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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6页）

明末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结局究竟怎样，是清初以来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李自成的牺牲正处于各种社会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传闻异词很多。乾隆四年钦定《明史》的编纂者没有经过认真查考，误定为顺治二年九月死于湖北通城县九宫山。1956年《历史研究》发表考证文章判明了李自成牺牲地点是通山县九宫山。“**”后，武汉师院中文系的同志依据实地调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彭普生同志发掘档案材料，先后撰写文章指出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五月或五月上旬。这些考证有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李自成牺牲于通山无可怀疑

（一）大顺军放弃陕西以后的南撤路线

熊越群等同志之所以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同他们没有弄清楚大顺军向南撤退的路线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就从这里开始。

1644年旧历十月，清廷派出两路大军向陕西进攻：豫亲王多铎所统军队经河南攻潼关；英亲王阿济格带领另一支大军经山西、内蒙古攻陕北。当时，大顺军镇守潼关的是巫山伯马世耀，在陕北是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守榆林，侄儿李过守延安。由于多铎部进军的速度比较快，潼关吃紧，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率领西安地区的大军增援潼关。[185]从这年十二月下旬到1645年正月上旬，大顺军经过反复的激烈战斗都没有能够挫败多铎部清军的攻势。而阿济格在进入陕北之后，“因西安事大”[186]，只留下一批降将围攻榆林，自己统兵南下。李自成知道既然不能击破多铎的军队，就必然陷入两路清军合击的困境，被迫做出了放弃陕西的决策。正月十一日，李自成留下潼关守将马世耀牵制多铎部清军，自己带领增援部队急速赶回西安。十三日主动放弃西安，率领这一地区的大顺军主力和大顺政权中央机构取道蓝田、商洛撤入河南内乡、邓州一带。[187]

请读者注意，经商洛撤入河南的只是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等直接统率的主力，并不包括整个西北地区的大顺军。在放弃西安的时候，李过、高一功的军队仍在陕北。高一功等从榆林撤退是在正月十四日[188]，比李自成弃守西安要晚一天。这样，李过、高一功部同李自成所统主力就被占领西安的多铎部和正从延安南下西安的阿济格部清军所隔断。他们已经不可能沿着李自成所统主力的路线南撤，只好先后会合甘肃、宁夏、青海的镇守军队绕道南下四川，经夔州、巫山顺江而下进入湖北。这样，在1645年春夏，大顺军由于南撤的路线不同，形成了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为首的东路军和李过、高一功等人带领的西路军。直到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牺牲的时候，这两路大顺军还没有会师。

李自成直接统率的大顺军主力在正月二十九日到达河南内乡地区。据说，李自成原来打算东进汝宁，直趋南京，由于顾君恩“力阻之”，才改走襄阳、承天。[189]其间由于计议未定在内乡停留了较长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才在三月间拔营南下湖北。[190]三月中下旬，李自成率军经襄阳、承天进抵汉川、沔阳，计划是顺江而下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财赋之区，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他说：“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191]为了集中兵力同清军争夺南京，他把原驻湖北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七万名镇守军调集随营，连同西安撤下的主力十三万合计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南明镇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东下，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到湖北蕲春，打算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不料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洲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防守军队。这里地处湖北武昌和湖南岳阳之间，于是“武、岳大震”[192]。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参谋黄澍献策借“北来太子”问题做文章，扯起清君侧的旗号，全师东下。大顺军遂乘机占领武昌。

（二）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日期

四月下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又一次被清军追上。在混战当中，清军攻入大顺军的要害部门——老营，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都被清军俘获。这个突然事变对大顺军将士的士气显然起了不利影响。由于清军已经追到九江一带，大顺军东下的路途被截断；加以多铎所统清军取道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正向南京迫近，李自成东进的计划无从实现了。于是改变战略，掉过头来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就在途经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的时候，李自成和跟随他的二十八名卫士突然遭到本地地主团练武装的袭击，由于随身兵马太少，加上地形不利，除了自成的养子张鼐和姓刘的伴当逃出以外，李自成和二十八名卫士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明、清两方的文书里面都有记载。南明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元年（1645）写的《逆闯伏诛疏》中说：

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指武昌）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196]

清军统帅阿济格也向清廷报告了李自成的死讯。他说，大顺军在九江地区失利后，“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197]。阿济格的奏疏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同何腾蛟的报告一致，因为他的消息也是由原属大顺军的兵卒提供的，有相当的准确性。

清初费密在所著《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做了如下的描写：

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费密的这段记载相当详细，文中提到的牛脊（迹）岭是个很小的地名，凶手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198]通山《程氏宗谱》记，“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199]。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百，通山人，顺治二年任”[200]。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了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确实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根据上面列举的史料，我们认为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么，李自成牺牲的时间大致在哪一天呢？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201]。这条史料说明了大顺军进入通山县的日期。根据何腾蛟的奏疏，程九伯等一小撮地主武装之所以敢于向李自成发起袭击是因为既不知道这三十来人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其中就包括了大顺皇帝，只是看见来的兵马不多才蜂拥而上。按情理判断，李自成和他为数不多的随从一定是走在大军的前面。如果情形相反，前面有大批军队开过，程九伯即便不知道来的是大顺军主力，也必然为兵多势众所吓倒，动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另一方面说，李自成等人虽同大军有一定距离，肯定不会相隔很远。李自成突然遇难，他的部下势必立即对这一小撮地主武装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就是《通山县志》里所说大顺军“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的真实含义。因此，我们可大致确定李自成牺牲就在顺治二年五月初四。

（三）大顺军在曲折中前进

李自成牺牲以后，他直接统率的这一路大顺军立即陷入了群龙无首、彷徨失所的境地，出现了异常的混乱。这时，刘宗敏已被俘牺牲，牛金星开了小差，宋献策被俘后投降，先后镇守承天和德安的大将白旺被叛徒王体中刺杀。诚然，在这路大顺军中仍有许多高级将领，其中有地位最高的泽侯田见秀，有同李自成关系最亲近的义侯张鼐，但这两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却都是软骨头，撑不起局面来。六月间这路大顺军中的田见秀、吴汝义等部由江西宁州进入湖南浏阳、平江[203]，刘体纯部也由武昌地区南下平江。明五省总督何腾蛟摸不清底细，派长沙知府周二南带领一千多名官军前往浏阳迎敌。双方接战于官渡，甫一交锋官军就败下阵来，周二南死于马下。“腾蛟知为大贼，惴惴唯婴城守。”[204]只是由于大顺军的主动，双方在七月间达成了协议，这路大顺军在名义上转入何腾蛟的麾下，将领们也分别接受了南明官职。但是，李自成牺牲后弥漫于大顺军将领中的消极悲观情绪和田见秀等人的软弱动摇却仍然存在，突出地表现在这年七八月间东路大顺军将领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清朝的招降。顺治二年清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在《为恭报地方情形仰乞圣鉴事揭帖》中报告了他招降大顺军的情况：

闰六月十三日招得李自成下副将王复远兵八千，解散为民三千，见在五千。

七月初九日派人招得光山伯刘体纯，报马步官兵三万；磁侯刘芳亮报马步官兵一万；义侯张鼐系李自成干儿子、总兵郝摇旗报马步官兵四万、总兵刘体统报马步官兵二万。

七月初十日派人招副将王进才、牛万才，到八月初五日王进才带领参将十员、游击三十一员、都司四十四员、守备五十三员、千总十六员、马步兵七万六千名；牛万才带领参将七员、游击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五员、马步兵四千二百五十名投降。

八月十四日招得李自成下泽侯田见秀，报马步兵七千；太平伯吴汝义报马步兵二万。八月十七日招得李自成下绵侯袁宗第，报马步兵三千。[205]

佟养和这份揭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表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这一路大顺军尚有兵员二十一万八千多人，在闰六月至八月之间却由于各部将领的不坚定一度误入歧途，投顺了清朝。第二，从揭帖中所述各将领开报的兵马数字来看，这路大顺军的组织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混乱，比如田见秀原是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两名权将军之一，这时却只能控制麾下兵马七千；左营制将军刘芳亮能够掌握的兵马只有一万人，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只剩下三千人；原先的部将们不仅控制了较多的兵马，而且是作为单独的一部同清方勾结。第三，揭帖中所列大顺军将领除侯、伯以外都用了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明朝官衔，说明他们刚刚归附了南明总督何腾蛟，一转眼又投靠了清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还保存着田见秀、吴汝义、郝摇旗向清政府投降的禀帖，郝摇旗的禀帖尾书日期为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盖有“督标中兴龙营副总兵官关防”[206]。这件实物进一步证明东路大顺军将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是怎样进退失据，依违于南明和清方之间。有的同志出于好心把东路大顺军将领的这次降清事件说成伪降，我以为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降清时阿济格已经班师回朝，在这路大顺军的周围并不存在重兵的威胁。顺治二年八月，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奏报：“湖广伪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棉（绵）侯袁宗第赴省投诚。”清廷指示：“照恩诏事例，免罪录用。”[207]赴省是指前往省会武昌，田见秀、张鼐、袁宗第赴省的详情不可考，但他们和东路军的其他将领在刘宗敏、李自成接连牺牲之后，吓昏了头脑，使这路大顺军陷入绝境无疑是个事实。大顺军的联明抗清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只是在李过（已改名李锦）、高一功先后由陕北转战而来之后，事情才出现了转机。据《客滇述》记载，李过在1645年四月间由四川太平（今万源）、东乡（今宣汉）、达州、新宁（今开江）、夔州（今奉节）一线进入湖北。同月进攻当阳，未能得手。[208]五月间清驾臣李可学在奏疏里报告李过统率的这支大顺军时说，“乃自陕西延安逃下，即闯逆伪封侯、封伯李锦等六大头领”“十余股近十数万”，驻扎于当阳、远安、荆州一带。[209]不久（至迟不晚于七月上旬），“复有死贼高一功等自四川夔府而下，与李锦合营一处，遂破荆门州，旋陷当阳县”。这样就形成了集中于湖广承天、荆州地区以李过、高一功为首的西路大顺军，其中主要将领有九人，即李锦、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210]在田见秀等东路军将领纷纷向清政府献上降书的时候，西路军的李过、高一功等人却断然拒绝清朝的招降。上引佟养和揭帖中就说：“延安府败下余贼一只虎在荆州一带，职差人持书招抚数次未顺，已遣总兵张应祥、贾三省、郝效忠带官兵二万抚剿。”上引李可学疏中也说，“惟一只虎等贼众数万……屡招不赴”。同年十一月清梅勒章京屯代在揭帖中也说：“职差新附移文招抚一只虎李锦六次，人信不还。”[211]他们高举抗清的旗帜，于攻克荆门州、当阳之后围攻荆州达半月之久。在李过、高一功等人的影响下，东路大顺军将领才把部众带到荆州地区同西路军会师。李过、高一功等“将田见秀、吴汝义等两大营合并，又得明朝玉玺，其势愈大，复立李自成弟，引贼数十万北下”[212]。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南明湖广巡抚堵胤锡因“兵粮百不能支”，“覆亡无日”，急需联络大顺军，乃由湖南武陵澧水来到湖北松滋草坪面见李过、高一功。在自成妻高氏支持下，达成了联合抗清的协议，“于是李锦、高一功等三十余万皆就抚，听公节制”[213]。南明隆武帝下诏将李、高等部改为忠贞营，赐李锦名赤心，高一功名必正，高氏为一品夫人。从此真正揭开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新篇章。

二、驳潜隐夹山寺为僧说

在熊越群等同志写的许多文章里，一方面断言李自成在顺治二年五月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为不可信，另一方面又力图证明清初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对熊越群等同志提出的论据加以考核，看看究竟能否成立。

（一）清廷和南明为什么怀疑李自成的死讯

上文已指出，李自成牺牲后南明和清方的任事大臣都给自己的朝廷写了报告。熊越群等同志认为这两份奏报不足信，理由是清摄政王多尔衮和明隆武帝朱聿键都表示过怀疑。我们应进一步研究这种怀疑的根据是什么，不能因为有过怀疑就否定阿济格和何腾蛟的报告。

就清廷来说，多尔衮刚收到阿济格关于李自成困死九宫山的报告时是兴奋异常的，郑重其事地“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216]。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如顺治二年八月陕西巡按魏琯、延绥总兵王埏从邸报上得知李自成在九江“已受天刑”，分别具本祝贺。[217]可是，就在阿济格班师回朝的途中，清廷得到了大顺军聚集江西的情报。由于阿济格并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谯责，说“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妄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李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诈尔”[218]。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在《纪灭闯献二贼事》一文里说，“有降卒言，自成败走时，领步兵才二十人，路为乡民所困，自缢而死。遣人往视其尸，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下面加了一个小注说，“后传闻自成遁走江西，有谕让英亲王”。从这些文献来分析，清方的情报大体上还是准确的。阿济格根据“降卒言”报告李自成已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固然是事实，清廷“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也不能说没有根据。因为李自成牺牲以后他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确实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219]考虑到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因大顺军在江西而产生自成遁走江西的误传并不奇怪。张玉书说，“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所谓实据就是指李自成的遗体。

这样，明、清双方虽然分别得到了李自成牺牲的准确消息，却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根本原因在于谁也没有找到李自成的遗体，心里不踏实。

李自成首级为什么没有落入这两个对峙的封建王朝之手呢？原因很简单。就南明来说，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方势力范围。[223]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方控制区去发掘李自成遗体。其次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力却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有可能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何腾蛟也绝不敢开罪于实力远胜于自己嫡系军队的大顺军余部，跑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十分明显，但他在疏中不便明说，才含糊其词地解释为“嗣后大行凶问至，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224]。

至于阿济格也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的原因是，大顺军转移后他摸不清李自成的去向，“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后来从降卒和被俘大顺军战士口中得知李自成的死讯，才“遣素识自成者”前往实地查验。由于时间相隔稍久，旧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应当忘记，上引康熙《通山县志》记载大顺军在领袖牺牲后曾对当地的地主武装实行报复性打击，杀了几千人。而清政府真正弄清楚李自成被害的具体情节还是在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阿济格向清廷奏报的时候还没有找到这个线索，他派去实地查验的人在几千具朽尸当中瞎转，无法取得实证就毫不足怪了。

（二）“设疑代毙”说根本违反事实

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牺牲以后，各种文献里都没有李自成继续活动的记载。可是，过了100多年以后，乾隆年间任澄州知州的何璘忽然抛出了一篇题为《书李自成传后》的文章[231]，宣称清初石门县夹山寺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这样一来不仅李自成的结局和大顺军的抗清斗争全部为之改观，而且首先就需要回答李自成究竟是怎样跑到石门县去的。按何璘的说法是，他任澧州知州后，“以澧志不备，周谘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中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下文又说，“自成受我兵追蹙，由襄阳分路南奔时，何腾蛟在长沙尚为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己，故令妻侄乞降，而己由公安别窜，盖欲经辰沅从黔入川，与张献忠兵合。而常德又为腾蛟别将所扼，进退不能，从者相继叛亡，乃舍骑入山，削发亡命，亦势所不得不然。而我师与腾蛟，彼时皆以得自成为首功，因而设疑代毙，以为缓兵脱身计，此又其心腹谋臣之所共为”[232]。

以上就是从何璘到熊越群同志竭力主张的李自成“设疑代毙”说的基本内容。我们愿意坦率地指出，无论是何璘所说李自成由襄阳、公安奔安福、石门，还是熊越群同志所说的由城陵矶、公安趋澧州逼常德，都是没有根据的。本文第一部分已依据原始材料指出大顺军由陕西撤退后东西两路大军的战斗历程。李自成统率的东路军千真万确是在进到九江附近时因清军截断去路被迫向西折入兴国州（今阳新）、通山一带。史料表明，在大顺军东进到富池口（在兴国州以东，距九江不远）时，被清将哈宁噶追击，“直逼自成庐帐。自成势蹙，投其妾三人于江”[236]。在掉头向西的过程中又一次被清军追上，“自成妻妾二口”和两位叔父都被俘获。[237]这本来已经为判明李自成离开武昌后行经的路线提供了重要证据，何况人们都知道，在李自成之下位列武将之首的是两位权将军即刘宗敏和田见秀，文臣之首是丞相牛金星和军师宋献策。除牛金星逃跑外，刘宗敏、宋献策是在距通山县不远的地方被俘的，田见秀则在李自成牺牲后随东路大顺军来到湖南平江。熊越群同志对上述史实绝口不提，却在白纸上赫然写道“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武昌遣刘体仁、郝摇旗等率十余万人赴九宫山，宣传闯王的‘死讯’”。这种离奇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辨明了熊越群同志关键的错误在于没有弄清大顺军南撤的经过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考察那种说李自成“隐退”的目的在于实现联明抗清的论点。前已指出，李自成是直接统率东路大顺军行进的，在顺治二年五月以后（按我们的观点就是在李自成牺牲后），这路大顺军是否在“李自成”亲自部署下致力于联明抗清呢？回答是否定的。这路大顺军的将领虽在七月间曾依附于南明总督何腾蛟，但在同李过、高一功统率的西路大顺军会合以前不仅没有在抗清斗争中一显身手，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一度接受了清政府的招降。这个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同熊越群同志的论点统一起来。研究清初和南明历史的人都知道，在顺治二年五月后，大顺军明显的弱点是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原属大顺军的将领如刘芳亮、郝摇旗等人往往自行其是。只是为了避免头绪纷杂，才只好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这些体现了大顺军主流的人物身上。如果真像熊越群等同志所说的那样，李自成活得比李来亨还要长久，而且一直在幕后操纵，大顺军后期各部之间的离心倾向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事。

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是兴建于唐代的一座“楚南名刹”，明末兵燹之后差不多变成了一片废墟。清朝初年从四川来了一个和尚，法号奉天玉，他为重建这所寺庙很出了一番力气，到康熙十三年（1674）圆寂于该寺。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料，在老和尚辞世七十四年之后，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却有了惊人发现：原来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何璘提出的根据不过三条：一条是听人说李自成兵败后跑到石门县来了；第二条是奉天玉和尚的法号起得怪，奉天二字同李自成用过的“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有雷同之嫌，玉是王字加点，隐藏着自成曾经称王的意思；第三条是他亲眼看到了夹山寺里所藏奉天玉和尚的遗像，“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于是乎“其为自成无疑”。

明眼人不难看出，何璘这种捕风捉影的推论并不值得重视。他举出的第一条理由上文已证明不符合事实。第二条理由说奉天玉隐喻着李自成的称号也难以令人信服。清初谈迁在《北游录》里介绍了一位自称“奉天老民”的学者，是“关中人，不知其姓氏爵里”，著了200多卷书。要是按何璘式的推论，这位“奉天老民”也可解释为李自成兵败后偃武修文了。《红楼梦》里有个尼姑法号妙玉，谁也没有因为用了个玉字就推断她是王妃出家。史载顺治皇帝佞佛，起法号行痴，自称“痴道人”。尽管他一登上宝座，皇帝的架子摆得十足，取法号时也懂得“要用丑些字眼”。按情理分析，何璘之流在“奉天”二字上做文章实在是很勉强的。他们一方面讲清廷和南明“彼时皆以得自成为首功”，自成因而“匿迹方恐不深”，一方面又说李自成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称王建号的底细亮出来，“讫死不去僭号”。殊不知给人以猜度的余地，也就等于宣布自己是嫌疑犯。李自成固然是位失败的英雄，但他能领导千百万贫苦农民建立推翻明王朝的业绩，要是没有点过人的韬略、涵养和眼光，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清初夹山寺那位老和尚无所顾忌地起法号奉天玉，正是因为他同李自成根本沾不上边，绝不担心当时的人把自己当作李自成献俘阙下谋取重赏。请想一想吧，清初天下未定，统治者对“闯贼余党”是那样加以防范，竟没有一个人具备何璘的眼力以至让“李自成”公然在“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的隐名下逍遥了20年，这能讲得通吗？至于第三条理由说奉天玉和尚的遗像同《明史》所载自成状貌相同更是牵强附会。新中国成立后，李自成的画像和塑像也创作了不少，作者们自然都力求体现“高颧深?，鸱目曷鼻”的面部特征，然而不同的作者创作出来的李自成形象却总是因人而异。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吗？说到李自成的面部特征有一点倒是明显的，崇祯十四年攻开封城他的左眼被射瞎。人们观察一个人时，如果这人“眇一目”应当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何璘所见奉天玉和尚的遗像和他访问过的那位见过奉天玉的老僧都没有提到这个特征。可见奉天玉和尚的外观也未必同李自成相似。

石门夹山有一块奉天玉和尚的弟子野拂立的石碑，碑文已经残缺不全了，据记载碑文原有“和尚不知何民子”一句，越群同志认为：“焉有一个徒弟不知道老师的姓名的？”于是就推断出这可能是为李自成隐讳。这种论证方法有没有科学价值，我以为是用不着评论的。

野拂残碑中有一句说“……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按：上下文均缺），本来是说奉天玉和尚在惨淡经营之后已有几百名弟子门徒。越群同志不谙古汉语用法，在千字处断句，使人数增加了十倍。不仅如此，他还征引乾隆以后在何璘影响下产生的民间传说，把这数千弟子门徒解释为李自成的五千名禁卫军，说什么夹山寺驻扎一千，洛浦寺一千，五雷山三千。看来，越群同志似乎连“李自成”究竟是在夹山隐居还是占山为王都有点模糊了。下面我们将根据碑文指出奉天玉和尚同清初几任石门县知县都有来往，要真是这样藏龙卧虎，不但隐居不下去，连脱身也很困难。

野拂残碑在写到奉天玉和尚死后建坟塔时有“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一语。据碑文奉天玉死于康熙十三年，这时大顺军余部在夔东抗清的斗争被镇压下去已经十易春秋，而三藩之乱爆发于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吴三桂的军队占领了澧州。奉天玉是三月间死的，就在同一个月里吴三桂本人也来到了澧州[239]。可见“况值戎马”四字是指奉天玉死时正碰上三藩之乱。熊越群同志却做了这样的解释，“和尚圆寂，哪会称‘戎马星落’呢？说明李自成虽然隐居夹山寺，还是继续在‘戎马生涯’中战斗。他死后，他的将士们泪下如雨”[240]。这可真算是独具慧眼了。

除了野拂残碑之外，夹山还有一块康熙碑，一块道光碑，新近又出土了一块奉天玉的塔铭碑。这三块碑的文字都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奉天玉就是李自成的线索。可是，解释者却依然从中发现了证据。例如康熙碑说：“迨明末兵火，几至废墟。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驻锡，思复旧观。”意思很清楚，说的是奉天玉和尚来自四川。解释者明知李自成并不是从四川撤入湖广的，却别出心裁地引用李自成在“崇祯三年入西川贼不沾泥营，自号闯将”的史料，并下断语曰：“西川就是西蜀，是李自成起事的地方。”我们知道，西川、东川在今甘肃省环县北，与陕北相邻，是李自成起义军早期活动过的地方。解释者为了附会碑文，竟然把李自成起义爆发的地点也挪到了四川，这怎么能令读者信服呢？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碑文谈谈奉天玉和尚的本来面目。这位老和尚是在顺治年间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县夹山寺来的，原籍和出家前的俗名都无可查考。他到夹山以后，眼见这所唐代古刹除了宋朝的一口洪钟之外业已**然一空，乃发大善心，沿门托钵，“思复旧观”。“但鼎革之后，村烟寥落。视此浩大工程，非区区瓶钵所可办者”。幸好，奉天玉善行终于博得了本县知县和“阖邑绅耆”的钦佩。顺治九年六月，清石门县知县魏绍芳给他发了“请书”，让他“领徒开山”，自己还带头“捐俸而给牛种，并换取附近田亩为常住供众之本”。继任知县邵元玺于“公余之暇，游心净界，广种福田”。从他到康熙年间任知县的张霖等地方官都“相继捐俸，置田亩，蠲免其租徭”。康熙碑中也说到立碑的主旨是“一以表众侯（侯指知县）垂久之德，一以继师资重兴之功”，说明奉天玉在重建夹山寺时得到了清朝官绅的多方支持。他死的时候夹山寺已经粗具规模了。三藩之乱重遭兵火，直至“辛酉秋”即康熙二十年平定之后方才“大兴土木，极力重修”。庙宇修建起来，有了托身之所，清朝官府又提供了田亩牛种，秋季有“众佃交纳”租谷，奉天玉的徒子徒孙也就越来越多。夹山寺可以“与唐宋比烈矣”，奉天玉也就成了“中兴祖师”。根据碑文中透露的奉天玉重修夹山寺的经过，我们认为：无论是他初来时的抛头露面、沿门托钵，还是后期的结交官府，广收门徒，都恰恰证明了这位清初老和尚不可能是“逃禅隐居”的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