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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5页）

1644年春，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大举东渡黄河，分兵占领了山西、河北、京师、山东以及河南未下地方和江苏北部地区。大顺农民革命至此达到了极盛时期。同一些同志的论断相反，大顺军在晋、冀、鲁、豫的广袤土地上，也部署了守土卫帅。如控扼黄河渡口的蒲州由李安统兵镇守。[111]大同是晋北重镇，李自成任命了起义军大将张天琳领兵驻防。顺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清大学士冯铨等人质讯大同总兵姜瓖时留下的记录中提到，姜瓖为自己辩护时曾经说道“况臣以四五百人当过天星（张天琳的绰号）万余精贼，保大同地方以归清朝”[112]，透露了大顺军在当地的留守部队是相当多的。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地区，古称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644年二月大顺军左营刘芳亮占领长治后，不仅任命了防御使和府、县官吏，还留下了大将刘忠（大顺政权的平南伯，原镇河南郾城）镇守。[113]畿辅地区关系到京师的安全，大顺政权在这里部署的军队也就更加密集。如真定是明朝保定巡抚建牙的地方，大顺政权在这里设真保节度使，任命大将马重禧为节度使，统领重兵镇守。[114]我们知道，大顺政权的节度使相当于明清两代的巡抚，其他地方的节度使都由文官担任，只有真保节度使任用了一员武将，说明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刘芳亮部攻占保定后，“留贼将张洪为守”[115]。宣府（今宣化）有大顺军将领黄应选率领“老本劲兵约三千有奇，无刻不露刃擐甲”，保持着戒备状态。而且还有“保安、怀、永左卫伪制将军、伪果毅、伪掌旅、伪部总，各有精锐千余，星联棋置。……而云镇之逆帅过天星（指镇守大同的张天琳）日遣侦骑数百往来宣、云，呼吸声援”[116]。在京东遵化地区，大顺政权也派遣了重兵镇守，见于记载的有“太平路伪将黄锭”“伪将马应湖、毕三才踞喜峰、松栅，刘衷拥贼数千踞三屯”[117]。天津则由大将白鸠鹤镇守，“体统颇严，贼兵虽聚，不敢为恶，各门出入无禁”[118]。

山东和南直隶北部地区，由于大顺政权管辖区当时已经非常辽阔，兵力相当分散，又必须留下较多的军队拱卫京师和应付紧急需要，暂时不可能大举南征。尽管如此，大顺政权在向山东和江苏北部派出地方文职官员时，仍然抽调了一部分军队随同前往。如派遣降将郭升、董学礼沿运河一线南下。山东青州府有大顺军“姚将军（名姚应凤，一作姚应奉）以五百人填（镇）青，皆铁衣绣，以红帕首，势焰张甚”[120]。山东德州地区大顺政权设有防御使阎杰，“杰有兵数百为卫”[121]。大顺政权在临清州也有不少驻军，据明朝遗老胡蕊明所作《凌御史传》，凌等明朝官僚在临清发动叛乱时，“伪州官刘师曾坐堂中……伪兵集者千余，唱筹发粟”[122]。

除了在巨府重镇和其他战略要地派驻主力部队镇守以外，大顺政权为了维护地方治安，镇压地主阶级叛乱，还在县一级以上城市相当普遍地设立了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中下级武官领兵或组织地方武装驻守。请看以下事例：

湖北：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云梦县，改云梦为固州，以高粹为州牧，并派掌旅李某“领步骑数百人驻守”[123]。占领景陵（今湖北天门市）后，“设伪知县张采，同伪都尉马贼、伪掌旅徐贼镇守县城”[124]。应山县的情况是，崇祯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伪官陈帝道、伪部总张至县僭据”[125]。光化县原由大顺军将领冯养珠统率主力镇守，李自成大军入陕后，冯养珠奉调同路应标等镇守襄阳，谋攻郧阳，光化县的防务改由“伪将侯御封”接替[126]。潜江县县令赵国珍于崇祯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到任后，即同“贼将陈良保”分兵巡潜[127]。起义军攻克明承天府（今钟祥县）后，改承天为扬武州，除了派果毅将军白旺和威武将军谢应龙先后领重兵镇守外，还以陈老虎为都尉带领部众负责州城防守[128]。

河北：大顺军左营刘芳亮占领广平府后，“留兵五百人镇守广平”，统兵将校有“郭都尉、常掌旅”[129]。在永年县，“贼使党将官率兵二百人护伪县令高一代到任，遂将四门严守，又绕城巡视，不令一人得出”[130]。大名府的情况是，“逆闯遣伪果毅将军率甲士数百入郡……长垣人李如琮从贼受伪都尉职，而道士宋朝相并拜都尉驻杜胜营，所部各选骁锐辅唇犄角，当黄河之隘而塞三辅之喉，势张甚”[131]。在涿州，大顺政权设有“伪都尉”[132]，还有原来的明朝涿州参将李志耀“率阖营马步兵丁尽附流贼”，协助镇守[133]。鸡泽县有“掌旅曹龙泉”配合县令秦植把守地方。[134]在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也派驻了军队。据记载，甲申五月初一日，明密云副将张诚勾结昌平乡绅叛乱时，“自卯至午与贼战，斩级百余，生擒贼一百二十名，坠城死者无算，夺骡马六十匹”[135]，表明昌平一地大顺军驻防兵员至少有几百人。

此外，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府、州、县也有设置都尉、掌旅、部总等地方守土武官的记载。如山西榆次县除县令外“又有掌旅官，凡被掠驱以行者皆掌旅司之”[141]。忻州有伪将柳同春，“兼辖定襄”[142]。陕西中部（今黄陵县）一县就设有“部总”三人。[143]大顺政权还改陕西兴安为安州，设置了防御使和州牧，并有“长闻（当作掌旅）领兵二百驻防兴安”[144]。河南汝宁府有都尉侯玉凤、掌旅四员分屯四门。[145]大顺政权还改项城县为州，隶属于汝宁府，任命了“州牧赵某，州尉陶某”[146]。卫辉府有“伪都尉王进才”[147]。林县有“县尉袁文耀”[148]。内乡县也有“伪部总护守焉”[149]。甚至在江苏沛县地区，大顺政权徐淮防御使到任后，也“设官练兵，防黄河”。当地封建文人阎尔梅记载说：“嗣是百姓……有为之练兵防河南者。防河南者何？惧官军也。”[150]

上面列举的材料远不能反映大顺政权在各地所做军事部署的全貌。然而这些有限的史实记载，至少可以证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对保卫地方政权是相当重视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的。历史事实也表明，从1643年起，大顺军先后在河南、湖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建立政权机构，直到山海关战役中遭到重大挫折以前，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稳固的，原因就在于大顺政权不仅执行了保护贫苦农民利益的政策，而且也拥有镇压各地持敌对态度的地主官绅的武装力量。

在一些史学论著里，为了论证李自成犯有“流寇主义”的错误，常常指责农民军不珍惜自己用血汗打下的江山，所取地方旋即重陷敌手。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对于李自成起义军前期的流动作战，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做了分析，指出当力量对比不利于农民军时，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巩固的“根据地”的。至于在崇祯十五年底正式建立地方政权以后，李自成等人从来没有轻易放弃过自己的土地。有的同志引用《明季北略》中的话说，李自成入潼关后，楚、豫两省“所份郡县，官军旋复之”。“（崇祯）十六年十月，官兵进剿汝宁，一路伪官土寇俱尽，河南稍宁”。还根据《绥寇纪略》的记载说在起义军入陕后，明将左良玉在湖广一带“计期三月，复府州县一十有四”。于是得出结论说：“可见起义军是丝毫没有重视，从而设法采取措施巩固根据地，相反，是弃之如敝屣的。”

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大顺政权为了保卫自己在湖广和河南的管辖区所做的努力。

大顺军在湖广地区的控制区主要是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和荆门州、澧州一带。这里东面有龟缩于九江附近的左良玉部明军，西面有高斗枢、王光恩负隅于郧阳，南面为明偏沅巡抚所部明军所盘踞。李自成部署在这里的留守部队和地方官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势，但他们却有效地粉碎了官绅地主的反扑，保卫了当地的农民革命政权。以扬武州（即明承天府）为例：大顺政权任命了陈荩为防御使，配合威武将军谢应龙镇守地方。1643年八月，当地劣绅刘斗垣、仇善、罗星纠集名为“义兵”的地主武装妄图攻城，推翻扬武州的农民政权。起义军都尉陈老虎统兵出战，大败地主武装，几个叛乱头子也被活捉处死。又如明京山庠生李之则，钟祥庠生黎东明、黎之复父子阴谋叛乱，被谢应龙和陈荩及时破获，将首犯处死。[151]由于保卫扬武州有功，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时，特别颁诏封陈荩为京山伯，谢应龙由威武将军提升为右制将军。[152]荆州府的情况是，大顺军守将任光荣和防御使孟长庚不仅肩负了保卫地方之责，还领兵进攻明军盘踞的岳州，力图为大顺政权开疆辟土做出贡献。当任光荣和孟长庚南下岳州时，城守都尉、哨官搜获了生员赖襄集结反革命势力的花名册，内有“各备器械，以捍死贼”之语，当即用武力进行了坚决镇压。[153]德安府属的官绅地主在白云寨建立了大义营，又有忠义营上中下十五旗，与当地的农民政权为敌，气焰十分嚣张。起义军大将白旺为扫灭这帮土匪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54]

在李自成起义军主力入陕以后，湖北、河南一带的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以为有机可乘，顿时活跃起来，妄图一举颠覆当地的农民革命政权。1643年九月，河南汝宁地主武装沈万登在原明巡道韩煋嗾使下发动叛乱，大顺政权汝宁防御使金有章被俘，十月初一日，汝宁府尹邓琏和威武将军马尚志也被擒杀。不久，河南西平的大土匪刘洪起又攻杀沈万登，把汝宁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644年正月，左良玉命部将副总兵毛显文、惠登相勾结当地地主武装进攻德安府。大顺军守将白旺因兵力不足撤退到京山县。左良玉以为得手，即在四月间命诸将统兵数万来攻扬武州。此外，占据郧阳的明守道高斗枢、叛徒王光恩也乘机向大顺政权管辖区进攻。就在湖北、河南反革命势力猖獗一时的日子里，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并不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对于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弃之如敝屣”，而是立即派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兵马由陕西火速驰援。袁宗第到达襄阳后，会同大顺政权襄阳守将路应标、冯养珠等击败了郧阳方面来犯的明军，随即于四月间开赴扬武州迎击左良玉部明军。左部官兵见大顺军主力赶到，吓得“望风而遁”[156]。大顺军趁势收复德安，稳定了湖北地区大顺政权的统治。接着，大顺军右营又兼程驰赴河南汝宁，刘洪起慌了手脚，“弃城走楚中依左良玉”[157]，一度投靠刘洪起的原大顺政权掌旅韩华美这时则赶忙出来迎接义军，袁宗第“怒其反复，笞捶之几毙”[158]。

综上所述，在大顺军胜利进军时期，由于大顺政权的领导集团相当重视巩固地方政权，部署在各地的起义军将校和地方官员为保卫地方也做了巨大努力，这样才有效地维护了大顺政权管辖区的革命秩序，为大顺军主力的胜利进军保证了后方的稳定。这就足以证明某些同志关于李自成不重视地方的论点是靠不住的。

四、撤离北京以后为稳定地方政权而采取的措施

1644年四月下旬，大顺军在山海关地区战败以后，主动放弃北京，撤入山西。从这时起到1645年正月清军攻占西安止，经过了半年多时间。对于这段时期大顺政权的活动情况，过去的史籍给我们留下的记载极其贫乏。由于存在这种客观上的困难，有的同志就误以为李自成原本就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撤出北京以后更是“流寇主义”旧病大发作，拉起队伍就走，以致整个河东各省大片土地都丢给了清兵。

我们说这不是事实。历史的真相是，李自成在山海关打了败仗之后，仍然希望尽可能地保住地方，以便卷土重来。就拿北京来说，史料记载，李自成四月二十六日自山海关返京之后，曾经火急下令拆毁城墙外面的牛马墙和关厢民房，说明他开初是打算固守北京的。经过两天的考虑之后，李自成却毅然决定主动放弃北京。这一决策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大顺军以新败之余顿守京城，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大顺政权的反革命势力，加以部署在北京附近的军队也不足以抗击清兵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以放弃北京为好。人们常常引用一条史料，说李自成在决定放弃北京时曾经说过“十个燕京不如一个陕西”，把李自成描绘得颇有点沐猴而冠的味道。这条史料最早出于张怡的《闻续笔》，作者当时虽然在北京，但由于他在大顺军进京后不久就躲进佛教寺庙里，对外面的事情弄不大清楚，书中的记载难免失实。比如他记山海关战役时，把作战地点移到了北京顺义，就显然是依据了不可靠的传闻。我们自然不应当拘于张怡的记载，得出李自成不仅不重视地方，也不重视京师的结论。

在放弃北京以后，大顺军主力西撤，畿辅地区以及山东一带地方势必无力顾及，但是，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为了巩固山西以西地区，仍然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军事上，大顺军于五月初六日撤入固关。清兵跟踪而至，李自成当即下令调精兵防关，把清兵阻挡在河北境内。[159]李自成返抵太原后，对山西一带的防务做了具体的部署：晋北大同一带仍由制将军张天琳镇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镇守；晋中太原重镇则由文水伯陈永福统领兵马一万镇守。[160]史籍记载，李自成在离开太原时还亲自召见陈永福，就保卫太原的策略做了具体指示：“授以坚壁清野之计。”[161]六月初，李自成由山西返回西安时，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留下刚从河南调来的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挂甲庄。[162]此外，在河南省的怀庆等地区，大顺军也留下了部分驻军。

大顺政权领导人鉴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官绅地主普遍叛乱，采取了一项重大的防范措施，即下令把山西、河南等地的明官绅强制迁徙到陕西各地重新安置。这个问题是过去史学界未曾注意到的，因此，我们将列举较多的例子作为探讨的依据，借以说明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现象。

《山西通志》记载：“五月，李自成从北败归……遂奔过河。而所系绅始释归家。既乃令各处乡宦及妻孥起送西安，遂有死于彼土者。”[166]

《榆次县志》云：“五月间，贼北归。……又搜捉东南山谷避难乡绅及妻孥执去陕西者六姓，共三十五口，御史张养，佥事左应选，同知霍俊士，宦裔庠生齐樟、霍梦兰、寇献瑭、王载阳等，炎暑长途，饥渴困病，死者难以指屈。逮乙酉（1645年）皇清平定关中，五月始还乡井。此鼎革异闻也。”[167]

《阳曲县志》云：五月，贼李自成败归。时乡绅夹而未死者并子弟妇女犹幽禁追比，贼至始释之。既乃令阖郡乡宦及孥尽起送西安，遂有死于彼土，如郡城王公嘉言、忻州贾公亭、太原巩公皇。至王公嘉言骸骨暴弃秦中，未得归葬。更有徐沟张公某夫妻同缢死于秦寺，定襄乔公某夫妻缢死狼孟。明年王师下西安，各宦并家属放还。[168]

《武乡县志》记载了本地曾经任过明朝工部左侍郎的程启南在大顺军到达后被收系追赃助饷。李自成撤离北京后，“凡被系缙绅拥之俱西”。程启南的儿子程伟绩因父老请代，得到允许。“伪将军任、郭二人驱众绅等行，在道窘辱备至。七月朔，始达西安”。后安置于陕西镇安县，大顺政权失败后才返回原籍。[169]

以上是山西省的情况，再看河南省的几个例子：

《滑县志》记载：“贼将皂旗刘汝魁掠浚、滑、长垣三县诸绅于陕西，各安置边远州县。清兴始还（原注：滑三绅一兵部车驾司郎中阎公禧、一锦衣卫指挥佥事祁公春霖、一锦衣卫千户魏公岩，俱安置两当县）。”[172]

长垣县乡绅、原任河北道副使李在公于“贼令悉徙缙绅于关中”时，被安置于陕西汧阳，在荒山中为狼所食。[173]

《河内县志》记载：杨挺生，字循如，宁夏巡抚嗣修子。……先是，闯逆絷维乡士大夫实关中。巡抚公八十一岁矣，挺生掖老父潜居雁塔寺，迂道邃谷，波蒲坂，由闻喜、垣曲逻卒充斥中全首领归。人以为孝感所致云。[174]

一度投降大顺政权后来又降清任国子监司业的薛所蕴是河南孟县人。他在甲申七月十八日给清廷的启本里，也谈到大顺政权对辉县一带的“大小乡绅、举贡则尽并其家属押解陕西”[175]。甚至在河北南部的某些县份，由于清兵尚未到达，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如永年县曾任明朝知县的乡绅刘镜，就在六月间被大顺军“挟而西，安置麟游”[176]。

此外，顺治二年清都察院在揭帖中也专列一款说：“河南、山西官绅为贼逼勒西行，甚有合家颠连，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或可录用即与录用，或可发回原籍者即与发回，不得概以从贼诛戮。”[177]可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上面列举的材料表明，在甲申六月左右，山西、河南以至河北的许多地方，都同时押解明朝官绅往陕西安置，这只能是出于大顺政权领导人的统一指令。这种大批迁徙，同历史上的刘邦迁富民实关中是不一样的，其目的在于使这些地头蛇脱离故土，无从发挥他们的能量。换句话说，迁徙明朝官绅往陕西偏僻地方安置，是大顺政权为了使当时仍处于自己控制下的山西、河南保持稳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还从侧面告诉我们，大顺军领导人从北京返回西安，绝不像某些史籍中描绘的那样在一片内讧的混乱中“席卷归秦”，而是有条不紊地主动撤退。

有的同志指责李自成亲率大军返西安，“等于放弃了河南和山西”，借以说明李自成多么严重地忽视地方。我们在上文里列举了材料，说明李自成不仅没有放弃河南和山西的意图，而且为固守这一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至于李自成和大顺政权领导集团为什么不留在山西而径自返回西安？我以为按目前研究的水平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现在对大顺军当时的分布情况并不清楚。作为一种供研究的推测性意见，李自成是希望留在山西、河南的军队能顶住清军的进攻，争取一段时间，以便他自己返回西安后，对西北一带的驻军重新做出部署，调集军队，准备粮刍器械，以便东山再起。这种推测是有一些材料做根据的。现有材料证明，李自成返回西安以后，一直在做紧张的反攻准备。顺治元年七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一件塘报里提及，朔州清政府官员接到大顺政权永昌元年七月初七日发出的“为晓谕事”行牌，内称：“长安二府田（指田见秀），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178]等语。这个行牌为了先声夺人，在兵力数字上未免有所夸张，但它却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人确实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雄的战略设想。我们至今不清楚李自成当时究竟做了哪些军事部署，也不清楚这次计划中的重整旗鼓、大举东征为什么没有实现。有限的史料却告诉我们，大顺政权确实做了一系列反攻的准备工作。甲申六月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朝廷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璟云伪将马总兵径倚固关以蔽我。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179]七月间大顺军曾由山西东出固关，攻克河北井陉县。大顺政权还在平阳府各县“派征钢、布、翎毛等物”[180]，筹集军用物资，并在山西泽州、潞安（今高平、长治地区）“打造盔甲”[181]，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182]。

综观李自成起义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李自成起义军在什么时候流动作战，什么时候又改为守土不流，归根结底是由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我们不应当抓住李自成起义军流动作战的时间比较长这一点，就把这次起义纳入“流寇主义”的模式，毫无根据地指责起义军领导人不重视建立和保卫地方政权。那种把大顺军高歌猛进时期的胜利进军描绘成狗熊掰棒子，随掰随扔的说法，不是从总结历史实际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某些同志主观想象的产物。

顾名思义，所谓“流寇”，本来是指历史上那些无后方作战的农民起义军。可是，在一些同志论证和分析李自成的“流寇主义”时，往往牵强附会地加上许多别的因素，例如说什么想通过流动作战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军时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一心想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没有兑现向贫苦农民许下的诺言因而失去了民心，等等。这里，除了第一条同“流寇主义”沾边以外，其他都很难说是什么“流寇主义”的表现。自古以来有后面三种表现的社会集团或个人多得很，但他们并不属于“流寇”之列，也没有见过任何人说他们犯了“流寇主义”的错误。如果硬要说这些都应该算作“流寇主义”的表现，那么，我以为戴到李自成头上也并不合适。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以前和永昌二年春天的流动作战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吗？没有这回事。李自成在这两段时间里的流动作战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避免被优势敌军所围歼；二是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如果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框框出发，那就应当承认李自成起义的政治影响主要是在襄阳建立政权和西安改元之后，而不是在这以前。至于大顺军1645年春在清军追击下被迫重新走上“流窜”的道路，就更难说是为了扩大什么政治影响。

在扩军时采取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办法是李自成“流寇主义”的表现吗？不是。李自成起义军在流动作战时期的兵员来源基本上是各地贫苦农民和他部起义军。只是在农民军建立政权以后，明王朝的覆亡已成定局，原来的明朝将领才大批地投向起义军。这就表明起义军的流动作战同“招降纳叛”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李自成“流寇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一心想到大城市里去大吃大喝吗？事实早已做了相反的回答。大家知道，崇祯十四年以前，李自成起义军处于典型的流动作战时期。在这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李自成部从来没有跑到大城市里去，更谈不上什么大吃大喝。从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先后攻占了洛阳、襄阳、西安等大城市，史籍上除了在洛阳举行过一次名为“福禄酒”的庆功宴以外，并没有什么大吃大喝的记载。至于有关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一天（包括出征山海关的十四天），记载极多，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鉴别。有的同志为了论证大顺军耽乐于北京，引用进京的大顺军数字按高标准，说是有四十万人；而谈到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出征山海关的兵员数字时又按低标准，说是五六万人；此外又说李自成进京后因不重视地方故派往外地镇守的军队连是否有一万多人都值得怀疑。这样，作者无疑是告诉读者当山海关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大顺军竟然有三十万以上的兵员蹲在北京城里“大吃大喝”。这同一般比较可信的记载，即当时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只有一万多人，未免差距太大了。又如这位作者为了证明大顺军进京后军纪**然，引用史料说，士卒“各怀重资”，“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我们且把大顺军将领和士卒所“怀重资”都按这条“史料”的最低数额三百金计算，四十万人就是一亿二千万两。我们知道，一般记载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通过没收明皇宫内帑和追赃助饷弄到手的白银总数约为七千万两，不仅数额相差较大，而且这里说的是归大顺政权所有，同起义军将士“各怀重资”、人人富足不是一回事。再考虑到要真是每个起义军战士都弄到三四百两以上的银子，势必要在北京城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才稍有可能。然而当时正在北京的明朝官僚和封建文人留下的记载，却根本找不到这种迹象。作者引用的这条材料出自南京弘光朝廷一个官僚的奏疏，本不足信。关于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军纪和士气问题，在记载上历来有很大的分歧。我们在运用这方面的史料时，应当取慎重态度，否则就容易把统治阶级对起义农民污蔑毁谤之词用作自己立论的根据。举例来说，文人陈济生从北京逃出后，以目睹者的身份放肆地污蔑起义军将士**掠，以致“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183]。此论一出，各地封建文人如获至宝，纷纷转引。可是，当时也在北京的杨士聪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184]尽管杨士聪把起义农民斥为“贼”，但是他也不赞成把根本没有的事强加到起义军头上。当然，我们无意把李自成起义军描绘成一尘不染的理想化人物。个别以至少数将士违反纪律的现象肯定存在。但是，我们应当分清主流和支流，以偏概全的论证方法不仅可以一笔抹倒李自成起义军，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古往今来的一切军队。

总之，我以为只有认真研究300多年前明末农民战争里的英雄们为了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究竟采取了哪些步骤，才有助于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出科学的而不是臆想的结论。

近来，有的同志发表文章主张“流寇主义”是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本文作者既然不赞成李自成“流寇主义”的提法，自然也就不同意用“流寇主义”来解释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关于大顺政权功败垂成的原因，准备另撰专文参加讨论，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原载于《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91—103页）

##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

——兼评石门县为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