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偷听多久了?”
“两年。”
“两年。”赵先生重复了一遍。他举起灯笼,重新打量她。破衣裳,乱头发,脸上血痕未干,脚上一双草鞋烂了半边。这样子,和街上那些叫花子没什么不同。可她站着的样子,像在等他出题。
“你母亲是谁?”赵先生问。
“死了,我随她姓。”
“姓什么?”
“江,江自明。”
“好,江自明。”赵先生慢慢从袖中掏出一把戒尺。那把戒尺他用了半辈子,竹节磨得溜光,打人时风响,“你跟我进来。”
江自明没动。
“怎么,怕了?”
“学生不怕。”她说,“学生只是想知道,先生要打,是打学生偷听,还是打学生是女子?”
“都打。”赵先生说,“但我打你,是因为你坏我学规。男女有别,女无男教。我若留了你,明日别的女子也来偷听,再后日,私塾成什么了?”
江自明不说话了,她看着那把戒尺,像看一件旧物,然后她伸出左手。
赵先生一愣,这规矩不对。偷听的,要打屁股,伸出手,那是请罚。
“学生还有右手要写字。”江自明说,“请先生打左手。”
赵先生气笑了,他教书三十年,头回见讨价还价的。他扬起戒尺,要打,可看着那只手,骨节粗大,裂着口子,指甲缝里嵌着黑泥,忽然打不下去。
不是心软,是觉得荒唐。打一个为偷听而来的女子,和打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石头不会求饶,也不会改。
“你走吧。”他放下戒尺,声音疲惫,“我不打你了。但你不许再来。再来,我打断你的腿。”
“学生不能答应。”江自明说,“学生还会来。”
“你…”
“学生来,不占先生的座,学生还在墙外。先生讲,学生听。先生不讲,学生等。学生若有了出息,先生的恩,学生记着;学生若没出息,死在外头,也不牵累先生的名。”
赵先生看着她,她站在灯笼的光与墙根的影之间,像一半在阳间,一半在阴间。
“你今年多大?”
“十四。”
赵先生叹了口气,把灯笼放下,在地上搁稳。灯光照着两个人,一个老,一个小,隔着三尺冰冻的地,像两本书翻开着。
“我那日在城东一家小酒馆里,听人说,沈家的女儿跟了母姓,给棺材铺做寿衣,夜里在破庙读书。我还笑那人胡说,今日才知道,不是胡说,是说得轻了。”
“先生不赶学生了?”
“我赶不走你。”赵先生摇头,“你这性子,与沈鹤龄没有半分相似,你随你母亲?”
“我娘不识字。”江自明说,“但娘常说,人活着,要知道自己是谁。”
“你娘倒是个明白人。”赵先生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那是一页书,纸极薄,被折成四折,字是手抄的,“这是我批《大学》首章的笔记,你拿去,算我赔你这两年被蓖麻刺扎的伤。”
江自明没接。
“又不肯要了?”
“学生不想白拿。”她说,“求先生给学生一个活计。洒扫,劈柴,磨墨,都行。学生不能给先生做弟子,便给先生做杂役,杂役不算破坏学规。”
赵先生怔了怔,忽地笑了。那笑容极淡,像冬日午后一线的太阳,刚照到脸上,就被风吹散了。
“沈家把你生错了。”他说,“你该生成个男子。”
江自明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