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大多艰难,讲了几个婚姻,有撕裂的有向上的有知途迷返的有煎熬的,这次讲一个励志的。
陈亦安和刘承川的故事,要从县城说起。八十年代末,县城只有两条像样的马路,县中在城南,挨着汽车站。每天清晨,长途车的喇叭声和学校早读的铃声混在一起,把整条街叫醒。他们就是在那条街上认识的。
同一个县,不同乡。中考那年,两个人都是各自乡里的第一名。那时候考中专是顶好的出路,包分配,出来就是干部身份,吃商品粮。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敢报中专,那些成绩一般的,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
陈亦安记得放榜那天,她爸骑着自行车带她去看成绩。车停在县中门口,她爸挤进人群里,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说:“考上了。”
她考上的是省城的一所中专,财经类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她妈在院子里杀了一只鸡。
刘承川也考上了。同一所中专,不同的专业。
两个从县城走出去的孩子,在省城的校园里,像两颗被风吹到一起的种子。都是农村出来的,都明白这一张通知书意味着什么。水到渠成的,他们谈恋爱了。一个沉稳,一个要强。
九十年代初,一切都在变。他们入学的时候,中专还是铁饭碗。毕业的时候,天已经变了。政策调整,分配从“包”变成了“不保证”,再变成了“自主择业”。学校的老师们也在变,有人调走了,有人考研走了,有人下海经商了。
变化来得太快,快得像一列突然变道的火车,把所有人都甩了一下。
陈亦安和刘承川是在一次学校聚会上,真正被击中的。那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班主任老师的学生从各地回来,聚在县城的小饭馆里。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在复读,有人已经进厂上班了。酒过三巡,一个考上省重点大学的师兄说,他们学校今年有几个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分到了部委。
陈亦安坐在角落里,手里的筷子停了。
她看看那个同学,又看看刘承川。刘承川也在看她,眼神里的东西,她后来想了很多年,那是后悔。后悔选错了路。当初如果考高中,如果考大学,如果……
可世上没有如果。
那顿饭吃得很沉默。回家的路上,两个人走在县城那条老街上,路灯昏黄,影子被拉得很长。刘承川忽然停下来,说:“亦安,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陈亦安看着他。
“我们还能考。”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沉,“高考,考大学。”
她没说话。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放弃分配,放弃吃商品粮的机会。所有当年拼了命考来的东西,全部放弃。然后回去读高中,跟比自己小三四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从头学起。
“你疯了。”她说。
“也许吧。”
他们走完了那条街,谁也没再说话。
决定是过完年之后做的。
陈亦安先提的。她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想好了就行。”
刘承川家里炸了锅,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跳出农门。现在儿子说要放弃分配,回去考大学,他觉得天都要塌了。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扔,扔的是什么?”
刘承川说:“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那场架吵了很久。最后还是他姐劝下来的:“让弟弟试试吧,考不上再分配也不迟。”
考不上再分配。说得轻巧。可那时候,分配的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迟一步,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他们还是做了。
两个县城的年轻人,放弃了到手的铁饭碗,重新回到高中课堂。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中间,坐着两个二十岁的老学生。陈亦安有时候做题做到半夜,趴在桌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刘承川还亮着台灯。
第二年,两个人都考上了。
陈亦安去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刘承川考上了本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不是名校,但够了。够他们重新站起来,够他们继续往前走。
大学四年,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但每个周末都见面。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见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在校园里走走,在小饭馆里吃顿饭,在图书馆里一起看书。
他们聊的话题,从专业课到考研,从考研到出国,从出国到以后想做什么。陈亦安说想当老师,教大学。刘承川说想进政府,做点实事。
考研的时候,两个人都报了更好的学校。陈亦安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刘承川考进了省城的另一所大学。两个学校之间,隔着半座城。
研究生读完,刘承川考上了省委的公务员。陈亦安留校当了讲师,同时开始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