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3页）

在辩论的时候，应当首先看清对方的观点，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借以令人心服口服。我在《质疑》一文中说的是在李自成和传说中的李岩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流传着李公子和李岩的传说，而大量有关李岩的事迹“基本上”是由西吴懒道人在小说《剿闯小史》中创作出来的，张国光同志要驳倒我的论点，就应当拿出《剿闯小史》出笼以前有关李岩事迹的确凿材料来。只要拿出一条站得住的材料，我的疑团就将为之冰释，也才能取信于读者。像张文中把我说的“传说”换成“事迹”，实际上又没有任何事迹，这种变换概念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些材料和《质疑》中已经引过的材料都说明早期关于李公子的传说正是指的李自成。当时东南沿海一带的人弄不清李自成的家庭出身和参加起义等情况，传来传去就传出了许多错误。从甲申八月的《大明兵乱传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来小说中把虚构的李岩说成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也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早期传说中李自成被说成兵部尚书的孙子。而且，稍后一点的记载虽然已经把李岩同李自成分为两人，并说李岩的父亲在朝廷做官，但仍然没有派给李精白做儿子。[35]至于把李精白给拉出来，估计是倾向于东林党的某一人士玩弄的把戏。

我在《质疑》一文中说“后来史籍中出现的李岩事迹，懒道人基本上都已创作出来”。所谓“基本上”，就是说不是全部。有的“事迹”出笼更晚。比如脍炙人口的李岩《劝赈歌》在《剿闯小史》中就还没有。懒道人在《小史》中只是借李岩之口说：“列位乡亲且散，待我做一篇劝赈的文字传布各图，定要他量力均出，周济你们便了。”只是许下了愿要作一篇“劝赈的文字”，实际上还没有作。过了六七年，蓬蒿子编纂《定鼎奇闻》时才补作了一篇《劝赈歌》，替懒道人还了愿。这就是《质疑》一文中所说《奇闻》“在李岩的问题上，不仅因袭了《小史》的编造，而且有所创新”的一个显著例子。只是由于计六奇编《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时差不多全抄自《奇闻》，后来的人们摸不清它的底细，才把《劝赈歌》看成了“重要史料”。

在谈到李公子的传说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它间接同白莲教的宣传有密切关系。明清两代，白莲教徒的活动是非常广泛的，他们长期以来以“李氏当兴”作为推翻封建王朝的口号。这方面材料很多，史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就不再列举了。只有指出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宋献策会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记，他作为一个走江湖的算命卜卦的人当然知道民间早有“李氏代朱”的舆论。也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懂得崇祯十一年七月杞县白莲教起义时，杞县乡绅孟绍虞在《白行》里所说的“群奉痴儿十八子”。在明清两代为数极多的白莲教徒起事中，领袖人物可能姓李，也可能原来不姓李而自称姓李，还可能凭空捏造某地方出了一个姓李的“真龙天子”来号召群众，这是学习过明清史的人都知道的。张国光同志为了证明“李岩为杞县乡绅子弟应属可信”，把乾隆《杞县志》中关于崇祯十一年白莲教起义的材料抄了一通，又把杞县连年灾荒的记载照录无误，然后突然宣布“这些记载和李信劝赈及因赈饥受到人民称赞致被县官诬为收买民心而阴谋加以陷害的事迹，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种论证方法实在难以使人理解。张国光同志引出了“群奉痴儿十八子”，并且特别点明“这里有一位李姓的痴儿为首”，看来是想说李岩就是崇祯十一年杞县白莲教起义的领袖了。这次白莲教起义以攻城开始，以失败而告终，参加起义的人被统治阶级屠杀了一千多人。那么，李岩怎么样了呢？按张国光同志的说法是又安安稳稳地回到本县老家里做起“乡绅子弟”了，并且不知道是在崇祯十三年还是十四年（张文引用材料到十四年秋八月）又搞起劝赈的活动了，因而遭到县官的“陷害”。张国光同志行文至此就戛然而止，说了一声“可以统一起来的”就跳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岩随闯王进京去保护同乡状元刘理顺了。张文是赞同没有红娘子其人的，又说杞县“在崇祯十五年以前并未被任何农民军攻破过”，那么，李岩究竟怎么逃脱县官的陷害，又怎么变成了李自成部下的大将呢？请张国光同志不吝赐教。

李岩编歌谣为李自成起义制造舆论的说法，自清初以来相信的人很多。我在《质疑》一文里，已经根据部分史料指出这些革命歌谣的真正作者是各地的贫苦农民。由于篇幅的限制，论点没有展开，这里做一些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有关这些歌谣的比较原始的材料，都是说它们出自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归之于李岩。请看以下事实：

张岱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时说：“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一女者如**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36]

在陕西，“陕民之谣有曰：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上粮”[37]。

在山西，“民为之谣曰：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38]。

在河北，“真保间民谣云：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39]。此外前引明漕抚路振飞的信中也痛心疾首地说他家乡河北曲周县的“愚民”“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在北京被起义军攻克前夕，也有“家家一缸水，门前迎闯王”的歌谣。[40]

事实说明，这些歌谣是各地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李自成起义军“剿兵安民”、执行免粮等革命政策的反响。顺治二年出笼的小说《剿闯小史》不仅塑造了李岩的形象，也把这些民间革命歌谣挂到李岩名下。此论一出，封建文人哄然响应。康熙以来的各种史籍大抵都采用了这种说法。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把“迎闯王”的革命歌谣归之于农民的心声，那就等于承认老百姓衷心拥护起义军。这对于竭力要把起义农民说成十恶不赦的“盗贼”的统治阶级来说，显然不对胃口。为稳妥计，当然以把事情改编成李岩“虚声煽动”为妙，至于大河南北的农民都“跟着唱”正好证明了他们是“愚民”。历来的统治者都害怕揭露事情的真相，他们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是一个典型。在他覆灭前一年，有个明宗室在奏本中说到天下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有民不附皆甘心从贼”，希望皇上“大振乾纲”，“回人心以回天心”，借以从根本上达到“弭乱”的目的。朱由检一看龙心震怒，抓住“甘心从贼”四个字狠狠申斥了一番。[41]尽管朱由检葬身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他所代表的阶级仍然在中国统治了几百年，这就是清初以来统治者需要捏造出一位“天才宣传家李岩”的根本原因。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绝不能跟在封建史家的后面亦步亦趋。张国光同志在文章里宣称，“我们说，李岩是大顺军中搞宣传工作最有成效的一员，当然不是溢誉”。话既然说得这样肯定，那就请张国光同志拿出《剿闯小史》刊行以前，也就是传说中的李岩还在世上卓有成效地进行宣传工作的证据来，如果拿不出，那就只能是溢誉。

五、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两位姓李的将领究竟是谁

张文中说我因为“疏于检索，又为否定李岩其人的成见所蔽，以至这些材料虽在眉睫之下，却不免视而不见”。接着，他在下文里列举了赵士锦、陈济生等人在北京的见闻录来证明李岩实有其人。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期间正在北京的明朝官僚和封建文人留下的记载里，唯一提到李岩的名字的只有赵士锦。在他回到南方以后写的《甲申纪事》里虽然两次提到李岩，但通观全文他并没有见过李岩，也没有指出他的亲友或同僚中的任何一个人接触过李岩。即便是在这部提到李岩的名字的著作里也同样没有后来许多书中详细描写的所谓李岩在京期间的活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目击者几乎一无所知的事情而后来的一些道听途说者却讲得那样津津有味。在《质疑》一文中，我已经指出赵士锦两处提到李岩不能作为根据。他关于李岩住什么地方的记载本身就很含糊。至于他记李自成四月十三日亲统大军出征山海关时写道，“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查一下他的《北归纪》可以知道他自己就是在同一天的早晨出城南下的，显然不可能得知大顺军领导层里的军事部署。看来他在《甲申纪事》中写李岩守备京城是在离开北京以后才听说的，这就难免误信了讹传。

李岩上疏谏四事是人们常常引用的材料。我已指出它最早出现于小说《剿闯小史》，只要有人能找出材料来证明《小史》的说法是有所本的，那么上疏一事自然可以成立，李岩确有其人也就不用怀疑了。其实，上疏谏四事的不可靠，理由是很明显的。举例说，四事之一就是文官追赃问题，要是真有这件事，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僚必然最关心。为什么他们却一概茫然，阙而不载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远离北京的懒道人却不仅知道这件事，连李岩上疏的原文以至李自成的批示都洞若观火，一字不遗呢？

张国光同志为了证明确有李岩而且李岩确实到了北京，把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中提到姓李的将领一概指实为李岩。为了辨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首先弄清大顺军在京期间姓李的将领究竟是谁。许多目击者的著作都提到大顺军进京后有两位姓李的将领，一位住在东城，一位住在西城，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当时所处的境地不大可能弄清大顺军将领的名字，就常以东李都督、西李都督来区分。有的书上把这两位姓李的将领写作李岩、李牟、李过，赵士锦则把其中的一位写作李大亮。按现在查对的结果，这两位姓李的将领并不是传说中的李岩及其弟李牟，而是李过和李友。史籍里关于李过和李友的来龙去脉是有可靠记载的。李过在大顺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由于他是李自成的养子，故又称太子。李过随军进了北京不仅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中有据可查，而且从《明清史料》收录的顺治元年的一个奏疏里知道在大顺军由北京撤退时李过是取道河北易县出紫荆关入山西的，而李自成率领的主力则是由保定、真定出井陉关入山西。这就证明在北京期间的二李中确实包括了李过。李友是大顺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也有大量可靠材料证明。崇祯十六年时他的职务是果毅将军，永昌元年在西安被封为武阳伯。有的书中把他误记为李佑，又有的书因传抄不慎再误为李佐。他随同李自成进了北京也有充分材料证明。康熙《平阳府志》记载：“（崇祯十六年）十月，闯贼破潼关，陷西安。十二月，分遣贼众履冰渡河，破吉州、乡宁等处。贼将白鸠鹤、李友自荣河窃渡。”可见，白鸠鹤和李友是大顺军渡河东征的先头部队。李友在北京的活动情况也有确凿记载，谈迁写的《金陵对泣录》直接取材于明朝官僚高弘商亲口向他谈的情况，而高弘商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正是被关押在李友的营里。据高弘商的描述，“友据丘字胡同许锦衣宅，年五十余，性凶悍”。我们再把高弘商根据亲身见闻所谈关押在李友营中的一些明朝官僚的名字和他的追赃方式同赵士锦等人的记载对照，可以判定李友就是赵士锦所说的李大亮，也就是其他一些当事人著作中所说的“西李都督”。张国光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就把李大亮派定为李过，而且连史籍中的错字都分辨不清又用括号注明“一作李遇”。正是由于他对大顺军在京期间有一位果毅将军李友一无所知，所以一看到史籍中提到姓李的将领就宣布此人即是李岩，而我却被说成“因成见所蔽，虽在眉睫之下也视而不见”。我看，还是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吧。

在《质疑》一文里，我在李岩被杀问题上提出了三个疑点。张国光同志都代为解释了，认为不值得怀疑。但未能解惑，再疑一次。

第一，时间还是不对。张国光同志引了《国榷》所记六月二十一日“自成整兵而西，至平阳……明日，遂杀李岩及讨北将军李牟于席”。接着指责我只看到了李自成于六月一日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却没有看到同书七月甲辰（十九）的‘李自成在平阳整兵济河而南’这一条”。我的答复是，考定一个日期或一个事件不那么容易。引用这一条材料，不引用另一条材料，原因正是张国光同志谆谆告诫的要去伪存真。李自成由北京返回西安途经平阳（今临汾）是在五月下旬，根据是：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李自成“自京败归”经过太谷的时间为五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康熙《平阳府志》和雍正《临汾县志》记载，“顺治元年五月，李自成从北败归至平阳府”。康熙《临晋县志》记载，“六月初二日，逆闯自京败回，复过县西走”。雍正《猗氏县志》也说，“六月二日，闯贼自京败遁，复西走”。临晋、猗氏两县相距很近，后来合并为现在的临猗县，李自成在六月初二日经过这两个县是完全可能的。闻喜在临汾和临猗之间，李自成率军五月十五日还在太谷，六月初一到闻喜，初二途经临猗，按日期推算，《平阳府志》和《临汾县志》所说的五月到平阳完全可信，虽然没有记载具体日期，但按地理位置推算时间已到下旬没有问题。《国榷》记六月初一日李自成经过闻喜而西，相当可靠，所以我就采用。张国光同志以为我因“疏于检索”而“没有看到”同书七月十九日李自成还在平阳整兵济河而南的记载，这只能证明他自己不仅在时间上没有下什么功夫去弄清楚，连地理概念也很模糊。黄河在山西的西南角上是拐了一个弯的。前引各书都记“而西”，西渡黄河是返回陕西，“济河而南”就跑到河南省去了。这很能说明张国光同志的治学态度，只要某条“史料”对自己有用，连常识也可以不顾。张文还引用《圣安本纪》的记载说七月一日“参将夏有光报探至台儿庄，知闯贼见在平阳整顿兵马”。表面看来，这条材料似乎是《国榷》七月甲辰条的有力旁证。不过，台儿庄在山东，离山西临汾远得很。张国光同志在文中挖苦我“忘了当时又无电报”，自己却是一会儿说李自成是在不断“流动，联络不易”，一会儿又说南明一个参将跑到山东台儿庄就探得了李自成在山西临汾整顿兵马，这能自圆其说吗？

第二，归德府发生叛乱时，李自成在河南的兵力还相当多。《质疑》中用了两条材料说明大顺军右营大将袁宗第在六月中旬已开抵河南省中部，其实，《汝宁府志》等书也同样证明袁宗第所部当时确实在河南。由于篇幅限制，还没有指出大顺军的其他一些将领当时也距离发生叛乱的归德府不太远，如平南伯刘忠所部当时在河南怀庆到山西长治一带，刘汝魁在大名府，等等。《质疑》中说大顺军当时在河南有十万以上兵力，“大将也不乏其人”并不是随意夸张。张国光同志为了反驳我关于李岩请兵二万入豫的传说不符合当时大顺军兵力的分布情况，说：“作者却忘了当时又无电报，袁宗第和自成都是流动的，联络不易，怎么能对彼此的行动都一目了然呢？”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证明张同志对崇祯十六年以后李自成起义军及其地方政权的情况懂得很少。在他眼里，李自成起义军是一群组织松散的乌合之众。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从崇祯十六年七月李自成进军西安和次年春进军北京来看，这两次大战役都是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主力部队，右营或左营担任偏师，发动钳形攻势。虽然主力和偏师进军路线不同，但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到达战略目的地，这充分证明大顺军的组织严密和指挥艺术的高超。何况当时山西、河南这两个接境省都设立了大顺政权的各级地方机构，怎么“联络不易”呢？我在《质疑》一文里也考虑到了当时的交通条件，所以在措辞上用的是难道李自成“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张国光同志大概是认为李自成对自己的部队“大致”

第三，在《质疑》中业已指出《绥寇纪略》等书关于传说中李岩兄弟被杀导致了大顺军“文武不和，军士解体”是没有根据的。这里只补充一点，关于李岩被杀的说法最早见于《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原文描写得还要热闹，说牛金星想趁李自成负重伤之机“黄袍加身”，取而代之，因而首先把二李除掉。吴伟业等人大概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了，所以只采用了故事的后一部分，借以解释李自成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我们现在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并不需要继续借用小说中描绘的内讧场面。张国光同志在为这一传说做辩护时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他的唯一论据是：“吴伟业等说，‘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就不会是毫无根据。”至于“根据”是什么，却没有下文。反正张国光同志已经宣布了谁要是不承认这个“不会是毫无根据”那就犯了“不合情理”的错误。其实，张文在引用这条材料时也是绕着道走的，原文是“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我在《质疑》一文里已经用事实说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刘宗敏和牛金星一直在李自成身边，见面机会自然很多。如果以老实态度把全句引出，牛金星早被刘宗敏“手剑斩之”了。这又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在“骂金星”上来个紧急刹车。这就是张国光同志的学风。

关于李岩的问题，我仍然希望史学界的同志们能发掘更多的材料，使这个三百多年的悬案得到解决。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38—49页]

##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

——同姚雪垠同志商榷

最近，姚雪垠同志在《历史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李自成自何处入豫？》一文。文章的主要论点有三个：一、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前息马于郧阳深山之中；二、李自成起义军是从郧阳、均州之间的“小路”入豫的；三、进入河南的时间是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中旬。对这三个论点我都有不同看法。现将个人一孔之见写出来，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里，李自成起义军从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三年底为期两年多的活动情况，历来是一段空白。由于大顺农民政权失败后它的文书档案遭到毁灭，也由于这个时期李自成的部队不多，不易引起当时的人们注意，清初的一些史籍的作者就已经弄不清楚了。为了填补这段空白，人们只好根据传闻或推测把李自成描绘成潜伏于某一地区的深山中。有的书说是在陕西商洛山区，有的说在河南崤函山区，也有的说在湖北郧阳山区。归结起来，可以统称为“深山息马说”。姚雪垠同志就是采取了“潜伏汉南，息马郧阳深山”的说法，但没有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息马的。文章引用的材料上限是崇祯十二年（1639）夏季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然后谈到李自成被明军包围而潜入深山。那么，我的文章也就从这时谈起。从崇祯十二年秋到十三年十一月中旬，李自成及其领导的起义军是在深山息马吗？让我们还是从事实出发，看一看有关的史料。

据同治《竹溪县志》记载：“崇正（祯）十三年闯贼陷城。”[43]同书卷七《秩官传》又有不同的说法：“李孔效，辽阳举人，崇正（祯）十一年任……明年八月，李自成以十三营来围城，百计御之。时总兵左良玉拥兵白土关（白土关在明代属湖北竹溪县，清改属陕西平利县）不救，城遂陷。”同治《郧阳志》也有同样记载。同治《竹山县志》说：“十二年流贼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复陷竹山、竹溪。”[44]究竟李自成起义军攻占竹溪是在崇祯十二年还是十三年呢？证之以当时任明郧阳抚治的王鳌永在崇祯十二年九月八日的奏疏：“逆贼鸱张竹溪之问（间），于八月初七日围城，该县知县李孔效同秦兵三百竭力拒守，相持十有四日，至十九日之展，力不支而城破矣。”[45]这就充分证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二年八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攻克了竹溪县。姚雪垠同志似乎不知道这件事，所以采用了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的说法，相信李自成是在“戊寅（十一年）赤身逃回，窜往楚山……求附献曹，献忠不许，且欲鞭扑，又在竹溪欲谋杀闯”。接着说李自成“是在竹溪境内逃离献忠，潜伏起来”。历史事实是，李自成攻克竹溪以后也并没有潜伏起来，而是率部进入了陕西。乾隆《直隶商州志》载：“（十二年）冬，闯逆入商州军岭川，参将郑国栋、都司艾国彬合兵击贼，大败之。贼东下商南。”[46]乾隆《商南县志》所载亦同。我国史书是按照习惯把旧历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称为冬季的。《商州志》和《商南县志》里说的十二年冬，看来是十月间发生的事。因为同年十一月，李自成就由于在陕西商州受到挫折而返回湖北了。当时奉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命以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到前线督师的杨嗣昌正在湖北襄阳，他在《与监纪邵同知起》的信中说：“闯将一枝又向彝陵（今湖北宜昌市），作昼伏夜行之计。……果何时至此？”[47]原信没有注明时间，但从杨嗣昌给朝廷的《楚兵大挫具实上闻疏》里可以肯定他得到李自成部在彝陵地区活动的消息是在这年的十一月。疏中说，“又闻闯将改名老八队，将步贼十余[48]独往巴东”，“本阁部以为此闯将零股，歼之不难”。于是他下令湖广巡抚方孔炤派副总兵杨世恩、罗安邦“合兵自当阳趋兴、远（指湖北兴山、远安二县），侦贼所在，出其不意，突奏奇功”。同时，他还令偏沅巡抚派属将闵一麒、尹先民等赶赴彝陵，目的也是为了“侦杀闯将步贼”。经过这一番部署，杨嗣昌满以为将一举歼灭李自成起义军。结果杨、罗二部明政府军在追到兴山县香油坪（距县40里）时，陷入了李自成、罗汝才部起义军的包围之中，激战至十二月初十日，杨、罗二部被起义军全部歼灭。杨嗣昌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把责任推到湖广巡抚方孔炤身上。结果是，“奉圣旨：楚师败衄，竟无救援，方孔炤明系玩寇失机，着革了职，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49]。杨世恩、罗安邦两部的被歼灭，在《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中也有记载，只是由于作者没有见到杨嗣昌给朝廷的奏疏原文，不知道明政府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妄图围歼李自成起义军，也不知道这场战斗是李自成起义军同罗汝才部联合作战的，因而把参加这次战役的起义军仅仅归之于罗汝才部。

上面列举的事实证明，从崇祯十二年八月到十三年七月，这一年对李自成来说是充满了斗争和艰险的一年。他需要战斗，需要不断地转移。把战马倥偬描绘成息马深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就活动范围来说，李自成起义军在这一年里并不限于郧阳地区，如夷陵、兴山、巴东无论是在明代还是在今天都不属郧阳，何况前已指出李自成起义军还曾一度进入陕西商洛地区作战。

当然，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本文根据史料否定“息马深山说”，绝不能解释成从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进入河南之前，李自成起义军是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不断战斗、奔波，甚至在客观条件允许时也拒绝进行任何短期的休整。乾隆《商南县志》曾记载：“马鞍山，城南百里，楚豫交错，树有铁旗杆，相传闯贼屯营于此。”既然“树有铁旗杆”，看来屯营时间不会太短。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二年冬和永昌二年（1645）正月从西安撤退时都经过商南，由于是路过性质，同这个传说不大符合。这个传说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处入豫

上文说到，李自成起义军是在崇祯十三年六月胡其里战役之后离开湖北郧阳地区的。按照杨山松《孤儿吁天录》的说法是“七月三十日，闯将李自成自胡其里败后，零奔洵阳。先人恐其入秦，煽惑新起之寇，檄秦中督抚谨备之”[64]。杨嗣昌的文集里也多处反映了李自成部是经过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的。在给郧抚袁继咸的信中说，“闯将奔平利县，左镇想能了之”[65]。《与秦中抚按》书中说，“适洵阳报到，闯将零奔。此贼虽经杀败，而奸狡为最，惟恐其蛊惑新寇，煽乱堪虞……”[66]不久，又在《与张少参京》书中写道，“闯将渡河入商，近闻大肆猖獗，商郧内淅岌岌忧之”[67]。原信没有注明日期，但事情的发生到他接到情报再发出指示在时间上必然有一段距离。杨山松写作“七月三十日……零奔洵阳”，也可肯定是杨嗣昌得到消息的时间。因为，从其他材料中得知，就在七月内，李自成部已经穿过陕西兴安、商洛地区进入了河南。顺治十六年（1659）《邓州志》记载：“（十三年）秋七月，保都（当作保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讨李自成，战于湍河，胜之。自成初起，左良玉战于淅水，不利。自成声方锐，文岳帅威军日夜趋三百余里，夜至邓，军于湍河之阳，将士不食二日矣，邓人馈飨给之。大威严壁垒，亲临矢石，自辰至未，五战皆胜之。自成退四十里而军焉。当时援兵多报首功，然无有身亲血战如大威者。自成本来攻邓，是战也，邓免于难。”[6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引的《邓州志》是顺治年间编纂的，上距事情的发生不过20年，记载得又这么详细，不大可能在时间上出错。何况原书下文就说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了邓州，证明并非把十四年的事误记为十三年。与此相印证的是，康熙《内乡县志》的记载：“崇祯十三年七月，保定、山东、河北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等讨逆贼李自成，大战于湍河之阳，败之。自辰至未，五战皆捷，李自成始退四十里军焉。”同书又记，“十月二十二日，逆贼李自成潜率五百骑攻内乡县东北乡薛家寨（小字：一名天宁寨），守严不克。二十七日退去”[69]。邓州和内乡县志的记载确凿不疑地证明了，早在崇祯十三年七月李自成起义军业已进入豫西。按时间推算，李自成部在六月到七月的约一个月时间里从郧阳地区出发经兴安、商洛抵达河南内乡，虽然是迂道而走的，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完全可以做到。参考杨嗣昌奉命督师到达襄阳后给朝廷的奏疏里按日列举的行程，在九天之内就从河南开封到达了湖北襄阳。李自成部的进军河南，一路上明政府地方当局虽有塘报，但从未提到进行过任何阻击。

三、李自成入豫为什么取道陕西

第一，姚文的第一个理由是从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的，他说：郧阳地区“在崇祯十三年五月以后，随着战争的向川东转移，这一带就不再驻扎多的明军”。“到了六七月间，张献忠进入巫山境内，汉水以南、郧阳地区和陕西的兴安、平利一带，都成了军事上的真空地带。因此说李自成逃入汉南，息马郧阳深山中，十分合理。”崇祯十三年五月以后双方的形势究竟如何？李自成起义军方面的活动上文已经进行了一番考察，这里只谈明政府军的情况。事实同姚文的分析正好相反。当时明政府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最强的一支是左良玉的部队。崇祯十三年二月之前，左良玉除留下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刘国能、李万庆等人镇守郧阳一带以外，自己率领主力从襄郧地区出发经陕西兴安进堵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起义军。这年二月在四川太平玛瑙山一战，使张献忠部遭到严重损失。这以后，左良玉同杨嗣昌的矛盾日益激化，除留下部将刘士杰等少数军队交杨嗣昌直接指挥外，自己却率领主力返回郧阳地区称病不肯为杨嗣昌卖命。这方面材料很多，无须一一列举。前面已引了杨嗣昌给左良玉的信说，“贵镇自二月中旬因恙暂摄，至是五阅月矣”。《孤儿吁天录》也说：“夫玛瑙方捷以后，献忠真正阱兽釜鱼，良玉之成功，期期可操左卷，而乃称病竹山，屡檄不动。且先人在川时，左镇安坐郧竹。李自成正在商洛，相去咫尺，倘肯移师以讨，何啻泰山压卵，宁待先人之命。况亦曾屡檄之而坐视不应，则李逆之养成气势，亦良玉之罪。其违制也甚矣。”[76]杨嗣昌本人在给郧抚袁继咸的信里说过，“八月五日接老公祖教……又二日而万守道报过贼（指过天星惠登相）降于左营，又诣竹山亲见左镇”[77]。事实说明，从这年二月玛瑙山战役以后直到年底张献忠出川左良玉率部进入陕西兴安以前，左良玉部一直在郧阳地区。姚雪垠同志把当时明政府最强的军队驻扎的地区说成“军事上的真空地带”，真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李自成起义军从郧阳地区出发经陕西境内进入河南，没有取道郧均之间的小路，原因是李自成当时并不像姚文所推断的那样位于郧均一带，而是在房县地区，两者虽然都属郧阳府，但中间隔着一条著名的武当山脉。特别是左良玉部正“安坐郧竹”，李自成当时兵力有限，为避免同左部正面作战起见，才采取了由竹溪经平利、洵阳渡汉水入商州，进入河南的迂回路线。

臣备员抚治，所辖五府二州属城五十有九。内惟荆属之公安、石首、监利、长阳四县犹得鼓腹而咏皇仁，其余则皆为干戈抢攘之所。至巫峡而北，汉水而南，周回五千余里山深箐密，且长为寇盗之窟矣。计自七年失事以后，县官之能任修复者，惟房县死难知县郝景春、竹溪县不知下落知县李孔效两官而已。然皆以拒贼致衄，或死或无下落，虽未有成功而志则可尚矣。至其余州县则全不留心修复，偷息视荫。如督师辅臣疏中所及者竹山知县毛一骏先驻老虎寨，离该县二十里，后闻张逆西奔又避之中山寨，去该县且二百余里矣。臣昨岁以九月初四日至该县，一望蒿蓬，杂木成围。问之附近残兵，盖三年无人迹矣。保康县知县陶懋中昨岁八月十三日见臣于该县之简家坪，徒步而来，衣冠俱无。自言到任之后，县民即招之入寨，该县不从，自居县治中，数岁以来，尽力招徕，除县堂三间分其二以居诸生并县前之结茅而居者，通计共二十六户而已。张逆再奔该县，即自缢以殉，而乡民解缢，负入荒崖，则初居县而后入寨矣。兴山县旧无城郭，署印者为监利县丞胡瑞，始据昭君台，再移兴王寨，至十一月二十日荆州府知府王观光为之呈详云该县并无岩寨可避，欲护带印信暂依归州协守。……远安其未至而避地于鸣凤山，归州亦置新城而徙治于江阶。……此外如上津县知克曹克诚之避居舟中，郧西县知分曹同申之寄居府城，四境久绝人烟，职官仅把空印。即欲修复，而非其力之所能为也。[78]

什么原因造成郧阳抚院所辖地区[79]这样残破不堪呢？统治阶级往往把账算到农民起义军头上，实际上主要是明政府军造成的。这里再引一段王鳌永崇祯十二年九月的奏疏：“又兵所过处**掠反甚于贼。在昔传闻犹恐非实。乃臣今且目击之。冤惨之状，未可言喻。百姓遇贼，虽财被劫，身被掳，犹可赊旦夕之命。若巡官兵赀财既可充橐，首级又可冒功，财命两丧。民之从贼，其心盖有独若（苦）者矣。”[80]此外，各县的地方志对这种情况也有程度不同的记载，这里就不再一一征引了。事实告诉我们，当时郧阳地区的残破不是能够按照一般常情来推理的。姚文以为要不被地方官府所发现，只有“避免经过城池，走小路”。其实，走小路才稍有可能碰上明朝的地方官吏。

第四，姚文引用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御前会议”的有关史料，指出“当朱由检询问李自成从何处来到河南时，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回答说，闯贼从四川来。兵部尚书陈新甲立在一旁，急忙纠正说：贼自秦来，不自川来。陈新甲这句话连说两遍”，接着，姚文就下断语说：“这一件事是很确凿的。陈新甲主持全国军事，为人精明练达。他否定李自成从四川来，而肯定是从陕西来，应有较为可靠的情报依据。”这些话表明姚雪垠同志相信陈新甲得到的消息比较可靠。奇怪的是，姚文在接近了事实真相的时候，却一转身又回到“由郧均入豫”的传统说法上去了。陈新甲确是了解情况的。不仅他身任兵部尚书主管全国军事，而且从杨嗣昌的文集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两人的关系不错。杨嗣昌常常把前线的军事情况通知他，连有些不便于直接向崇祯皇帝奏请的事情也托他转达。前引杨嗣昌得到的李自成经陕西平利、洵阳、商州入豫的情报，陈新甲当然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有人曾根据这次廷对怀疑陈新甲断言李自成是从陕西入豫而非自四川来，是为了替杨嗣昌开脱罪责。其实，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杨嗣昌虽然身在四川，但并不是四川巡抚，而是全权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督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朱由检在崇祯十一年九月和十三年闰正月两次颁发的敕书中都明确写明了他的职责和权力是：

这个敕书把农民起义所涉及的地区全部划入杨嗣昌的职权和责任范围，其中既包括了四川，也包括了陕西。就是说李自成攻破洛阳处死福王，无论是自川来还是由秦来，杨嗣昌都逃避不了责任。常识告诉我们，四川同河南并不接界，中间还隔着陕西或湖北。姚雪垠同志否定了李自成是从四川来的，并无助于证明李自成必定是经湖北郧均入豫。姚文对陈新甲的说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只用它来驳倒“贼从川来”，而对问题的实质，即“从秦来”三字却做了非常含混的解释。他说：“至于他（指陈新甲）说李自成从陕西来，也并非无根据。清初文献的提法是‘逃入汉南’和‘息马郧阳山中’。汉南既包括郧阳地区，也包括陕西境内的汉水以南各县。这一带地方和郧阳接界，当时打粮很困难，很可能李自成息马郧阳深山，而出一部分人马到兴安、平利和白河一带打粮。”这种解释未免失之牵强。即使说李自成曾经派出一部分人马到陕西境内汉水以南地区“打粮”，也不能同姚文反复论证的李自成是由郧均“走小路进入淅川境”的说法调和起来。何况，前面引用的史料业已说明李自成不仅在崇祯十二年冬一度入商，而且在崇祯十三年也是经陕西平利、洵阳“渡河入商”（渡河当即渡过汉水），然后进入河南的，而陕西的商州千真万确是在汉水以北。姚文的论点本来是十分清楚的，文章的第三个小标题就是“李自成应是由郧阳山中驰入河南”。为了借重陈新甲“贼自秦来，不从川来”的断语来驳倒巴西鱼腹诸山突围的旧说，结果非始料之所及，连同自己的论点也一起驳倒了。

我的初步看法是：一、李自成起义军从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三年的活动情况至今还留下一些空白，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轻易地在几种传说当中选择一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现在所知道的只是李自成在入豫以前由于部队不多，为了避免被占优势的明政府军所歼灭，长期转战于陕川鄂三省接境的一个比较广泛的地区。二、李自成的率部入豫并不像姚雪垠同志所推断的那样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中旬从郧均小路驰入淅川境，而是在崇祯十三年七月由郧阳地区出发，经陕西兴安、商洛地区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三、根据一些第一手材料，李自成部起义军的作战人员从来没有低于数百人。有这样一支经过长期战斗锻炼的骨干为核心，李自成才可能在进入河南以后把大批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队伍。如果按传统说法，李自成进入河南时只有“五十骑”，不仅同史籍所载两年后大将就有三十来人不符，也不可能正确地解释李自成起义军入豫后的大发展。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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