imgalign="bottom"alt=""class="rareFont"srages092539617889。jpg"]说:“蜀汉绝远,刘备靠此成就帝业。逮捕一个从事,我还觉得动手轻了。”皇帝赞赏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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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暨说王濬“志大奢侈,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羊祜说:“濬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这一段很值得玩味。王濬有三大:志向大、欲望大、才能大。羊暨认为要压着他,羊祜恰恰认为应该让他放飞自我,可以大用。
我们的道德标准里,往往把无欲无求作为美德,但是,一个人如果无欲无求,他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一个人志向大、欲望大、才能大,他就会拼命干,有创造力地干,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领导用人,最怕他没欲望。因为没欲望,就没斗志。所以,华为公司说:“基层要有饥饿感,中层要有危机感,高层要有使命感。”在高层,物欲已经满足,或者说,为了更大物欲去奋斗,收获已经值不回代价了,只能靠使命感去激励他们了。
在好多公司,高层干部没有斗志,安享富贵,又不能把他们撵走,这已经成为公司最大的危机。乔布斯说,要“Stayhungry,Stayfoolish”,被翻译成“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是巨大的错误,翻译家讲究“信、达、雅”,“雅”就是最大的祸害,因为“雅”,就要加工,一加工,就丢失了本意。乔布斯的话,可直译为保持饥饿,保持愚蠢。舜好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啥都问别人意见,这就是保持愚蠢。而保持饥饿,跟求知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华为说的饥饿感,永不满足,保持欲望,因为欲望才是最大动力。
一个人如果不想挣钱,也不在乎是否升职,你真不知道怎么用他了。
6十八日,大赦。
7秋,七月,任命贾充为司空,他的侍中、尚书令、领兵等职权如故。贾充与侍中任恺都被皇帝宠信重用。贾充想要专权,排挤任恺,于是朝中大臣各有所附,朋党分裂,有的跟贾充,有的跟任恺,派系繁杂。皇帝知道了,在式乾殿召贾充和任恺一起饮宴,对他们说:“朝廷应该团结,大臣应该和睦。”贾充、任恺两人各自下拜谢罪。之后,两人发现皇帝已经知道他们不和,却并没有责备,更加无所忌惮,表面上相互推崇,而内心相互怨恨更深。贾充于是举荐任恺为吏部尚书,任恺不任侍中,见皇帝的机会就少了。贾充就与荀勖、冯紞乘机一起诋毁他,任恺由此得罪,被废黜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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