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兰在北京的第一个学期,变化很大。
变化是从内到外的。先是说话变了。她刚来的时候,满口关中话,一张嘴,一股子渭河边的土味。宿舍里的同学笑话她,说她说的话像唱歌,一声三转。她有些不好意思,开始学着说普通话。她跟着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学,跟着同学学,跟着老师学。她学得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发音。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得别扭,舌头打结,说出来的话,自己听着都好笑。可她没放弃,每天都练,练了一个多月,总算能说出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了。
然后是穿着变了。她刚来的时候,穿着她妈给她做的花布衫,蓝布裤子,黑布鞋,在校园里走着,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农村来的。她自己也觉得别扭,觉得跟周围的同学不一样。她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去王府井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蓝色的卡其布裤子,一双白色的球鞋。她穿上新衣服,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觉得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她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可就是不一样了。
再然后是吃饭变了。她刚来的时候,吃不惯北京的饭菜。北京的饭菜偏咸,偏油,跟渭河边的清淡口味不一样。她吃了半个月,慢慢习惯了。后来,她跟着同学去吃西餐,喝了咖啡,吃了面包,还吃了沙拉。她开始觉得,这些东西也没那么难吃,甚至有些还挺好吃的。
可最大的变化,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是心里面的。
她开始读很多书。图书馆里的书,她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看。她看小说,看散文,看诗歌,看历史,看哲学。她什么都看,像一头饿极了的牛,在草地上拼命地吃草。她读鲁迅,读茅盾,读巴金,读老舍。她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雨果,读巴尔扎克。她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她像一只刚破壳的小鸡,第一次看见了外面的世界,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啄一啄。
她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有一次,她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妇女解放的问题。老师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把女人压在最底层。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选择。女人活着,就是为了嫁人,生孩子,伺候公婆。老师说,现在不一样了,女人可以上学,可以工作,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何秀兰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的话,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她想起柳河湾的那些女人,那些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一辈子在地里劳作、一辈子在灶台前转悠的女人。她想起她妈,她妈嫁给她爹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种了二十年的地,喂了二十年的猪,做了二十年的饭。她妈这辈子,最远去过的地方,就是县城。她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过得好。
她想起自己。如果她没考上大学,她现在应该已经在村里嫁人了,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生几个孩子,种地,喂猪,做饭,像她妈一样,过一辈子。她想起那些村里人说过的闲话——“女子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她以前听了,不觉得什么,可现在听了,觉得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
她写信回家,跟她爹说了这些想法。她写道:“爸,我在这里学了很多东西。我知道了,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不想回柳河湾嫁人,我想留在北京,做一个独立的人。”
何厚财收到信,让李慎言念了。他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老婆在旁边问:“秀兰说啥了?”何厚财说:“她说她不想回柳河湾嫁人,想留在北京。”他老婆说:“那咋行?她一个女子娃,一个人在北京,咋过日子?”何厚财说:“她说她要做独立的人。”他老婆说:“啥叫独立的人?”何厚财说:“我也不知道。”
他老婆说:“你劝劝她,别让她胡思乱想。”
何厚财说:“劝啥?她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老婆说:“那也不能由着她胡来。”
何厚财没再说话。他坐在院子里,抽着烟,看着远处的渭河。冬天的渭河,水浅了,清了,河底的石头都看得见。河边的柳树光秃秃的,在风里摇着,像一把把干枯的扫帚。他抽完了一根烟,又点了一根,心里想着秀兰的那些话。他想起秀兰小时候,趴在他背上,滚烫的,像一块烧红的炭。他想起秀兰去北京那天,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冲他挥手。他想起秀兰写的那些信,那些他半懂不懂的话。
他忽然觉得,女儿长大了,已经不是他能理解的了。她走的路,是他没走过的路。她想的事,是他没想过的事。他只能站在远处,看着她越走越远,什么也做不了。
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站起来,走进了屋里。屋里黑漆漆的,他摸黑上了炕,躺下来,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屋顶。
他想起秀兰信里的那句话——“我想留在北京,做一个独立的人。”
他不知道“独立的人”是什么,但他知道,他闺女,已经不是柳河湾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