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珩进讲堂时,衣摆还沾着城西的泥。
白鹭书院的晨钟已敲过第二遍。讲席上的贺先生放下书卷,看了他一眼。
“沈珩。”
“学生在。”
沈珩停了一息,像在心里先替这件事分了条目。
“你昨夜请假,说家中有急事。”
“是。”
廊下传来翻书声,细细密密,像一阵不肯停的春雨。
“急事办完了?”
沈珩想起仍在县衙门口认路的姐姐,诚实道:“办到一半。”
同窗中有人没忍住笑。贺先生也没有发怒,只指了指他空着的座位:“那便先把今日的课办完。家中急事不能替你答策论,你也不能拿书院名帖替官府放粮。”
沈珩垂首应是。
今日讲《平粜议》,论灾年官仓如何定价、先后赈济。往常沈珩最爱这一课。他的笔记能分出甲乙丙丁,旁注又分四等,连纸页边角都整齐得近乎苛刻。
可今日贺先生问:“若官册记一百四十人,棚中实有一百八十余,该依何数发粮?”
满堂学生答得不一。
有人说依官册,以防冒领;有人说先赈后查;还有人说流民无籍,本不该滞留县中。
沈珩握着笔,没有立即开口。
他想起小满拨开的两堆石头。圆的,扁的。官册上没有那四十六个人,可他们饿起来,与册上的人并无两样。
“沈珩,你说。”
“学生以为……”他顿了顿,“先分出老弱急赈,再由乡保、棚首互证身份。官册不够,便另造附册。不能因怕一人冒领,先叫四十六人饿着;也不能一开仓便由众人自取,使老弱仍无所得。”
贺先生问:“昨夜城西乱粮,是你经手?”
“不是。”
“那为何坊间都说,白鹭书院的沈公子主持赈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