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贵汗出如浆,脸色惨白。他本就不是心志坚定之人,又被赌债所逼,在陶君欣恩威并施,并暗示若他肯“戴罪立功”,或可酌情从轻,且能帮他暂时解决赌债之忧后,终于心理防线崩溃。他不仅承认了在张胥指使下虚报价格、以次充好、中饱私囊,还哆哆嗦嗦地从贴身的内衬里,掏出了一本油腻破烂的小册子。
“这……这是小人私下记的流水,”钱贵的声音发颤,“每笔经手的银钱、物料,实际价、报账价,还有……还有分润的数目,小人怕日后说不清,都偷偷记了一笔……”
陶君欣接过那本充斥着汗渍、油污的小册子,如获至宝。这虽非正式账本,却是揭开虚假账目最直接的钥匙!其中几笔大额“分润”,不仅指向张胥,还隐隐牵连到一个叫风月楼的地方。
几乎同时,陶勇那边也有了进展。那位姓吴的仵作,在收了“茶资”和得到“重金聘请、既往不咎”的承诺后,第三日清早,竟真的揣着个布包,主动来到了县衙侧门。布包里,是几份他偷偷保留的验伤副本,上面清晰记录着去岁那几名被抓乡民身上的伤势:多为棍棒殴击所致,有一人肋骨断裂,但绝无“持械拒捕”应有的刀剑伤。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中记载,那名后来被州兵“就地正法”的年轻人,尸身颈部的致命伤,是狭长的利器伤口,与州兵上报的“乱刀砍杀”明显不符,倒更似……匕首之类的短刃所为。
吴仵作佝偻着背,浑浊的眼睛里带着恐惧与一种豁出去的释然:“大人……小人当时收了十两银子,让改口供,说都是混战所致……可心里一直不安生。那后生,分明是被人从后面抹了脖子……作孽啊……”
人证、物证、书证,破碎的线索,如同散落的珠子,被陶君欣以巨大的精力、心力与策略,一点点收集、擦拭、串联。虽然依旧未能触及最深处的风月楼,也尚未拿到张胥等人与京城、州府勾连的铁证,但关于“修河捐贪墨、草菅人命”一案的轮廓,已然清晰得足以令任何狡辩苍白无力。
第三天,当第一缕天光照进书房,映入陶君欣疲惫却异常明亮的眼睛时,她面前摊开的,已是一份条理清晰、证据指向分明的案情纲要。连续两三日,她拢共只歇息了不到两三个时辰,但此刻,精神却因一种逼近真相的亢奋而支撑着。
“够了。”她轻轻吐出一口气,指尖拂过那些凝聚了血泪与肮脏交易的纸张,“有这些蛛丝马迹,便够了。本官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将所有幕后之人一网打尽的铁案——那非三日之功。本官要的,是一个足以向百姓交代、将首恶绳之以法、并震慑其余魑魅魍魉的开端。”
她唤来海棠,声音因熬夜而微哑,却坚定无比:“将本官要公开审理此案、欢迎百姓旁听的告示,即刻着人抄写,张贴于四门及县城要道。再安排两个口齿清楚、声音洪亮的人,轮流在告示旁,念给不识字的百姓听。开堂时间,就定在明日辰时三刻。”
“是!”海棠精神一振,立刻去办。
“陶勇,”陶君欣又吩咐,“你去驿馆,将李有德‘请’来,明日一同上堂。还有,将张胥、钱贵,以及狱中涉及灭口嫌疑的刘二等人,全部单独看管,预备过堂。注意戒备,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劫囚灭口。”
“属下明白!”
她转向陶安,“你持我手书,再去见一次赵文石与孙振。不必强求他们现身,只将明日开堂之事告知,并言明:若他们愿暗中观审,或之后愿以‘匿名证人’等方式提供更多线索,本官承诺必保障其安全,并酌情任用。渔阳欲清,正需此等正直敢言之士。”
告示一出,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油锅里滴入了冷水,整个渔阳县城都炸开了。百姓奔走相告,惊疑、期待、愤怒、观望,种种情绪交织。王、李、赵三家高门紧闭,但门缝后窥探的目光,却比往日更加频繁。州府方向,暂时没有任何动静,但那沉默本身,就带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力。
陶君欣并未等待。在布置好明日公堂的一应准备后,她铺开信纸,提笔写了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一封是呈递给州府及朝廷的正式详文,将李有德、张胥等人所涉罪行、已查获的证据、以及明日将公开审理的打算,条分缕析,据实上报。这既是程序,也是自保——将事情摊在阳光下,让某些人投鼠忌器。
另一封,是给京中祖父的家书。笔迹依旧恭谨,但内容却简练而凝重,除了报平安及简述目前进展,最后特意叮嘱:“孙儿在此,步步惊心,尤恐累及家门。此番动作,必触地方豪强乃至其背后利益。彼辈在京城恐亦有耳目同党,狗急跳墙之下,或对家中不利。万望祖父、父亲并阖家上下,近日务必小心门户,慎接外客,提防暗箭。孙儿不孝,遥祈金安。”
封好信笺,交由陶府的信人,命其日夜兼程,速送京城。做完这一切,陶君欣才在海棠的再三劝说下,勉强合衣在书房短榻上歇了两个时辰。睡梦中,也不甚安稳,尽是纷乱的数字、血色的伤痕、还有乡民们殷切又痛苦的眼睛。
翌日,辰时未到,县衙大门外已是人山人海。告示的威力,加上口口相传,几乎大半个县城的百姓,以及闻讯从四乡赶来的民众,将衙前空地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衙役和陶勇手下的人,不得不拉起简单的拦绳,额头上都冒了汗。人群嗡嗡的议论声,如同初夏的闷雷,在低垂的铅灰色天空下滚动。
辰时三刻,县衙中门洞开,三班衙役鱼贯而出,分列两旁。虽有不少人面色勉强,动作迟疑,但在陶勇等护卫冰冷的目光逼视下,倒也勉强撑起了场面。
“升——堂——”
随着衙役略显变调的拖长音,一身官服、神色肃穆的陶君欣,自屏风后转出,端坐于“明镜高悬”匾额之下的公案之后。惊堂木一声脆响,压下了堂外的喧嚣。
“带人犯,传苦主、证人!”
李有德、张胥、钱贵、刘二等人被依次押上堂来。李有德面如死灰,张胥眼神涣散,钱贵瑟瑟发抖,只有刘二茫然中带着恐惧。东乡以陈老汉为首的苦主代表,以及那位吴仵作,也都被引到堂下。
公堂之上,陶君欣的声音清晰冷静,她并未赘言,直接切入正题,将连日来查证所得,一笔笔、一桩桩,当众陈述。从州府拨款与县库入账的差额,到采购账目的虚高与实物劣质;从钱贵那本私账记录的“分润”,到吴仵作保留的、与官方卷宗截然不同的验伤记录;从乡民血泪控诉,到刘二关于张胥深夜独见人犯、王三麻子异常“宽限”赌债的证词……
桩桩件件,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将李有德、张胥等人编织的谎言与伪装,剥得干干净净。尤其当陶君欣命人当堂展示那劣质的“河堤”残料,并宣读钱贵私账上那些冰冷而肮脏的数字时,堂外围观百姓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喷发,怒骂声、哭喊声震耳欲聋。
李有德起初还想狡辩,将责任推给“胥吏欺瞒”“天灾意外”,但在陶君欣连番诘问与确凿证据面前,终于瘫软在地,哑口无言。张胥更是面无人色,面对钱贵的当堂指认和私账铁证,只能磕头如捣蒜,连称“死罪”。
陶君欣并未被民意裹挟,她严格按照《大宁律》的条款,结合已查实的证据,当堂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