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20页）

二、明朝廷调吴三桂入关的决策过程

明朝廷抽调吴三桂部进关堵剿大顺农民军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策划过程，它的提出比一般史籍的记载要早一些。1644年正月，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阶级大搏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农民在军事上以雷霆万钧之势，三个月内破潼关，取西安，扫除了整个西北地区的明军据点，随即挥戈东向，派遣主力部队渡河入晋，开始了向北京的进军。在政治上，于正月初一日正式建国大顺，宣告了彻底结束朱明王朝的决心。明朝廷眼见孙传庭部陕西精锐的土崩瓦解，责令山西巡抚蔡懋德“扼河据守”的部署又化为泡影，感到事态严重。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如果不能在山西境内堵住农民军的凌厉攻势，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一面考虑派重臣出马督师，一面竭力搜索可以动用的兵力。朱由检知道除了抽调用于对付满洲贵族的山海关外据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学士等廷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朝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疑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到满洲贵族手里。然而，为了避免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吴三桂统精兵五千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要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339]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洲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纷纷进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340]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尽管恭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就说：“第关宁迫近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绸尝试，伏乞圣裁！”[341]兵部尚书张绪彦干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342]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无可奈何地自行决策放弃宁远，说“收守关之效，成**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343]。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算是确定了下来，实际上却仍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344]。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行。

三、吴三桂降、叛大顺政权的经过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诏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以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内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346]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明山海关总兵。其实，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另有其人，就是高第。[347]高第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会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进抵居庸关，明军守将唐通立即投降。李自成在接受了唐通的投降之后，即派他率领所部兵马带上用于犒赏关宁明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这就是《平寇志》等书所记的“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由于所见史料有限，我们至今不大清楚唐通究竟是何时接受招降吴三桂的任务，也不清楚他到达山海关后同吴三桂、高第等人接洽的具体情节。现在所能肯定的是，按时间推算，唐通率部前往山海关是在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前，而不是在李自成进京以后。下文我们将要指出到三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已经在唐通招降之下率部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并且走到了卢龙县。如果是在进京以后才派出唐通，吴三桂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李自成不失时机地派遣人员招降吴三桂，说明他对山海关一带的明军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又相当近。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构成京畿地区的一个隐患。至于当时采取招降的政治手段而没有立即诉诸武力解决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吴三桂部明军位于大顺农民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加以笼络就很可能驱使他投入满洲贵族的怀抱。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招降吴三桂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首先，我们知道，自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入陕以后，除了榆林、宁武等个别城镇的明军负隅顽抗以外，绝大多数明朝将领都望风归附，如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和守居庸关的总兵唐通都一矢未发，争先纳款，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其次，吴三桂虽然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和家属却留在北京，如果对大顺政权持敌对态度，必然有后顾之忧。史实表明，在唐通到达山海关同吴三桂、高第接洽后，这两个明朝总兵都接受了招降，具体表现在：（一）吴三桂和高第移交了山海关镇城的防务，由唐通率领所部接管山海关；（二）根据李自成的意旨，吴三桂率领所部兵马向北京进发，朝见李自成，准备接受新命。下面，我们就这两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察。

史籍中比较能够反映当时局势的是《清史列传·唐通传》。这篇传记中说：

（崇祯）十七年三月，以流贼李自成陷大同，封通定西伯，与总兵吴三桂、左良玉、黄得功并征入卫。三桂等远不能至，通逾宿即抵京陛见。……命偕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通至，闻贼已抵柳沟，遂与之秩并从贼。贼入关，遣兵政侍郎左懋泰偕通守山海关。通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桂甫领兵入卫，兵至永平，闻其妾陈沅被虏，还兵击通。通败，仅以八骑走，其标下兵八千尽溃降三桂。自成闻之，令降将（白）广恩援通，兵亦溃。自成别以兵二万守关，而遣通赍银四万两犒三桂军，欲因以招之。三桂佯受金缓贼，而书乞本朝兵入关。[348]

这段记载也有部分含混不清的地方，如记唐通“遗三桂书”进行招降以后，不明说吴三桂投降了大顺政权，而用了“领兵入卫”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唐通在招降了吴三桂和高第之后，正式接管山海关防务有原始材料可以证明。顺治元年六月，也就是在山海关战役之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候，山海关总兵高第给清廷的一件题为《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的揭帖中说：“至于马骡，除阵失、倒毙及伪镇唐通调取并兵丁投顺流寇拐逃马匹不开外，今据各营开报，山海镇城实在马骡八百三十五匹头……”[349]这句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唐通确实接管了山海关，所以高第在揭帖中称他为“伪镇”，他也才能有权“调取”山海关镇各营的骡马。至于揭帖中所说“兵丁投顺流寇拐逃马匹”，是指那些在吴三桂和高第叛变之后仍然决心参加农民军的原明朝山海关镇士兵所骑走的战马。

吴三桂在接受了唐通代表大顺政权的招降以后，即领兵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辛巳丛编》里收录了一位匿名作者写的《吴三桂纪略》，作者说：“予宰江川（云南县名，当时吴三桂建藩于云南——引者），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一次谈到吴三桂过去的经历，金大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想往下说。经过作者再三恳请，金大印才把吴三桂1644年从宁远撤入山海关后的情况谈了出来。据他的说法是，吴三桂当时在宁远正受到满洲贵族军队的压迫逐步后撤。“忽遇崇祯帝敕使，谕流寇猖獗，京城将陷，吴三桂可弃宁远，率兵勤王。王（金大印谈此事时吴三桂尚为清平西王）大喜，向所忧封疆失守，今转而为勤王首功矣。于是大建勤王旗号，前行入关。关吏延入，追兵亦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未几，关上探知京城已破，驾崩于煤山，李贼僭位。王进退无措，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贼亦以关外各镇吴兵最强，辇金珠綵（彩）币声言招降犒赏。途遇逃兵抢杀无遗，其得逃者归诉贼云：吴三桂令兵抢杀，不肯降。李贼怒，杀王父吴襄，尸于城垣。老家人奔告。王曰：吾与北兵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更决意归李。于是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此下作者加小字注云：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云。）翌日，家人更来告曰：陈娘娘为权将军擒去矣！王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遂决意讨李贼，输款北军。”[350]这位《吴三桂纪略》的作者自称“予宰江川”，表明他在康熙初年任过江川知县。文中提到的金大印确有其人，道光《澂江府志》记载“本朝”第一任新兴州学正为“金大印，奉籍，山东沂水县人，岁贡”[351]。这同《纪略》所载“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情况相合。江川县和新兴州均属澂江府，金大印大概是先后担任这两个地方的教职。又，《纪略》的作者说，“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云”。这个亲眼见过吴三桂“朝见新主”告示的李某当是李伟然。《澂江府志》在历任江川县知县项下有“李伟然，卢龙（即永平府附郭县）人，康熙二年任”[352]，至康熙五年由霍邱人宋凝秀接替。此外，康熙《卢龙县志》卷三、乾隆《永平府志》卷之十四和卷之十七都记载了李伟然是卢龙县贡生，任过云南江川知县。这些材料证明作者所记载的情况是得自目睹者，非道听途说者可比。《吴三桂纪略》后面有王大隆写的跋语，其中指出作者极可能就是康熙五年继李伟然任江川知县的宋凝秀。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作者自己说任过江川知县，又能听到前任知县李伟然谈情况，这只能解释为前后任交接时有所接触，如果任期间隔，两人见面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而且同金大印任学正的时间也不能互相照应。作者笔下关于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记载，是根据两个当事人提供的情况，应当说比较可靠。但是，由于金大印、李伟然在山海关战役之际地位都很低，对事变的内幕不可能有真切了解，因而在一些情节上难免有出入。比如说吴襄被杀后吴三桂“更决意归李”，后来听说陈圆圆“为权将军擒去矣”，才“决意讨李”，就不尽符合事实。根据许多可靠的记载，李自成亲自统兵前往山海关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时候，还把吴襄带在军中；战败以后才杀吴襄于永平范家庄。[353]由于吴襄当时在大顺政权控制下的北京，金大印作为一个僻处一隅的低级人员对吴三桂在京家属情况弄不清楚，叙述时发生一些谬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为叙述中包含一些传闻之误就连叙述者目睹的可靠情节也加以否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一怒而去，率部返回山海关，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出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为吴三桂占领。这一个情况当时山海关地区的人士自然十分清楚。只是由于吴三桂和山海关的明朝文武官员都曾经一度投降过李自成，他们对于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总是像小偷绕过自己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尽管如此，在某些当事人的笔下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可寻。比如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开头就说：“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作者完全回避了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山海关一事以及吴三桂的“旋关”实际上是一次武装叛乱，可是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吴三桂的返回山海关并不是因为京师已被大顺军占领、勤王的目的无从实现而撤回到自己原来屯驻的地方，而是在背叛大顺政权的黑旗下用武力夺取关门镇城。这样才不仅造成“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的战争场面，连那些镇守山海关的文武官员也大出意料，纷纷“辞行”，离开吴三桂窃据的山海关。佘一元描写这一场面的本意是宣扬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在支持吴三桂叛乱中立过功劳，却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海关的士女农商以至文武官员在政治上是站在大顺政权一边的，不相信跟着吴三桂背叛大顺政权能有什么出路。

上引材料使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史实，即明清之际山海关之战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战役。后一个战役即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同满、吴联军大战于山海关内的石河一带，这次战役人们都很熟悉，姑不置论。前一个战役则是长期被掩盖或被搞乱了的，即吴三桂在玉田叛乱后回兵山海关，用武力打败了当时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从而把原已归附大顺政权的山海关城变成了反对农民革命的据点。

唐通被吴三桂击败放弃山海关镇城以后，驻兵于离山海关不远的一片石附近。清顺治《实录》记四月二十二日清兵至山海关时，“即败贼总兵唐通马步兵数百人于一片石，斩百余人。贼兵遂遁”[361]。这说明唐通遭到吴三桂袭击后兵员损失很大，但并不像许多史籍所说“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通仅以八骑走还京”。

以上对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以前的动向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关于吴三桂曾经一度投降大顺政权，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自然是心里有数的。在吴三桂叛乱以前，清廷从来不提他这段历史，各种官方文书中都只说他如何主动投靠清朝，甚至还说李自成“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从”[362]。到三藩之乱爆发以后，清廷不仅没有必要再加以掩盖，而且竭力揭发吴三桂是个“素多狡诈”、反复无常的小人。康熙皇帝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四月下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处死时，明白说过“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世祖章皇帝念其投诚，优封王爵”云云。[363]“委身从贼”四字出自玄烨之口，当然不会没有根据。

四、关于大顺政权处理吴三桂问题的检讨

按时间推算，吴三桂降闯后，三月二十四日行至永平，又继续西行至玉田，叛变后自玉田返攻关城，大约已经到了四月初。《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国榷》等书记吴三桂破山海关于四月初四或初五日。这些书虽然在情节上弄得很乱，给人以吴三桂是从关外攻入山海关的印象，但所记日期大致差不多。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得到吴三桂叛乱的确切情报，当是来自唐通和其他山海关地区的大顺政权官员。考虑到山海关至北京的路程，消息传到北京约在四月初十。李自成接到情报以后，四月十二日决定亲自带领大军前往山海关，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行前李自成批评了刘宗敏的举措不当，对吴襄进行了抚慰。[364]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前往山海关平叛时，还把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带在军中，显然是为了让他们露面做一些挽回工作。可是，这最后一次招降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吴三桂在叛乱以后，自知兵力单薄，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早已派人同清方勾结。四月十五日，他派出的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已经把乞求援兵的书信送到清摄政王多尔衮手里，次日多尔衮复信同意联合进攻农民军并乘机以高爵厚禄收买吴三桂降清。到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抵山海关下的时候，吴三桂同满洲贵族勾结之势已成，只有付诸一战了。

李自成等人进京以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诚然有处置不当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大顺军领导人对吴三桂，特别是对关外的满洲贵族军队缺乏足够的警惕，没有做出有效的预防性军事部署。李自成在进占北京期间不失时机地派出唐通招降吴三桂，利用他们旧日的情谊达到和平解决山海关一带的明军问题，这在策略上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山海关不同于其他地区，关外就是虎视眈眈的强敌——满洲贵族军队，仅仅派出降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是不足以巩固京师的北边防务的。李自成没有及时派遣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无疑反映了他对满洲贵族出兵干预的可能性缺乏清醒的估计。这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唐通接管山海关的时候，大顺军领导集团派出一支劲旅协同镇守，对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必能起相当作用，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减少。

（二）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在策略上也犯了一些错误，如追赃助饷是大顺政权为打击官僚地主、解决农民军供养和政府其他支出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对大顺农民起义军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然而，在进入北京以后，这项政策本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把实施的范围限制在明宗室、勋戚、内官以及个别声名狼藉的大官僚身上，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财政来源，又不至于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就吴三桂的问题来说，一面派人去招降，答应给他父子封侯，一面却出现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属的问题，表明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吴三桂的叛乱，从根本上来说固然是他的地主阶级本性决定的，但大顺军某些将领的处置不当无疑是造成吴三桂突然叛变的直接原因。

附带提一下，《清太宗实录稿本》载崇德七年（1642）十月十五日，皇太极命阿巴泰等统兵伐明时有这样一句话：“上将刘（流）贼差来的唐通交付与伯阳贝勒，并谓之曰：若遇刘（流）贼的兵，可令他去。”[365]有的同志认为这就是1644年三月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的明降将唐通。按当时情况考察，唐通直到1644年三月初才在居庸关投降大顺军，这以前并没有投降起义军之事。我们迄今也还未发现在1643年以前有起义军派人同清方联络的材料。《清太宗实录稿本》所记可能有误。文中所说的唐通当是另外一人。这段文字在后来编定的《清太宗实录》里削而不载。《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45页所载清顺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中，曾提到清廷派迟起龙往陕西同起义军联络时，随行者有一人也叫唐通。这个唐通，同当时任明朝蓟镇总兵、后来在居庸关与太监杜之秩一道投降李自成的唐通，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有的同志将二者误为一人，并作为一种“发现”，是不合适的。

[1]　转引自《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2]　见《蔬堂遗文》。

[3]　按：李自成家庭极其贫苦，父亲名李守忠。

[4]　蓬蒿子：《定鼎奇闻》，第六回。

[5]　《明季北略》卷之十三《李岩归自成》条。

[6]　《绥寇纪略》卷九。

[7]　《李公子辨》，又见康熙《开封府志》卷四十、《豫变纪略》、《甲申朝事小纪》。

[8]　参看《国榷》卷九十九、《山中闻见录》卷六。

[9]　见《杞县志·名宦传》。

[10]　见《杞县志》卷二三《艺文志》三。

[11]　《平寇志》卷之八。

[12]　《石匮书后集》卷第六十三。

[13]　《甲申纪事》附录。

[14]　查继佐：《罪惟录》传三一《李自成》。

[15]　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鸣鹤、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鸠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鸣鹤就差得更远了。

[16]　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一八、卷二〇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802页。

[17]　《定思小记》。

[18]　《甲申核真略》。

[1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20]　请参看《顺治实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