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2页）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

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曰：“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不逞者延颈思乱。[11]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12]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13]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14]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有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谁，而直接写明是出自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在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可是，《平寇志》卷之六和《国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一种偶然的疏漏。[15]另外，李自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入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襄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偀侯张鼐（原注：一曰义侯）、绵侯袁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偀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做证。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亳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偀侯封号。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16]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之十载：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曰：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笞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咸指而叹焉”[17]。《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1644）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又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18]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

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遇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抗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申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19]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记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入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20]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柘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曰：“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敢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曰：“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金星曰：“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23]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之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察，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24]《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25]，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26]。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28]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29]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原载于《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第65—75页）

##再谈李岩问题

这篇文章是在看了张国光同志的大作以后写的。但是，不准备跟在他后面一一答辩。因为张文所引用的材料除了《甲申日记》以外，我基本上都已经引过。同一条材料，他的意见是新的一家之言，我的意见再重复一遍就成了废话，谁愿看？好在材料摆着，哪一种解释比较合乎实际留待读者去判断。下面就几个问题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作为对《李岩质疑》一文的补充。

一、李岩问题的提出

关于李岩的问题，我在《质疑》一文中是以重新提出郑廉留下的旧案的形式开始的。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包含不掠前人之美的意思。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为郑廉的偏见所缚，因而“偏听偏信”地在李岩问题上做文章。如果把对李岩问题的探讨作为一个过程来说，我同许多同志一样，开初坚信李岩实有其人，对于郑廉的乌有先生说也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的。后来，随着对明末农民战争史实的探讨逐渐深入，才发现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就是有关李岩的记载同其他起义军将领、大顺政权官员正好相反：不是越查越清楚，而是越查越模糊；不是愈深入可靠材料愈多，而是愈深入漏洞愈多，最后除了一些同事实相抵牾的传说以外简直没有留下什么站得住脚的材料。例如，在许多大部头著作中涉及很少的一些人，随着史料的发掘查证，他们的活动情况逐渐清晰起来；许多在一般史籍上根本不予载录的人物，一个个出现了。以李自成手下的大约三十名大将来说，《绥寇纪略》《平寇志》等书只是在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项下做了一个集中的介绍，在这以后除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高一功等人的记载稍为多一点以外，其他人的活动情况就不大清楚。现在，我们对这些大将的情况了解得就要比吴伟业、彭孙贻等人留下的记载清楚得多。拿几位级别同传说中的李岩相等的制将军来说，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根据史料说明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同白鸠鹤、刘体纯、蓝应诚串领“马步十万众”由河南邓周挺进陕西商洛，同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的主力会师于西安。[30]不久，他率兵南下襄阳地区。次年五六月又奉命开赴豫中。[31]1645年初李自成在清军追击下放弃西安撤入河南，袁宗第部又随之南下湖北，此后参加了联明抗清的斗争。又如左营制将军刘芳亮，他在永昌元年（1644）初奉命由陕西渡过黄河，率部攻占河南怀庆、山西上党、河北保定等地区，同李自成、刘宗敏统率的主力会师于北京。这在一般史籍上是语焉不详的，而且往往把这支偏师的进军路线搞错，甚至把刘芳亮误记为刘宗敏。通过查证，我们不仅能够列举可靠的史实来证明当时的进军路线和征途中的大致情况，甚至还能查考出刘芳亮部进抵某些地方的确切日期。对于其他两位制将军贺锦和李过也是如此，可以拿出不少材料来阐述他们为大顺农民革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又如大顺政权在各地所设官员的情况以《绥寇纪略》所载最详，但仅限于襄阳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李文治所著《晚明民变》一书以《绥寇纪略》所载为基础，做了少许补充，长期被人们作为统计和分析的依据。现在，通过大量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原始材料，可以有把握地把大顺政权各地官员名单增加一倍以上。其他有关这次起义的许多人物及其活动情况，也需要根据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补充。

二、关于《甲申日记》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李岩如果确有其人，应当不难列出可靠史料加以证明。因为：第一，李岩是位传说中的政治人物，并不是学者。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有可能在生前默默无闻，直到死后作品为人们所发现，才人以文传。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主张有李岩其人的同志难于解释的是传说中的李岩在世时除了一些同李自成混在一起的极其简略而又模糊的传说以外，至今还未拿出可靠的证据。而大量有关李岩“事迹”的记载都是在传说中的李岩被杀以后一年左右首先出现于小说《剿闯小史》。第二，李自成起义到现在毕竟只有300多年，明清之际统治阶级方面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传说中的李岩参加起义军的时间又正好是这次起义进入**的时期，李自成起义军的活动已受众目关注，各方面的记载很多，何况他又被说成起义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还曾经随同李自成进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这样一位起义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绝不至于拿不出一条确切的材料加以证实。

正是由于自清初以来有关李岩的传说很多，为了查清李岩之谜，只有用第一手材料来加以考核。在《质疑》一文里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是针对许多传闻失实而来的。如果满足于根据传闻的记载，那么不仅李岩存在，红娘子也存在，李精白是李岩的父亲，李岩有个弟弟名叫李牟曾任大顺军的“弘将军”或“讨北将军”[32]，后来同乃兄一道被杀等记载也都可以找到许多“材料”做根据。问题是这些材料本身究竟符不符合事实。张国光同志告诫我说，“不能说凡非第一手的材料都是不可信的”，“不能说凡是后来的著作都不可靠”。这种把并非对方的观点强加于人然后再予以批判的做法是不大公平的。我要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话，无疑是宣布除回忆录以外的一切史籍全是不可信的，史学界搞古代史的人也只有全部改行。张国光同志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是极对的。我们现在在300多年以后来谈论李自成起义确实无法再去李自成起义军中体验生活，搜集素材，而只能全部根据“间接经验的东西”。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引以为据的这些“间接经验”必须是当时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直接经验，而且这些直接经验还必须“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才是可靠的。那么，张国光同志是否有这种可靠的材料呢？据说是有的，就是题名为明内臣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对于这本书张国光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研究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的军事和政治活动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甲申日记》，它是明宦官王永章写的，从日记内容看，王永章不仅曾奉崇祯命送太子出宫，而且李自成入京后，他还参加了一系列宫廷内部的工作，直到大顺军退出北京为止。闻报吴三桂军已送明太子至城外，王德化备车驾卤簿至朝阳门迎驾时，他还在内预备。”

第一，作者捏造了大量李自成的“诏书”“上谕”和“书信”，借“李自成之口”来诬蔑李自成本人并且美化朱由检。由于原文的下流无耻，不堪入目，无法择其尤者拿出来同读者共欣赏。为了使读者对张国光同志郑重推荐的这部“重要史料”略有直观的感受，这里选几个比较“干净”的例子：“大顺朝皇帝谕，限于十九日子时以前具表投降，以公主及张后等十九人照单一一献出。须知天道循环，洪武待顺帝宫眷何等**毒，永乐待忠臣眷属何等惨伤，事有成例，尔当平心。”据说这就是李自成攻克北京前给崇祯皇帝发的“上谕”。对于明朝投降官僚，李自成也“发伪诏云，投顺官心挂两朝，昨已吊取并无忠心之家眷入宫。所有授职各官均须将亲女或亲姊妹、妻媳一人来献。入选官、听选官未经选女入宫曾经幸御者不准选授。犯赃无用官家眷尽引入宫。钦哉！”人们都知道，根据赵士锦、杨士聪等人的记载，大顺军攻克北京后从皇宫里搜出了朱由检“扃而不发”的内帑白银3700余万两，黄金150万两，戳穿了崇祯一面叫穷，一面加紧压榨的贪婪虚伪的反革命嘴脸。然而《甲申日记》的作者却以“亲眼看见者”自居，硬说内库银只有85000两，金宝、金饰、金器3760两。还伪造了一通“大顺皇帝致祭于崇祯皇帝、皇后之灵”的祭文，其中说：“朕游览宫中，知尔皇帝后颇为省俭，并未剥削百姓。”全书中这类例子到处都是。张国光同志是搞文学的，对于这类天方夜谭式的文字有所偏爱，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既然写的是历史论文，那就需要有起码的科学态度，就是说既要对300多年前献身于农民革命事业的李自成等英雄们负责，也要对今天的广大读者负责。

第二，在《甲申日记》作者的笔下，新旧公卿向李自成堂而皇之呈上的“贺表”和“劝进表”里竟然出现“起故宫之败柳残花”，“未赋陈平之貌，曲慰懿安；反存楚霸之心，自怜褒妲”之类的句子。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时代“臣下”的劝进文总是经过精心推敲选择最冠冕堂皇的文字来歌颂被推戴人的功德。《日记》的作者连劝进表都不肯放过，硬塞进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说明作伪者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第四，《甲申日记》的真正作者绝不是什么“明内臣王永章”，书中的记载也绝不是根据亲眼见闻。根据是，如果作者真是一个崇祯皇帝宠信的太监，不可能不懂明代皇帝手诏的格式。张国光同志引用的一段材料说：“二十八日（按原文为二十一日）……李岩得万岁遗体（按原文为圣体）及王承恩尸于红阁并遗诏一纸……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与朱纯臣等同心辅弼，钦哉！’”这一“钦哉”就露出了马脚，因为明、清皇帝手诏或手批文书时自己是不写“钦此”“钦哉”字样的。作者之所以会闹这种笑话，说明他不过是个根本不懂朝廷规矩的“草野之民”。另外，该书作者为了蒙骗读者，竭力把自己描绘成皇宫中最有头脸的人物，不仅明崇祯皇帝上吊以前像刘备托孤一样把太子托付给他，而且李自成在京期间全部军国最高机密文件都经过他寓目，而且都允许他私下抄存一份。这本来就已经不合情理了，何况崇祯在位的中、后期由于重用内官，有关崇祯朝的史籍中留下了许多太监的记载，怎么偏偏遗漏了这位最重要的太监“王永章”呢？那么，《甲申日记》的作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起义军攻克北京前夕，崇祯曾“召娘娘谕云：顷梦太祖谕曰，天命不可回，代有天下者非闯也，传世绵长，百姓将常享太平。”这种编造证明作者是清初一个向爱新觉罗皇室献媚的无耻文人。我们还可以判定，该书作者为了创作这部伪史，曾经参考过《剿闯小史》《定鼎奇闻》等小说。例如书中提到李自成“派柏止善、冯岳预备北征”。我在《质疑》一文中已经指出大元帅唐启原等一大批所谓李自成部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柏止善和冯岳就属于这批虚构人物。

三、关于李公子的传说

在《质疑》一文里，曾经指出：“早在李自成起义处于**的时候，在一部分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李公子’或李岩的传说。”同时也用材料说明了当时一些“记载中的李公子并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我在文章里引用了顾炎武《明季实录》中的材料说明：“这种传说，在当时还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一判断是否符合《明季实录》的记载，读者可以分辨。张国光同志却说：“既然《明季实录》中一再写到李岩，就说明他的事迹在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初，已经传到江南。但《质疑》的作者却硬要说李岩的事迹‘基本上’是由后来出现的《剿闯小史》‘创作’出来，这岂足以取信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