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你是我的下一集（第1页）

后来呢，除了长期安防设备工作上的合作有交流，周杨和柳然偶尔能碰面，慢慢地就熟悉了，配合也很得当。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第一面的印象不坏，后面的熟络往往比想象中快得多。况且他们俩都不是虚头巴脑的人——一个是在部队里待了五年，说话习惯了一是一二是二；一个是泡在实验室里的博士，每天跟数据和论文打交道，没工夫也没兴趣绕弯子。真诚遇上真诚，效率是很高的。

头一两个月是密集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周杨带着施工队在实验室里布线、装传感器、调试监控角度，柳然这边一有实验就提前通知他们避开时段，两边配合得严丝合缝，连实验室的梁教授都夸了一句“这次的安防团队比上次靠谱”。周杨听到这话，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偷偷得意了好几天。

偶尔，柳然会在他蹲在地上接线的时候，给他带一杯咖啡。实验室茶水间里胶囊机打的那种，装在一次性纸杯里，她路过的时候顺手搁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也不叫他，就搁在那儿。周杨抬起头看到那杯咖啡，再抬头看，她已经走回工位上了，白大褂的衣角在转角处一闪，像一只白色的鸟收了一下翅膀。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没放糖，苦得他皱了一下眉头，但他还是喝完了。下次她再放，还是没糖。他也还是喝完。后来他习惯了那个苦味，甚至觉得实验室的胶囊咖啡比楼下便利店的刷锅水强多了。

从那儿以后，他们聊天的内容就不再只是设备排期和施工进度了。周杨会问她量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猫可以又死又活。柳然想了好一会儿，想用什么样的话能让一个没学过高等物理的人听懂。最后她说：“它就像你刚才敲墙。在你敲之前，墙里的回响是好几种可能性叠在一起的，空的、实的、半空半实的。敲下去那一刻，可能性塌缩了，变成唯一的答案。”周杨说那我天天在塌缩。柳然笑了一下，没有声音，眼睛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对，你天天在塌缩。”

他们也聊各自来上海之前的经历。周杨讲阿勒泰的冬天有多长，讲测绘分队翻山越岭扛设备，讲零下四十度怎么把睫毛上的冰碴子揪下来。柳然听得很认真，偶尔追问细节——比如“你们在野外怎么校准设备？”或者“高海拔地区GPS信号会不会有延迟？”——问的问题很专业，完全不是一个物理学博士的客套。周杨有点意外，说你怎么什么都问。柳然说我从本科起就没离开过实验室，但你们看过的那些山，也是地球的一部分，是量子力学的实验场。周杨愣了一下：“你这句话，我得消化一下。”

轮到她讲的时候，她会讲北大的冬天，讲物理系的暖气总是比别人早来一周，她和室友们把橘子皮放在暖气片上烤，整个宿舍都是橘子味的。周杨说你们女博士也烤橘子皮？柳然说女博士也是人，冬天也怕冷，也想闻橘子味。周杨笑了，说那你可太不像‘第三种人’了。她没听过这个老梗，他解释了半天什么叫“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柳然听完认真地皱了一下眉头：“这个说法不严谨。分类学的第一原则是互斥，男人和女博士明明有交集——男人也可以是博士。”周杨看着她一本正经地用学术逻辑解构一个笑话，差点笑岔气：“行行行，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他们偶尔也会聊吃的——因为聊工作总不能聊一辈子，但吃饭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周杨问柳然：“你感觉你们园区食堂好不好吃？”

她说：“还行呢，就是有点儿甜。”

周杨说：“你不是北京人吗，北京人也嫌甜？”

柳然说：“北京人又不是上海人，我们吃炸酱面，不甜。”

周杨说：“巧了，我们河北人也不甜。”

两人就这么把‘不甜’当成了某种北方人的身份认同，偶尔在园区碰到，周杨会跟她汇报今天食堂的红烧肉放糖了，柳然会回一句“下次我带你去吃复旦那边后面那家饺子馆，有大蒜你自己拿”。那家饺子馆后来他们去了很多次，每次周杨拿大蒜的时候柳然都说：“太多了你等会儿还要开会呢。”周杨说：“没事儿反正你也开会，谁也熏不着谁。”柳然想了想说也对。

有一回，周杨调试完设备正好是午休时间，坐在实验室外面的长椅上吃盒饭。柳然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端着从食堂打回来的饭，看见他就坐下来了。她平时吃相很斯文，但那天大概是真的饿了，吃了好几口才发现他在看她，筷子停在嘴边。

“你看什么呢。”

“我在想，”周杨放下筷子，难得认真地说，“你们搞物理的，是不是对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柳然没有马上回答，把嘴里的饭咽干净了才开口：“差不多吧。但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答案。”

周杨问：“什么事是没有答案的呢？”

柳然想了想说：“比如为什么我每次着急过来对接，你都在吃盒饭。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概率。”

周杨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鸡腿饭，又看了看她盘子里一模一样的同款鸡腿，然后把盒饭盖盖上，用很慢的语速说：

“根据我多年的勘测经验，中午十二点出现在食堂的同一个人，会在五分钟之后出现在同样的打饭窗口。我只是比你多走了一条走廊的时间。”

柳然听完沉默了一下，然后突然笑了，很轻很短，像是自己都没预料到的一个喷嚏。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这个笑话并不值得笑成这样，但笑已经跑出来了就收不回去了。她低下头继续吃饭。周杨也继续吃。

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加班到很晚，实验室的设备做最后的联合调试，柳然那边正好也在赶一个数据节点，两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忙到十点多。出来的时候园区里基本上没人了，路灯很稀疏，秋天的夜风凉得刚刚好。

周杨说饿，柳然说我办公室里有饼干。他们就坐在实验室外面的长椅上，分一包苏打饼干。天上的月亮很大，是那种上海不多见的澄澈夜晚，大概是刚下过雨，空气里的尘埃被洗掉了。

柳然仰着头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我妈以前跟我说，月亮最圆的时候，人许的愿最灵。”

周杨说：“那你许过吗。”

柳然说：“小时候许过，后来觉得没什么用，就没再许了。”

周杨想了想，说：“那你现在许一个，没用也不亏嘛。”

柳然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月亮，嘴唇动了动，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饼干渣，说：“走吧，明天还有实验。”

周杨没问她许了什么。但他后来一直在想——虽然她说什么都没许，但那个沉默的长度，一定够许一个很长的愿。

从那以后，周杨发现自己对接完工作回去，会不自觉地想起她说的某句话。比如开车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早上冲咖啡的时候，某些碎片会自己冒出来——她说实验室里的气味很像她小时候姥姥家厨房后面晾草药的那个角落、她特别喜欢上海的行道树因为和北京一样都是法国梧桐、她博士论文答辩那天紧张得把U盘忘在了宿舍，于是穿着高跟鞋从交大闵行跑到剑川路又跑回来脚后跟磨了两个泡。这些碎片和他的军旅记忆毫无关联，但它们就是住进了他的脑子里，像一群不请自来的房客，他也没想着赶它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