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河看了那颗红灯一眼。
"我兜里有封信。"他说。
"什么信?"
"辞职信。"
沈叙的呼吸停了半拍。
"我那天早上写的。"赵长河说,语速依然很慢,但话开始连成串了,"跟站长请了假,说下午有事。我六点四十到,等她下班,我打算跟她一块儿走。"
"一块儿走。"
"她要去南边。我跟她说我也去。"他停了一下,"她说不行,说我这工作多少人抢,扔了可惜。我说可惜什么。"
"她怎么说?"
"她说,那你别跟我一块儿走,你就把车开慢点。"
沈叙的手指在笔记本边缘捏出了印子。
"让我把车开慢点。"
这句话他听了三遍。从周淑兰嘴里、从赵长河嘴里、又从赵长河嘴里。三遍都是残缺的,因为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恋人临别时的撒娇。
不是。
那是在拒绝他跟着一起走的同时,给他留的一个位置——你开你的车,我坐你的车走。你送我到你能送到的地方。
"她的意思是,"沈叙很轻地说,"她要坐您的末班车走。"
"嗯。"
"那三个小时您在干什么?"
赵长河没有回答。
沈叙换了个问法——不问行为,问位置。这是他的老办法。
"您在哪儿等的?"
"三号站台。"赵长河说,"最东头那根柱子底下。风小。"
"您站着还是坐着?"
"站着。"
"三个小时都站着?"
"嗯。"
"三号站台看得见纺织厂那个方向吗?"
赵长河的肩膀动了一下。
"看得见。"他说,"过了马路,再往东,有一排白杨树。下班的人从树底下过来,远远的一片,看不清脸。"
"所以您一直看着那排树。"
"嗯。"
"六点半下班,走到车站要多久?"
"骑车十分钟。走路半个钟头。"赵长河说,"她那天没骑车,她车前一天坏了链子,我给她修的,没修好。"
沈叙的笔停了一下。
这就是真的。
一个人回忆二十七年前的一天,能想起来的往往不是那件大事,是"她车链子坏了""我没修好"这种毫无用处的边角。假的记忆不会长出这种东西——它们太没有意义了,编不出来。
"所以您从六点半开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