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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4页）

一、几种不同的说法

李自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之一。关于他是怎样参加农民起义的，史籍上说法不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崇祯元年，延安大饥。不沾泥、杨六郎、王嘉胤等率众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为盗。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骑射。家贫为驿书，往投焉。已而参政洪承畴击贼，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获。自成走匿山泽间得免。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诏天下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入援，兵溃于涿鹿，叛走秦晋间山谷。李自成出与之合，旬日间众至万余，推高迎祥为首，称闯王，转寇山西、河南。贼中称自成为闯将。”[85]同书同卷的末尾有谷应泰的按语说，“崇祯之初，锐意恭俭。东南织文，西北游徼，并行裁罢。而李自成以驿胥失职，值饥民不沾泥等倡乱延安，因往从之”。裁驿递这件事是崇祯二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懋提出，经崇祯帝批准，次年正式施行，现存的明代档案历历可考。谷应泰在前面说李自成于崇祯元年（1628）投不沾泥等部参加起义，后面又说李自成是因为裁驿递“失职，值饥民不沾泥等倡乱延安，因往从之”。这种互相矛盾的记载，说明作者对于李自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参加起义的并没有弄清楚。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中说：“李自成，延安米脂人也。性狡黠，善走能射。家贫为驿卒。天启二年，延安大饥。不沾泥、杨六郎、王嘉胤等入村落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起。拒官捕，不敢返家，乃相聚为盗。自成往投之，授以头目。七年，参政洪承畴诱降不沾泥，设伏待之，贼惊遁去。寻为其族人所缚送军门，斩之。自成走匿山泽间，得免。崇祯二年冬十月，北兵薄都城，诏天下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入援，兵哗于涿鹿，叛走丛薄。自成出与合，旬日间众至万余。推高迎祥为首，称闯王。”[86]很明显，张岱的记载同《明史纪事本末》所根据的材料是同一来源。但在时间上，张岱却把不沾泥等领导起义和李自成投入起义军都挂在天启年间，显属谬误。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它根本不提李自成曾经当过驿站的驿卒，而根据一些不可靠的传说对李自成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做了一番似是而非的描述。接着写道，李自成因在老家米脂县“数犯法”，立脚不住，“借李过亡命甘州，投甘督梅之焕所部参将王国为兵。国奉调遣过金县，兵哗。自成缚县令索饷，并杀国，遂反。安塞人高迎祥故马贼，逃兵李成龙纠为乱，饥民王异应之。异，一名大梁，因自号大梁王。迎祥自号闯王，马著门表马贼，且特起也。自成于高为甥舅，往从之，自将七千人立一队，号曰闯将”。

“钦定”《明史》在撰修过程中，对史实做过一些考核，从该书卷二百四十八梅之焕的传记中记述甘肃兵变的情况来看，编纂者是知道这次兵变同李自成没有关系的，因此在《李自成传》里没有采用“甘肃兵变说”。可是，由于编纂者对于李自成参加起义的真相并没有搞清楚，又把这件事记载成：崇祯四年，王自用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这样，又出来一种新的说法，即李自成是在崇祯四年同侄儿李过一道东渡黄河，在山西参加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的。

正是由于各种史籍的记载互有异同，给后来的读者带来混乱。目前史学界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叙述基本上是采用“甘肃兵变说”。这种情况当然是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清初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几部著名的史籍都包含类似说法。然而，相传已久的说法并不一定是可靠的；何况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关李自成起事的记载，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

二、李自成参加起义以前是银川驿驿卒

从一些比较原始的材料来看，李自成在参加起义以前是米脂县银川驿的驿卒，并没有到甘肃去投军，请先看清初当地的记载。

康熙七年修《陕西通志》李自成传写道：

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记，“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88]。同书卷五说，“孰知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89]。康熙《延安府志》所载与此相同。

《延绥镇志》在谈到驿递时有评语说：“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使十七年忧勤之主而竭同金统，酷甚流珠，自书契以来，未有若斯者也。初不过为裁省驿站计，岂意游民无所得食而饥荒又迫之，卒至于土崩而不可救。呜呼，明太祖有言曰：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恤。盖鉴元驿之苦暴也。使子孙世守祖训，李自成者胡为来哉！”[90]

同李自成农民军有过某种接触的人，也都指出李自成参加起义以前是驿卒。曾经一度卷进农民军的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二中说：

自成，延安府米脂县人，幼凶猾无赖，为驿卒能得众。时岁洊饥，邑官艾氏贷子钱，自成辄取之，逾期不能偿，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以威其众也。诸驿卒哀其困，移诸阴而饮食之。艾仆呵骂不许。自成愤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则踉跄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饮食。虽惫甚不少屈也。众益哀之，不胜其忿，遂哄然大哗，毁其枷，拥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犹未至伤人也。而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众不得已，杖白梃一哄而出。县尉惊，堕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是夜遂乘势袭城。奋袂一呼，饥民群附，一夜得千余人，出而走，转掠远近。旬日间其势益众，又与盗相通为声援，往来奔窜，号曰闯将，俨然自为一部矣。

费密在《荒书》里记载李自成牺牲的情况，相当准确，而且为他书所不载，表明他同李自成的部将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关于李自成的早期情况，书中的记载是：

自成，米脂县东双泉里人。父为农，贫甚。移家官庄。官庄者，艾乡绅所居。自成产时，其父梦一黄衣人入其土窑，故小名黄娃子。父亡，自成年长无依，为米脂县圁驿马夫。艾乡绅之门有石坊，艾送客忽见自成坦卧其上，怒之。他日又溺于艾乡绅门墙。擒入，棰楚乱下，系于庭柱。艾之季子出，手持饼啖。自成饥甚，向季子乞余饼。季子骂曰：“我宁饲狗，岂以与汝？”投饼于地，脚踏而去。自成深恨。艾乡绅又送官责治。适自成骑死驿马二匹，追赔比较甚严。又骑死一匹，遂欲走亡，无可投者。……己巳间，米脂大雪，晦黑三月有余，麦皆冻死。又大旱，人饥。自成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粮于众，遂为小贼首。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为马头，北方此役甚苦。刘宗敏为冶匠。一日，自成为官府捉马，苦无以应，偶坐宗敏店中。李大亮为秀才家佣工人……见自成窘甚，问其故，自成以实告。三人各言其志，即将所买食物祀神盟誓，为响马贼。[91]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陕北重镇榆林。明卸任总兵尤世威、王世钦被俘，解至西安。“自成曰：‘将军皆名将，佐朕共取封侯可乎？’世威等仰天大笑，骂曰：‘驿中小卒敢大言，某等朝廷上将，悔不速杀汝。’自成笑，前解缚。世钦唾曰：‘唉，驿卒勿近前污将军衣。’自成怒，命皆斩之。”[92]尤世威和王世钦都是榆林人，与米脂邻近，他们对李自成的出身情况，应当是比较了解的。

上面引用的材料详略不同，情节上也有差异。然而在李自成参加起义以前是米脂县银川驿驿卒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分歧。对于情节上的差异，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封建时代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驿站马夫所遭遇的欺凌和侮辱，必然很多；某些不同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1644年初，李自成在其发布的永昌元年的诏书里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诏书虽然是封建文人起草的，但“身切痌瘝之痛”绝不是无根之语。对于黑暗的封建统治，李自成确实是有许多切肤之痛的。郑廉和费密等人的记载，不仅透露了李自成在参加起义以前，遭受过多么深重的压迫，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李自成对地主豪绅的深仇大恨以及郁积在胸中的反抗精神，这些点滴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李自成参加起义后，无论是在怎样艰险的条件下，始终坚忍不拔地进行斗争，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李自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参加起义的呢？上文引用了康熙《米脂县志》说李自成是在崇祯三年（1630）因为丢失公文无法交代而被迫参加起义的，其他史籍又说李自成是因为骑死了驿马赔不起或是借了艾乡绅放的高利贷还不起而聚众起事的。导致李自成离开银川驿的直接原因很难考定，也许几种说法都包含了部分历史真相。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李自成在驿站生活不下去，同明朝廷采纳兵科给事中刘懋的建议，裁减驿站经费六十余万两移作军费，是有密切关系的。裁驿递是在崇祯二年提出，崇祯三年正式执行。按照刘懋等人制定的条例，驿站工食和养马的费用“十减其六”[93]。裁减经费后，驿卒们不仅无法借以糊口，连赔也赔不过来。李自成就是在明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压榨下，被逼上梁山的。崇祯十五年明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发掘李自成祖墓时给陕西总督汪乔年的塘报，是探讨李自成早期情况的一份重要材料。塘报中说到为了发掘李自成祖墓曾经派人找到一个和李自成同里的人，这人名叫李成，曾经帮助过李自成家安葬祖父。据李成说，李自成“自崇祯三年西川贼卜（不）沾泥作乱，流入贼营，不知下落。至崇祯九年领人马千余来县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号称闯将”。从其他材料来看，李自成在崇祯九年（1636）确实带领人马到米脂一带活动过。可见李成所谈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

三、李自成同甘肃兵变毫无关系

关于李自成曾经投明甘督梅之焕部下为兵，后在金县哗变，杀县令和参将王国，从此参加农民起义的说法，流传得相当广，但并不可靠。

甘肃兵变确有其事。崇祯二年后金贵族的军队大举破边墙而入，畿辅地区烽火连天，明朝廷抵敌不住，火急下令各地领兵勤王。甘镇兵在巡抚梅之焕统率下入卫京师，崇祯三年正月上旬，途经甘肃安定时发生兵变。其时李自成还没有离开银川驿。主张“甘肃兵变说”的各种史籍都说李自成是这次兵变的首领人物，《平寇志》还说他在兵变以前就“以功升把总”，那么李自成的参加明军势必要更早得多。这在时间上是说不过去的。更主要的是有关这次甘肃兵变的原始记载都说明它同李自成并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甘肃兵变的材料。

《崇祯长编》在崇祯三年二月初一日项下记载说：“甘镇悍卒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畏入卫之劳，在途鼓众倡乱，格杀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并劫随营军饷。正月十一日奔至兰州。巡抚梅之焕亦以是日驰到，令陶万垒、张奇文入营传示，但诛首恶，余俱归营，且悬赏以待。十三日午时，彝丁拜户、哈杰等遂杀王进才于城下。是夜复擒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斩之，共搜出饷银四百余两。次日，之焕同总兵杨嘉谟等复整营伍入卫，惟倡奔一营不遣。”[94]

当时任甘肃巡抚的梅之焕在平定兵变后给朝廷写的《定乱疏》，对这次事件的整个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疏中所谈的情况是，梅之焕接到勤王的诏书后，把甘镇兵马分作五运（即五批），以副将张尔奇所部为头运；参将张弘业领凉州兵为第二运；参将王国靖领西宁兵，参将孙怀忠领庄浪兵为第三运；总兵杨嘉谟所领正兵营为第四运；梅之焕亲自率领巡抚标营为第五运。五批军马在崇祯三年正月旧历元旦前后起程。当第三运和第四运走到甘肃安定县（今定西县）的时候，总兵杨嘉谟所统正兵营的兵丁受不了明政府军政当局的压迫，奋起反抗。据参加兵变的士卒谈哗变的原因是：“昔年甘军援辽，竟没有一个还乡（指万历四十七年杨镐四路出师，被后金贵族军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今六千里远路，盔甲铣炮又重。又无一分安家粮。正兵营领兵官专一严急，每日定要走几站，夜间不许借宿民房，露宿片时即催响号再走。几日人马俱倒。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哗变的正兵营士卒为了避免孤立，决定联合第三运的庄浪兵和西宁兵一起返回原驻地。由于少数反动军官进行压制，王进才等当即杀死参将孙怀忠和周、连二把总。当梅之焕进入兰州城时，安定哗变的明军也已“介马西驰”，卷地而至。老奸巨猾的梅之焕一面派人暗中笼络参加哗变的“夷丁”拜户和哈杰做内应，一面在城头对兵丁进行威胁和分化说：“你等若要攻城，先将你在城家口枭斩，发兵夹攻。……只念你等都是朝廷作养精兵，今主谋不过两三人，若一概尽诛，不无可惜。姑容你自献真正首恶正法，其余但赦不问。且闻你等一路来不曾抢掠，犹知畏法。且赏他烧饼。”随即把烧饼扔下，兵变的首领王进才“埋头拾饼”时被拜户杀害。接着，领导兵变的另外两位首领殷登科、吴天印也被擒杀。王进才的兄弟王进礼起来救护，也被杀。第二天，梅之焕下令打开城门让士兵进入兰州，“挑选其愿随征者编入标营，不愿者发回休息”[95]。

乾隆年间编纂的《甘州府志》关于这次兵变的记载说：崇祯“三年春正月，甘肃入卫兵溃，与贼合。京师戒严，诏梅之焕入卫。且行，西部乘虚犯河西。之焕留止，遣兵邀伏归路，再战败之，斩首八百四十有奇，引军东。俄，悍卒王进才杀参将孙怀忠等以叛，走兰州。之焕遂西定其变。迨抵京后时矣。其溃卒畏捕诛，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群盗，贼势愈张”[97]。由于《甘州府志》成书较晚，这段记载实际上是从《明史》梅之焕传里转录过来的，其中有的情节不大准确。比如文中“西部乘虚犯河西”一事根据梅之焕的《报捷疏》是发生在兵变以后，《明史》和府志却颠倒了先后次序。至于把这次兵变同农民起义挂在一起，看来也多少是受了其他史籍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兵变的时间和主要情节上，《甘州府志》仍然保持了事实的真相。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确定：一、这次兵变发生在崇祯三年正月，地点是甘肃安定县（今定西县），不是在金县（今榆中县）。康熙《金县志》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次兵变，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历任知县中有在兵变中被杀的。二、兵变的首领人物是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后来被杀害于兰州城下，同李自成毫无关系。三、兵变中被杀的有明参将孙怀忠和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和孙怀忠同为第三运的参将王国靖所领的西宁兵虽然参加了这次兵变，但王国靖并没有被杀。吴伟业等人记载李自成杀参将王国大概就是因为兵变时有位参将王国靖而产生的讹传。此外，根据各种记载，梅之焕只担任过巡抚，并没有当过总督，吴伟业在书中却称他为“甘督”，这种纰漏都说明他在记述这次所谓李自成在金县兵变中起义时，对史实缺乏考核。由于吴伟业在清初的名声很大，他的一些记载往往为后人所沿袭。史学工作者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但不应当把他们的谬误也接受过来。为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在是彻底抛弃“甘肃兵变说”的时候了。

##关于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商榷

多年来，一谈到李自成起义，人们就会想起一个贬义词：“流寇主义”。似乎“流寇主义”同李自成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李自成起义军曾经长期流动作战来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有点根据。可是，如果真是下功夫考察一下李自成起义军斗争的整个过程，那就只能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李自成起义军确实曾经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但是，要说李自成奉行一种什么“流寇主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一、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流动作战应当肯定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里，不少起义军曾经采取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用统治阶级的话来讲就叫作“流寇”。对于进行过流动作战的历次农民起义，需要做具体分析。一般来说，统治阶级是非常害怕流动作战的农民武装的。清朝礼亲王昭梿在记载嘉庆年间滑县李文成起义时有这样一段话：“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明参政亮初虑亦与余合，后知其计左，因谓余曰：贼自趋灭亡，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时虽命余呼贼为兄，亦所情愿也。余亦大笑。后果符余二人所料云。”[98]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是这样。他对流动作战的起义农民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特别下令各地官员奏报军情时不准使用“流贼”字样，一律改称“死贼”[99]。后来任明朝廷兵部尚书的张缙彦在崇祯十一年有一个奏疏，疏中根据他任陕西清涧知县时的亲身见闻得出结论说：“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昔大贼王嘉胤破河曲，据其城，延绥巡抚洪承畴率曹文诏等夺门砍杀，而嘉胤歼。李老豺破中部，据其城，巡抚练国事、兵道张福臻督兵攻围而老豺擒。神一元破宁塞，据其城，左光先、费邑宰等与战而一元死。谭雄破安塞，据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围而谭雄诛。此皆守而不去之贼，故速死也。是以惠登相、马守应、马尽忠等贼，破城邑无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早已奔走逃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贼，故缓死也。”[100]类似的分析在明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奏报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在总结反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重点，都是主张不仅要追，还要有堵，有防，以便围而歼之。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说明，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使统治者感到极大的威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最好的作战方式。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在明末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旋涡里，不仅有名照史册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曾经长期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也有遍布各地的所谓“土贼”，即地方性农民起义。这些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往往占山为王，据寨称雄，似乎没有沾染多少“流寇主义”的恶习。尽管他们的斗争也局部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牵制了部分明朝官军，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毕竟不能同“流寇”们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军的流动作战大可不必那样轻易地加以否定。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在大批饥民和地方性起义农民的支持下，一举攻克了豫西重镇洛阳。史籍记载，李自成在攻克洛阳以后，曾经“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101]。就是说，在起义军领导人的主观意图上，是希望把洛阳变成自己的基地，改变无后方作战的局面。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守土不流的良好愿望，在那时仍然是不现实的。洛阳易手之后，李自成在将近两年时间里没有再建立地方政权，而且对于所攻克的城市往往下令把城墙扒掉。史籍里记载了起义军这样做的理由：“因忿城中驻兵与彼作难，遂令伪将驱其男女平城。”[102]只是通过三攻开封，在运动中歼灭或击溃了明朝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孙传庭、杨文岳先后纠集的大军之后，李自成起义军才能够在河南省站住脚跟，建立地方政权的任务也随之提上日程。有的同志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却颠倒了历史进展的因果关系，把起义军在流动作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说成注意克服“流寇主义”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李自成起义军在力量足以保有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不重视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

二、大顺政权在各地部署的卫戍力量

有的同志论证李自成“流寇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说李自成极端不重视建立地方政权，特别是不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地方政权。在他们的想象中，似乎大顺军始终是随着李自成不断转移的，甚至在队伍已经发展到相当庞大的时候，仍然是“百万之众，唯自成马首是瞻”。按照这种设想，他们很自然地把李自成起义后期的情况，描述成李自成走到什么地方他的军队也就跟到什么地方。军队一离开，地方也就“重陷敌手”。有的同志虽然也指出李自成起义的后期改变了无后方作战，开始守土不流，但是他们所说的守土不过是派了一批地方文官，似乎没有什么军队。而这正是被作为李自成起义军不重视地方政权的一条主要依据。为了弄清真相，有必要对大顺政权的情况，特别是它为保卫地方所做的军事部署进行一些考察。

大家都知道，李自成最初建立地方政权是在河南省。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军初期设置的地方官员并不是文官，而是武职。前面说到李自成攻克洛阳后曾经“设官留银”，命明政府洛阳书办邵时昌和生员张旋吉、梅永盛负责城守。虽然邵时昌等人都是文人，李自成授给他们的官职却是副将和游击将军。[103]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宝丰，当地武生陈四对、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献，自成大喜，当即署任陈四对为游击将军，何英为守备，赋予保卫地方的责任。[104]仅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自成等人对于只有用武装力量才有可能保住地方是有明确认识的。崇祯十五年底，农民军在河南部分州县开始设置文职官员，这些地方政权也是在武装力量的直接保护下建立起来的。例如，明末官僚李永茂在给朝廷的奏疏里，根据来自他家乡的塘报说：“有谓十二月二十六日侠、曹（指李自成、罗汝才）发精兵千余骑送襄阳徐秀才（即徐达）往邓州上任。”[105]

人们在谈到李自成起义军襄阳建制时，常常只注意军事上五营的设置，而对于这次整编的另一个特点却有所忽视。这个特点就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鉴于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把军队按不同任务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担负攻城野战，即史籍中所记载的五营二十二将所属的部队；另一部分是从主力中抽出的卫戍部队，负责镇守地方。初期，由于占领的地区不大，守土的卫戍部队在总兵力中所占比例较小。随着起义军的胜利进军，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迅速扩大，许多原属攻城野战的部队也转而担负守卫地方的责任。顺便说一句，大顺军后来同满汉联军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兵力不足同这种情况是有密切关系的。

吴伟业在叙述李自成襄阳建制时，除了列出担负攻城略地的五营二十二将以外，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原文如下：

其次则分地以定卫帅。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烧夷之，无意守。即渡汉江，长驱入荆，念天下莫予难者。谋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以及于汝宁，而增置卫帅十有三人。襄阳者，贼之腹心根本地也，设襄阳卫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各领三千人为久戍（原注：又有杨彦昌守襄阳）。荆州，襄之上游，设通达卫用任光荣为制将军，配以六千人守荆州。彝陵，楚蜀之门户，分通达卫左、右威武将军蔺养成、牛万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张礼水师六百人共为守。守荆门州者都尉叶云林，本郏县诸生，所将止六百人，则以荆门有彝陵为之蔽也。马守应于己贰，改用威武将军王文耀，配以荆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扬武卫，以果毅将军白旺守安陆。（此处原有一小注，略去）而献陵我师所必争，即左营都尉马世泰为分驻。又以威武将军谢应龙守汉川，防左帅之溯流西上也。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守信阳，北扼孔道。均平卫果毅将军周凤梧守禹、郑二州，西备关中诸城。[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