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警察厅刑警姜载勋往脸上泼了些水,抬头看向洗手间瓷砖墙上的镜子。两个洗手池上方各挂着一面:一面把人照得凹进去,另一面则横着拉宽,宽得古怪。
偏偏他每次都记不住哪面是哪面,总要等站到这里洗手时才想起来。今天面前的是凹的那面,镜子里的自己活像蒙克《呐喊》中的人。
他的确一脸疲惫,而且很清楚这不能全怪首尔警察厅本部的节能灯。那头看起来很愚蠢的漂白头发也没帮上什么忙,当初就不该听郑宇贤的怂恿,改变让人快乐?要不干脆全剃了,至少还能更像个警察。
一个离了婚、陷入中年危机的刑警,跟小说里写的一样,经典配置。往后他还可以固定泡某家酒吧,开一辆快车,把痛苦像徽章一样别在胸前。最好再来一道漂亮的伤疤——比如刀伤,正好配得上心里那些伤痕。
姜载勋用硬邦邦的纸巾擦干手,从镜子里收回目光,把纸巾揉成一团,朝垃圾桶抬手一投,湿纸团软塌塌地啪一声落在地上。
他忍着腰背的疼痛弯下去,把纸巾捡起来。
我就是这种人——投不进去,良心又太好,没办法把垃圾丢在地上不管。他推开洗手间的门,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自我厌恶一路在身体里咕嘟咕嘟地冒泡。
首尔警察厅本部威严而醒目。三角形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紧挨着终年喧闹的南山乐园,把一种不容忽视的权威感硬生生压在周围。坚硬、拒人千里的外立面,像一块砂色权力方砖,矗立在这座以自由与荒唐著称的大都市中心。
面对公开而泛滥的色情文化和惊人的酒精消费,它倒像是一种必要的制衡。
楼内著名的圆形庭院、柱廊和罗马式工艺装饰,只稍稍削弱了这股气势。马赛克与水磨石地面被警员匆忙来去的脚步磨得发旧,仿佛还在提醒人们:很久以前,人们相信警察工作的地方,也应该配得上这个职业的强硬。
强力犯罪调查部门,也就是俗称的重案组,同样保留着原有的阴郁风貌:拱形天花板、暗红色墙面,壁灯隔一段排列一盏。毫无个性的现代办公家具突兀地塞在剥落的墙漆下面,看上去一半年久失修,一半像硬拼出来的现代化。
姜载勋和搭档吴恩静共用的办公室也没好到哪里去。层压板和弯曲山毛榉木家具沉闷得让人绝望,显然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谁看了心情愉快。吴恩静本人倒完全相反。姜载勋进门时,她正向后仰在椅子里,双脚架在桌上,对着手机屏幕放声大笑。
“载勋,快来看!这个绝了。”
姜载勋停在门口:“早,恩静。我以为你今天要去上课?”
“你没那么容易摆脱我。DNA培训是下周三。快看,这只胖拉布拉多想接球,结果一路滚下山坡,最后掉进湖里了。”她把视频重新放了一遍,笑着朝他招手。
姜载勋迟疑了一下。八年共用一间办公室,八年并肩办案,也没把他们彼此的棱角磨掉多少。可重案组长每次为手头案件组建小组,他们通常还是会被分到一起。显然,两个人搭在一块儿确实会产生某种效果,只不过他们自己不太看得出来。
她觉得他娇气、矫情;他觉得她像一台推土机。状态好的时候,两个人会像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心照不宣地互相挖苦;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只想把她扔进汉江。
今天显然属于后者。
“免了,谢谢。我向来欣赏不来动物搞笑视频。”
姜载勋在双人办公桌属于自己的那一边坐下,懒得理会搭档翻到天上的白眼。他打开电脑,又从风衣口袋里摸出手机,看见母亲打来过电话,他立刻把手机反扣在桌上。父亲去年去世,他自己的婚姻又在半年前刚刚崩解。从那以后,母亲一反常态地频繁找他,他很难向她解释,那种咄咄逼人的担忧对他没有半点帮助。
桌子另一边,吴恩静又憋不住笑,拿袖口擦了擦眼角。姜载勋故意重重叹气,他刚才还盼着今天能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清掉堆积的工作,不必一整天都被吴恩静那份响亮的存在感充斥大脑神经。
吴恩静又爆出一阵豪爽的大笑,连办公桌都像跟着震了一下。姜载勋正要抗议,办公室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重案组长穿着外套站在门口,她年纪不轻,长着一张和善的脸,很容易让人低估她的专业能力和分量。
此刻,那双棕色眼睛上方压着一道深深的忧虑纹。她神情严肃,吴恩静立刻收了笑,把脚从桌上放下来。
警务体系的层级并不算森严,大多数一线调查人员平日也都以刑警身份执行任务。可重案组长身上那股不动声色的权威,从来没有人质疑。
“发现一名死者,年轻女性。钟路区修道院巷12号,有犯罪迹象。总调查负责人刚打来电话,情况很不好。”
姜载勋站起身,他早该知道今天会变成这种日子:“法医呢?”
“朴正勋本人。他已经在路上,现场勘查员也过去了。”
“有目击者吗?”吴恩静也站了起来。
重案组长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仿佛这才发现她也在,“恩静,我还以为你今天去培训。算了,很好,那你们一起过去。载勋,我会组一个小组,这案子由你负责调查。”
姜载勋点点头,装出一种自己其实并没有的笃定。自从病假回来后,他还没有带过调查组。
“发现尸体的那位老人已经送去医院了,不过楼里还有一个住户,徐恩淑。先从她开始,你们跟她谈的时候,技术人员正好可以到场,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做准备。”
“徐……什么?”吴恩静压低声音打了个嗝,又从嘴角慢慢把那口气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