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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9页）

据说崇祯八年正月间明末农民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在河南荥阳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根据李自成的建议决定了分兵定向，协同作战。长期以来，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充斥于史籍，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某些史学论著甚至把它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出现的新事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在清朝初年却只见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而在彭孙贻的《平寇志》、谈迁的《国榷》、郑廉的《豫变纪略》里都阙而不载。戴笠、吴殳所编《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还用“讨论日”的形式批驳了吴伟业的说法，指出：“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画，非流贼矣。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荥阳者（原书写作“会议者荥阳”）讹也。且自成不出关，而谓解回、献之争，不亦诬乎！故不取。”由于戴笠、吴殳主要是从情理上推断，没有拿出确凿的论据，他们的反驳只是提出了问题，还不能使人信服。况且，吴伟业的影响毕竟不可低估，他的说法自从被钦定《明史》在李自成、张献忠两传中分别采用之后，就似乎成了信史。20世纪60年代初期，方福仁同志撰文再次提出了荥阳大会史实的真伪问题，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大概是由于人们比较习惯于传统的说法，也可能与方福仁同志的论证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吴伟业的叙述有关，这以后一般涉及明末农民战争的论著仍然继续保留了荥阳大会的记载。我是赞同方福仁同志的见解的，这里把个人探讨的一点结果写出来，供史学界同志们参考。

洪承畴前加兵部侍郎总督五省军务，移驻秦、豫、楚适中之地，指使诸抚镇办贼，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并官如故。会西宁兵变，杀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镇守太监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畴复赴甘肃定乱，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给事常自裕中州人，以为前所调兵如张应昌、曹文诏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晋抚留之共剪高加讨，虽明旨不许，然未能时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满三千人，不足破贼。东抚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畴未出关，先令驰赴中原，调关宁、天津兵一万付之，偕督臣协剿。章下所司，议未定。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左南当楚师；横、混西迎秦军：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献、闯专事东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混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314]

这就是所谓“荥阳大会”最早见之于文字的记载，后来包括《明史》在内的全部类似描述都脱胎于这段话。因此，只要证明吴伟业的记载与历史真相不符，一切有关“荥阳大会”的说法也就将不攻自破。

下面就让我们依据可靠史料对《绥寇纪略》的记载进行必要的甄别。

（一）关于这件“史实”的来源，吴伟业并没有交代清楚。他含糊其词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亡自贼中来告状”，似乎得自目睹者之言，非道听途说者可比。然而，像这样重大的消息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这位“亡自贼中”提供消息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向什么人“来告状”？吴伟业没有说。难道是直接告诉吴伟业本人吗？就吴伟业当时的地位而言是不可能的，他管不了这方面的事，即便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偶然撞在他手里，他也不能不向主管部门报告。如果告密者是向负有剿抚责任的明朝廷或地方文武官员报告，那么这件事必然上达朝廷，知道的人势必较多。我们只需指出，在玄默的《剿贼图记》和张凤翼的《枢政录》里叙述崇祯七年到八年用兵经过的时候丝毫没有涉及什么“荥阳大会”。要知道，玄默当时任河南巡抚，是这个省的最高地方官员；张凤翼当时任兵部尚书，直接主管全国军务；上面提到的两部书又是他们记录或汇编自己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过或文献的专门著作。既然玄默、张凤翼等人对“荥阳大会”茫无所知，说明吴伟业的消息来源很值得怀疑。

（三）就这次“大会”的背景和议题而言，也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吴伟业记载起义军举行“荥阳大会”的背景是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他的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议未定”，就被起义军所“侦知”，才有各路首领集会于荥阳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记载上疏日期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这是可靠的。从当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做出全面安排，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同一谕旨中还让兵部与户部酌议粮饷。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在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了“铁骑三千是否足用”的问题，命兵部再次会议。同日，张凤翼具题先把皇帝恭维了一番，说他“惟恐贼众兵寡，此遏彼轶，终非一了百当之局。真大圣人远虑，明见万里外也”。随即提出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连前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廓清”。[317]以上就是明朝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具体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证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直到最后议定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吴伟业由于猎奇过甚，竟然弄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他硬说起义农民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就已经“侦知”了当时尚未提出的问题，并且进而编造了各路首领齐集荥阳商讨对策的情节。他还派定李自成在这次会上做一番精彩讲话，其中的一句就是“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这句话在一些史学论著里被当作体现农民领袖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而备受称颂。可是提出抽调关宁铁骑营兵马的建议却是有案可查的，它出自崇祯八年正月十三日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按照吴伟业的时间安排，这时“荥阳大会”已经开过近半个月了。为尊重事实起见，我们只有把这段引人入胜的描写忍痛割爱了。

总之，我认为所谓“荥阳大会”的问题，经过近年来的探讨，已经逐渐明朗：历史上确实不存在这次大会。当然，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仍将继续争论下去，如果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发掘和考定明末农民战争前期各支起义军活动的史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

##“古元真龙皇帝”试释

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攻克凤阳是一件大事。崇祯八年正月，一支起义农民武装在当地贫苦群众的接引下，一举攻克明中都。史籍记载，进入凤阳的起义军曾经高举“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欢庆胜利。从各方面来考察，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人们都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称帝的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时间都相当晚。那么，为什么早在崇祯八年就在起义军的旗帜上出现了“真龙皇帝”的字样，“古元”二字又当作何解释？这是不少人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现就个人查考所得，提供一点线索给史学界的同志们参考。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帝国的社会阶级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出现了“所在饥荒，流民千百成群”的局面。明神宗朱翊钧是个贪财好货的人，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搜刮民财，弄得天下“在在鼎沸，莫必其命”。明政府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变生呼吸，可为寒心”[323]，说明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时，浙江山阴县人赵一平和妻子浙江丽水县人王氏开始利用白莲教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据《明神宗实录》记载，赵一平和王氏“造《指南径》妖书，令其党分投两都、省署，同日布散，簧鼓人心”[324]。由于党徒被官府捕捉，赵一平“易号古元，逃窜徐州，结纳无赖，猖狂大言”[325]，“徐州及丰、沛人多有从者”[326]，“一时宗奉者众，如（徐州）王尚礼、马登儒，丰县王会衡，沛县孟化鲸等结党歃血，推卜者唐云峰为军师”[327]。

赵一平的改名为古元，很可能是出自白莲教的经卷。清代黄育楩在《破邪详辩》中列举了他在河北任地方官吏时查抄到的“邪教”经卷有四十多种，其中凡是称为“经”的开头二字总是“古佛”或“混元”，如《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之类。赵一平大概就是从“古佛”和“混元”二语中分取二字合为古元。据黄育楩说，这些“邪教经卷”“皆刊自明万历、崇祯年间，实为近世邪教之祖”，在时间上也同赵一平等人的活动大致相应。

从当时明凤阳巡抚李三才的奏疏来看，赵一平的活动地区是相当广的。他“易名而游四方，挥金而结亡命，流寓丰砀，潜至房村，题诗见志，显为不道之词；伪帖总兵，济以妖邪之术”[328]。又说：“古元造反，窥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赵赶朱，意且将图革命。”[329]他的信徒孟化鲸等“藉此摇惑大众，称世道之将变，尊古元为真人”，马登儒也“吃斋事魔而造推背图、阵法图”，积极鼓吹起义。经过一番准备以后，赵古元“悬示通途，自称国王，邂逅群小，辄授将军。观其书与（孟）化鲸，招兵十千，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330]，计划是相当周密的。顺治《徐州志》还记载说，赵古元的妻子王氏是王松的女儿，赵曾“许为皇后”，可见他不仅“自称国王”，也做了称帝的准备。这些材料说明，所谓“古元真龙皇帝”实际上是赵一平用来号召群众的称号，他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正好是明凤阳巡抚管辖的范围。

这次经过长期策划的白莲教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赵一平等人在运河沿线的广大地区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劳苦农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正如朱元璋背叛韩林儿的龙凤政权之后，过了40年，“龙凤”年号又出现在陕西沔县王金刚奴起义的旗帜上面一样，赵一平的“古元真人”称号，在30多年以后的明末农民战争中，仍然起过动员群众同朱明王朝搏斗的作用。崇祯八年，明御史邓启隆在《民害未除疏》中说，“流寇平日之垂涎在淮扬金陵耳。凤阳之凋瘵，贼亦稔知。无奈方围颍州，而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334]。可见起义军的攻占凤阳，是凤阳地区的穷苦百姓不远数百里邀请来的。他们当中必然有不少人加入起义军。“古元真龙皇帝”旗号的出现，很可能同这些迎接起义军的“凤之穷民”有密切关系。这说明我国人民是不容易忘掉自己的先辈用血迹留下的革命传统的，也说明明末农民战争是当时各种革命力量汇集起来的决堤之水。那种仅仅着眼于起自陕北长期流动作战的大股起义军而忽视各地革命力量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

（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第66—67页）

##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

——关于吴三桂一度投降大顺政权问题的考察

1644年旧历四月山海关之战，是明清之际一次关键性战役。在大顺农民军同满洲贵族军队的斗争中，吴三桂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吴三桂在大顺军占领北京前后的政治动向，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商鸿逵同志在《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335]一文里，对这次战役的经过做了详细的考证，澄清了许多传闻之误，基本上恢复了战役经过的真相。我的这篇文稿不打算重复商鸿逵同志已经阐明的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山海关战役以前吴三桂的动向上面，借以对这次战役的背景以及大顺军领导集团为解决山海关一带明政府军所采取的措施，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重现当时事件经过的本来面目，有助于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

一、史籍记载的混乱

在山海关战役以前吴三桂同大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清初以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宣扬吴三桂从来没有投降过李自成。按这类史籍记载，吴三桂在接到崇祯皇帝的勤王诏书以后当即带兵进关，由于要保护关外的汉族居民迁徙入关，行动迟缓，加上路程又比较远，走到半路时京师已经被农民军攻克，只好回驻山海关。在拒绝了李自成的招降以后，吴三桂即向满洲贵族请援。清初的官方记载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口径写的。

上面两种说法虽然在吴三桂是否投降过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持论完全相反，但都比较简单明了，头绪清楚。可是，就大多数史籍而言，事情却要复杂得多，看起来像是一篇糊涂账，使人无法得其要领。例如，《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的情况是：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己丑朔，辛亥，宁远总兵吴三桂以其兵至蓟州。贼将唐通守密云。三桂闻京城已破，退兵山海关。

（三月癸丑）吴三桂乞兵同讨贼。贼胁三桂父襄作书，以厚币招之。

丙辰，贼以左懋泰为兵政侍郎，同唐通守山海关。

丁巳，吴三桂以满兵攻山海关。唐通兵溃。

（四月戊午朔，辛酉）贼遣唐通守山海关，白广恩为援。

壬戌，三桂袭破关。通兵八千溃降尽，以八骑走还京。广恩兵亦溃。三桂纵兵追至永平沙河驿，还兵关上，移檄讨贼。[336]

读了这段记载，人们很难了解当时双方的态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吴三桂退到山海关之后，山海关又莫明其妙地落到了时为大顺军将领唐通的手里。更奇怪的是，既然说三月丁巳（二十九日）吴三桂同满兵一道来攻山海关，把唐通的部队打垮了，怎么到四月辛西（初四日）唐通又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山海关，次日吴三桂又再次袭破关，此外，既然说从三月二十九日起吴三桂就同满兵一道来攻山海关，四月初五日业已攻克关城，并且一直追到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为什么不同满兵一起跟踪追击，进取京师，而要“还兵关上”？

再看《平寇志》的记载：

（三月）乙卯，宁前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兵入山海关，贼将不能御。三桂移檄远近勤王。报至，贼聚谋失色。因遣降将唐通协守。三桂父襄提督御营居京师，贼召之作书招三桂……

丁巳，贼使致伪敕及吴襄书于三桂，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桂不答，上书其父襄曰：……贼使反命，群盗徬徨失措。

（四月戊午朔，辛酉）吴三桂兵破山海关，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通仅以八骑走还京。三桂拥二十万众入关，及关而都城陷。唐通为贼守关，持吴襄书招三桂。不听。自成令白广恩援通。三桂袭破关，通兵八千一战而尽，广恩兵亦溃。三桂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337]

这段记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吴三桂由辽东进山海关以前，大顺军已经占领了山海关，所以文中说，“贼将不能御……因遣降将唐通协守”。直到四月初四日，吴三桂才破关而入。

（三月乙卯）辽东总兵左都督平西伯吴三桂以清师薄山海关，传檄远近。伪将不能御。报至，李自成胁三桂父襄提督御营居守京师令作书以招三桂。书曰：……盖牛金星代作也。因遣使赍白金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敕一，封吴三桂为侯。以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同唐通协守山海关，发百万金劳师于边。

丁巳（二十九日），唐通遗三桂书劝降，且言东宫无恙。三桂不答，乃上书其父襄曰：……

（四月戊午朔，辛酉，初四日）辽东总兵平西王吴三桂缟素入山海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拷其父，遂从沙河纵掠而东，倾兵山海城，规复京师。唐通御之，兵溃迎降，仅八骑还京师。[338]

这里，除了重复《平寇志》等书的谬误以外，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说三月乙卯吴三桂就已经“以清师”进薄山海关；二是说四月初四日吴三桂缟素入山海关，看来是为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复仇来了，可是又说他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听说大顺政权拷掠他的父亲吴襄，不仅没有加速进兵，反而东撤返回山海关，也使人难以理解。

此外，在《甲申传信录》等史籍中叙述这段情况时都有许多含混不清和记载失实的地方。

在清初史籍里关于吴三桂的动向出现这样混乱的记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吴三桂不像其他一些明朝将领的情况那么明显。他统兵进关到返回山海关，其间不足一个月，某些情节比较容易掩盖。各种私家记述的作者又缺乏亲身见闻，往往为浮言所蔽。其次，吴三桂在清初30年间贵为王爷，位高势尊，有关他的记载难免忌讳失实。直到现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历史论著由于对这段时期的情况没有弄清楚，而对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做了一些不适当的描写和指责。这说明为了对历史问题做出比较正确的评论，首先弄清真相，实在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