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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上 卫所研究（第18页）

崇祯十二年是明末农民战争由低潮开始转入**的一年。这年五月，一度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在湖北谷城和房县地区重新揭起了义旗。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朝廷以熊文灿为代表的主抚派政策的破产。熊文灿为了逃避罪责，气急败坏地派左良玉、罗岱部明军赶来追剿，结果被张、罗二部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据当时任郧阳抚治的王鳌永的疏报，明副总兵罗岱被击毙，连号称“为贼所惮”的左良玉也被打得丢盔弃甲，“回至房县，见兵不满千人”[265]。

崇祯十三年二月，张献忠部起义军在四川太平县（今万源县）玛瑙山遭到明政府军的围攻，损失很大。罗汝才部也被明京营和楚军败于湖北兴山丰邑坪。在这前后，一些跟随张、罗重新起义的他部起义军首领见形势不利，又先后投降，甘心充当明政府的反革命鹰犬。崇祯十三年七月，张献忠和罗汝才在湖北省兴山县境白羊寨会师，为了坚持斗争，决定联合作战。这以后半年时间里，张、罗二部一直是杨嗣昌所统明政府军打击的主要对象。我们应当指出，崇祯十一年后期到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受抚使明政府军得以集中兵力打击李自成等部起义军，他们的错误行为对当时农民革命的转入低潮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在重新起义以后，张、罗二部吸引了明军主力，有利于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等部起义军的发展。张、罗二部会师后进军四川，采取避实就虚、迂回灵活的战术，打得明政府军晕头转向。杨嗣昌被迫在崇祯十四年正月向朝廷请罪说：“向者玛瑙山、千江河等处之捷，报杀张献忠精锐殆尽……献忠之贼无多。至于马溺溪、丰邑坪等处之捷，报杀罗汝才精锐亦尽……汝才之贼无多。而此无多之贼，人人视之甚易者，临阵杀之甚难。盖此渠魁中之渠魁，凶狡中之凶狡，二十年来练成至精至悍，不死不降，独此数千贼种，而臣不能躬亲临阵与决雌雄，以争一旦之命，而明报主之心，罪五。……”[266]就在杨嗣昌上疏请罪的时候，张、罗二部在正月十三日于开县黄侯城一举击溃尾随而来的明军猛如虎等部，杀如虎子猛先捷、参将刘士杰等。接着出川入鄂，于二月初四日奇袭襄阳。崇祯十四年正月和二月，李自成、张献忠部先后攻克洛阳和襄阳，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的到来和明政府统治的急剧没落。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临死前哀鸣：“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267]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拊几叹曰：襄、洛天下形胜……浃旬之间，两王皆以国毙，是天厌我家而翦弃其子孙也”[268]。李、张两部起义军取得的这一巨大胜利，其中也包括了罗汝才的功绩。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同志对罗汝才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功绩绝口不提，却抓住一条并不可靠的所谓罗汝才“奉命”取郧阳“久攻不下”的史料对罗汝才大加指责。从一些比较可靠的史料来判断，罗汝才根本就没有攻打过郧阳，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久攻不下”。据当时明郧阳道高斗枢的记载，在罗汝才被杀以前，起义军曾派出一支部队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攻克均州后，十二日到达郧阳城下，由于高斗枢和叛徒王光恩等人的负隅顽抗，打了两三天，没有打下来，起义军在十五日撤退。[272]我们姑且把两三天内未能得手不能说是“久攻不下”放在一边，其他材料还证明这次郧阳的起义军并不是罗汝才。顺治十六年《绛县志》收有胡在恪写的《撖君赐传》，其中说撖君赐在崇祯十四年任荆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十二月起义军占领了荆州，“十五日，贼渠帅罗汝才先入城……”[273]据高斗枢记载起义军攻郧阳是在十二日至十五日之间，而《撖君赐传》记载的是十五日罗汝才率部占领荆州，两地相距甚远，按当时交通条件要走几天时间。这说明，罗汝才“久攻（郧阳）不下”只是一种讹传。何况对明末农民战争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在罗汝才被杀以后，李自成起义军为了拔除背后这一反动据点，曾经多次进攻郧阳，但始终没有攻下来。可见把未能攻克郧阳当作罗汝才的一条罪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关于罗汝才的受抚

崇祯十一年是明末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李自成部起义军在刽子手洪承畴、孙传庭调集的优势兵力不断追击下，连续遭到挫折，剩下的部队很少，被迫避免同明政府军正面作战。张献忠部由于形势不利，在湖北谷城受抚。活动于鄂豫皖一带的革左五营也比较消沉。这年九月，清兵破边墙而入，明政府抵敌不住，于十月间下令洪承畴、孙传庭率部入卫京师。当时，罗汝才同白贵、黑云龙、王光恩、常国安、王国宁、杨友贤、惠登相等部起义军正在湖北郧、襄一带，听说洪承畴、孙传庭率领陕西官军东出潼关，以为是为了同熊文灿所部明军来剿自己。在这种局势下，罗汝才等人过高地估计了敌军的优势，思想上产生动摇。这年十一月，接受了明政府的招抚。罗汝才和白贵、黑云龙三部安插在房县，其他五营也安插在附近地区。罗汝才的房县受抚算不算投降，他应否视为叛徒？对这个问题要做出正确回答，就应当认真研究一下他受抚期间的具体情况，而不能仅仅抓住“受抚”这个名词下结论。《怀陵流寇始终录》的记载说：罗汝才受抚后，“文灿会诸将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官署，供费不赀。奏授汝才游击，分驻之于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而潜与献贼相应”[274]。《平寇志》卷之三也说他“身驻均州，不受职，自言不愿为官，愿为百姓耕田此中。文灿檄令解散诸众，简骁壮从征立功。汝才不听”。同书引用了当时的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旻的奏疏说：“曹操就抚，分插其众于房竹诸邑。乃不从解散之令，且曰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绥寇纪略》卷六也引了一段戴东旻的奏疏，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以臣愚计之，贼散则难追，合则易殄，今犹槛羊阱兽，围聚于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邬郢之卒，督臣扫关陇之兵，乘其不意，衔枚疾至，打张燕于黑山，烧曹操于赤壁，岂不快哉！”从当时明政府郧阳地区的最高官员这些杀气腾腾的叫嚣当中，也可以看出罗汝才的“受抚”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说罗汝才的受抚是叛变投降，那么对于接受“投降”的明政府来说就应当算一个重大胜利。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胜利者”的面目。当时任房县知县的郝景春在罗汝才受抚后不久写给上司的禀帖是“为泣述地方危极苦极终不能保之形直告宪台乞赐亟图救拔姑留残邑残黎事”。其中说，“自十月至今，曹营三枝数万众环距房县郊关……随偕绅士文武各官与三安官商议数日，而无相侵害之盟约始定。……此之订盟真所谓城下之盟”。从郝景春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熊文灿是颁布了“受抚条约”的。而罗汝才对“理台颁示条约”却“实款款违悖”[278]。罗汝才在“受抚”期间干了些什么事情呢？据郝景春的报告是，“近各贼于初一日分派地士，将房县十五乡民居民田公然视为己物，囤粮积草，为图储裕饷之计”。原来他在那里实行没收地主田产的农民革命政策。对于贫者则“给予本钱，令做生意”。这就很自然地受到当地贫苦群众的由衷支持，出现“竞相信从”“相率投入各营”的局面。因此，郝景春得出结论说，“其借口虽是愿抚之名，而其行事仍是劫掠之实。……真心愿抚者决不如是”。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假抚，“从此假抚之后，斗大房城已是若辈囊中之物，直待时以收之耳”[279]。

罗汝才的错误不仅表现在房县受抚问题上，在重新起义以后也曾经一度表现动摇。杨嗣昌奉命督师时，自知起义军声势浩大，明政府既要抵御满洲贵族入犯，又要扑灭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力量实在支吾不过来。因此，由杨嗣昌提出并经崇祯皇帝同意，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用的政策：除张献忠、李自成两部以外，其他各部均可招安。为了实现这一反革命目的，杨嗣昌又是发布文告宣传“朝廷德意”，又是派遣间谍到处游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心怀观望的起义军首领如惠登相、王光恩之流又被拉了过去，堕落成为明朝廷的马前卒。当时罗汝才的实力和声望仅次于张献忠，很自然地成了杨嗣昌招安政策的重要目标。从文献资料上看，杨嗣昌对于拉拢罗汝才是抱有很大幻想，费了许多力气的。罗汝才在思想上也不够坚定。但是，他在同杨嗣昌派来的间谍冷水道人姚宗中的谈判中，始终坚持一条：绝不打其他各支起义军。姚宗中向杨嗣昌的报告中转述“罗汝才之言：贼不杀贼，兔死狐悲，恶伤其类”[280]。杨嗣昌接到报告后，知道这是罗汝才房县受抚的故技重演，只要罗汝才不去打其他起义军，所谓招安就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他要姚宗中“提撕化导他一番”，一方面打肿脸充胖子，拼命吹嘘“天下的兵马多，幸是皇心不忍尽杀他们，犹有一线生路”；另一方面又竭力挑拨罗汝才同张献忠的关系，说张献忠“口称曹操大哥，其实心里连大哥的盘子都磕了才好，岂不该杀？”“别的贼不杀贼也罢，那张献忠做贼却不认得贼，动辄磕了人家盘子，岂不该杀？”他还卑鄙地用功名利禄进行引诱，说：“若能杀了张献忠来，不惟赦罪，还可算第一功。”“将张献忠的妻妾财物朝廷赏他受用了。”[281]尽管杨嗣昌在挑拨罗汝才火并张献忠上无所不用其极，罗汝才在起义军不打起义军这一原则问题上始终寸步不让，而且在行动上继续配合张献忠部同杨嗣昌统率的明政府军作战。谈判终告失败。罗汝才下令杀掉间谍姚宗中，杨嗣昌绝了指望，于是“但逢遣官招降，每每以操有贼不杀贼之语，奸诈而不可抚，与诸贼可抚者不同，明明开写檄中，多方行间”[282]。后来一度被卷入罗汝才起义军的封建文人郑廉曾经说过：“罗汝才有贼不杀贼之语，痴贼也，钝贼也。其笼于闯、献不足怪。”[283]透过郑廉的谩骂，也可以看出罗汝才在招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就是说，正因为罗汝才坚持了这一原则，才始终同李自成、张献忠站在一起，而没有被笼于朱明王朝。

罗汝才是在崇祯十六年三月被李自成处死的。处死的原因说法不一。封建文人邹漪的说法是：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陷承天，贼遣伪将王克生掘显陵求宝，伪阳五知县张联奎[284]多备铁锄，献策求欢。贼方举事，歘风雷大作，昼晦。联奎见金甲将手持金瓜当顶一击，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抓去不知所终。众贼惊散。闯大惧，不敢动。曹贼罗汝才闻之，以天命未改，潜谋归顺，欲杀自成献功”[285]。这种说法也为《平寇志》等书所采用。对于这种宣扬封建迷信的胡言乱语，稍有科学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而且从当时形势来分析，崇祯十六年起义军在力量对比上已占优势，明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上文说过，罗汝才就是在占优势敌军的压力下发生动摇时，也始终坚持起义军不打起义军的原则，怎么可能到了明王朝已经成了一具政治僵尸的时候，却突然相信莫须有的天命，要杀李自成去“潜谋归顺”呢？

其他的一些史籍则指出，罗汝才的被杀同地主阶级的挑拨有关。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中制造分裂，挑拨离间，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特别是当末世王朝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时，更是千方百计地采用这种卑劣手段来挽救统治危机。自从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逐步走向统一，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都先后来到河南同李自成部联合作战。农民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明王朝组织的几次围剿都宣告失败，更把希望寄托于挑起农民军内部的分裂。崇祯十五年八月，明兵部尚书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建议说，“故为今计，苟有确见，莫若以河南委之”，主张“持久而定”。因为按他的分析，“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不相屠灭，必自降散”。这说明明政府曾得到李自成同罗汝才之间有矛盾的情报，他们当然不会不尽量利用和加深各部起义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当李、罗二部联军围攻开封时，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就曾经进行过反间计。他写了一封表面上是给罗汝才的信却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信中说，“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云云。据说，这封密信“果为闯所获。闯信之。后解围，于襄阳遂杀曹。书稿得于西门公馆书箧内，人始知公计也”[286]。按吴伟业的说法是，起义军攻占襄阳以后，有个奸细黄州陈生钻了进来，在李自成和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于是，“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盛为具请此二人，汝才辞以疾，一龙至宴甚欢，五鼓已就缚，罗兵犹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骑入汝才营，托言事，径造帐中，汝才方栉发未竟，即斩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帅令诛之。’”[287]这些材料说明，地主阶级在李、罗之间不断施展反间计，是导致李自成处死罗汝才的一个直接原因。

结论是：罗汝才是明末农民战争中著名的领袖之一，他的生功大于过。

（原载于《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321—336页）

##明末史事杂考

一、沈云英事

清人夏之蓉作有《沈云英传》，塑造了一个抗击张献忠义军的女将军的形象，原文不长，兹录如后：

云英者，沈将军至绪女也。将军守备道州，张献忠破武昌，过洞庭而西，势张甚。未几，攻围道州。将军出战木垒，殁于军。云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贼虽累胜，然皆乌合，不足畏。吾女子义不忍与贼俱生；吾为父死，诸公为乡里死，即道州可完。孰与乞命狂贼之手，坐视妻若子为虏乎？”众壮其意，皆曰：“诺！”

城门开，云英甲而驰，一城人奋梃随之，直前击贼。贼骇乱，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围，获父尸，城中人皆缟素助云英成丧。时贼所过，城率不战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云英父子也。

郡守上功，诏赠至绪副总兵，加云英游击将军，坐父署，守道州。

云英，会稽人也。距今百余年，道州祠祀麻滩，四时不绝。

论曰：明季二贼竖四讧，遂移神器。时士大夫胁息兵刃下，能不丧其丈夫者鲜矣！秦良玉、沈云英之流解簪珥一奋，贼气为夺，忠勇之伸，乃激于女子，事何奇也！岂乱世阴阳之道不得其精，抑义在天下不可夺志者，虽匹妇犹然欤？云英事不载《明史》，余故传之云。

沈云英替父报仇，挫败张献忠起义军对湖广道州（今道县）的进攻，是清代封建文人编造的典型事例之一。它最早大约出自清初毛奇龄之手。《西河合集》和《萧山县志》都收录了毛氏所作《沈女云英传》，后来汪启谟等人群起效仿，写了好几篇沈云英传之类的表颂文字。诸篇取舍虽略有不同，但都着力描写她抗击张献忠义军，得到朝廷嘉奖，授予游击将军的情节。由于他们的劳作，一位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忠孝双全的巾帼英雄就树立起来，长期留在人们心目当中，怀疑的人似乎很少。

为了查考1643年张献忠湘赣之役，翻了一些材料，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沈至绪确有其人。据康熙、乾隆《萧山县志》载，沈至绪是山东籍人，崇祯四年殿试第四名武进士。后来任湖广永道守备，“辖永州、宁远二卫，江、宁、锦田、枇杷、桃州五所，提调四十八营民兵”[289]。崇祯中期，湖广临武、蓝山以开山取矿为生的农民聚集起义，这就是封建史籍中所说的“山寇”“临蓝矿盗”或“高紫源贼”（高紫源是高寮源和紫寮源两地名的合称）。崇祯十一年，这支起义队伍向道州进攻，明守道蔡官治檄调沈至绪引兵抵御，在州北六十里名叫木垒铺的地方被起义农民击毙。康熙《永州府志》记：“崇祯十年，山寇犯永，至湘口。寇起临蓝高紫源，守道蔡官治提兵御之，兵溃。次年，复寇。起永道守备沈至绪为将，御寇于道州之木垒，将尽歼焉。寇急，殊死斗。蔡忌沈成功，不为援，沈殁于阵。”[290]

康熙《道州新志》记载了当地为沈至绪立庙祭祀的情况：“沈公祠二，一在城内城隍庙，一在州北六十里木垒铺，水陆必经之所。公名至绪，浙江人，明武进士，崇祯间为永道守备。既解组，寓武昌。时湖湘源贼蠢动，监司以其才略复起防守本州。贼率众万余掠祁、永而上，公御之，敌于木垒，战死。州人感之，立祠以祀。今在木垒者国朝参标千总龚继祖修之。”这说明沈至绪是在崇祯十一年死于镇压临蓝矿民的作战当中，而张献忠起义军五年以后才进军湖广南部。在上引清初方志里面也并没有提到沈云英替父复仇、守备道州的事情。

那么，张献忠起义军究竟占领过道州没有呢？是占领过。嘉庆《道州志》记载：“崇祯间流贼张献忠陷湖南，设伪官据城月余。吏目吴继嗣纠集义旅擒贼复城。”康熙《道州新志》中有吴继嗣小传，当为嘉庆州志所本，其中说：“崇祯十六年流寇张献忠犯湖南，伪官据城四十余日。公纠集义旅擒贼复城。公调度有方，民不知兵。报最，升祁阳县丞。士民挽留，不许，勒石纪其功德。”这就进一步证明夏之蓉等人渲染的“以死全道州城者，云英父子也”，不过是好事之徒的附会而已。

二、李双喜·张鼐·孩儿军

在关于大顺军的记载中，李双喜和张鼐两个名字经常出现。历来都认为这是李自成手下两位英武有为的年轻将领。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内有这样一段记载：

（崇祯十三年）自成为我师围于巴西鱼复诸山，其辎重在赤甲寒山不能进，困厄，数草间自屏，养子李双喜止之。刘宗敏者，蓝田人，锻工也，有勇力。自成尝离其大营，偕宗敏步入道旁丛祠中，惟孩儿军张鼐者从，后伪封侯，贼中所称小张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归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从我，不则亟杀我以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杀其两妻曰：“吾今生死从若矣。”军中壮士亦有杀妻子愿从者。自成烧屯，携轻骑间道而奔河南。

这段材料根据近年的查考已经初步弄清属于讹传不实之词，其中就分别提到了李双喜和张鼐。

张鼐和李双喜究竟是两个人还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这个问题提得似乎有点突兀，不过在探讨过程中我们逐渐接近张鼐就是李双喜的结论。理由是：

（一）各种史籍都说到李双喜和张鼐是李自成的养子。关于李双喜，《明史纪事本末》记“（自成）无子，以李双喜为养子”；康熙《延绥镇志》记“（自成）一妻一妾，无子，以李双喜为子，尤嗜杀”。《平寇志》所载亦同（见卷之六）。至于张鼐是李自成养子也有许多记载，如《绥寇纪略》记自成襄阳建政时“分等威，申职守”，所定五营二十二将当中“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自成养子也”[292]。《国榷》亦记“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自成义子也”[293]。顺治二年清八省总督佟养和在《为恭报地方情形仰乞圣鉴事》揭帖中提到“义侯张鼐系李自成干儿子”。看来，张鼐、李双喜是李自成的养子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做出张鼐和李双喜是同一个人的判断，因为李自成完全可以像张献忠等人一样收养好几个义子。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史籍中在叙述李自成部将时，一般总是提到张鼐就不说李双喜，反过来说，提到了李双喜又不见张鼐。同时并列两个名字的情况极少，而且正如上面所引吴伟业那段记载一样史实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张鼐和李双喜是两个人的话，那么，“他们”既是自成的义子，又都是自成身边的亲信，是不应当出现这种现象的。

（三）如果仔细考察有关材料，可以看出著述当中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前期史实多用李双喜的名字，后期则多用张鼐的名字。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襄阳时期曾经立李双喜为太子，如谷应泰写道：“自成在襄阳以构殿铸钱皆不成，斩一谋士。今术士问紫姑卜之不吉，乃立李双喜为太子，改名洪基以厌之，铸洪基年为钱，又不成。”[298]戴笠等也说：崇祯十六年“秋七月壬申朔，闯贼在襄阳，以构殿铸钱皆不成，扶鸾降仙诗云：‘自成不是真天子，马上抛抢三十旬。大位还是洪基坐，草头一点十三春。’因立义子李双喜为太子，名曰洪基，以压（厌）之，铸洪基钱不成。”[299]李自成在襄阳时期是否立了李双喜为太子，存在很大疑问。这两段史料既然说以双喜为太子，又说以双喜所改之名号铸钱，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李双喜在前期的地位相当突出，为什么在李自成西安建国之后这位“太子”却不知去向了呢？特别是在1645年五月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将领曾经先后拥戴李自成的弟弟李孜和侄儿李过为主，李双喜的名字在史籍当中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我们知道，李自成手下的大将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有明文可查，在李自成牺牲前后，有关张鼐的记载相当多。要说明李双喜后期失踪之谜，只能解释为他就是张鼐，在大顺建国之际，恢复了本来的姓名。

根据以上引述，我个人的初步判断是：李双喜本名张鼐，自成收为养子后改为李姓，易名双喜。在前期的戎马生涯中，自成由于没有儿子收养了这位张氏子，不致引起多大非议。到后来正式建国的时候，以谁为嗣就直接牵涉到皇位继承问题。从史籍中可以知道，在李自成身边的李氏家族人士并不少，其中有侄儿李过，有一位在清方记载中称为自成三弟的李孜（疑孜字当作自，下面还应当有一个字），还有被封为赵侯、襄南侯的两位叔父。[301]这些李氏家族的人未必会赞成让一位外姓的义子登上皇太子的宝座。而李自成当时虽然还没有嫡子，年纪却不到40岁，并不急于安排继承人。大概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李自成在1644年正月立国建号的时候让张鼐恢复本来姓名，并且封之为义侯。张鼐复姓之后，他长期用过的双喜这个名字在大顺军中早已叫顺了口，有可能出于习惯，也可能他自己就把双喜作为字、号。这样，在何腾蛟的奏疏里出现张双喜的用法，就不能说是张冠李戴，而是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在《李岩质疑》一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这是不对的。李双喜并不是李过，已如上述；说李过是李锦的别名也有语病。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李过后来改名为李锦，联明抗清以后，隆武帝“赐名”李赤心。

前面引用过的《绥寇纪略》那段话里有“孩儿军张鼐者”一语。关于大顺军中有“孩儿军”组织的说法传播得很广，其实属于讹传。我们知道，明末农民起义军是由饥民、饥军转化而来的，牵家带口的相当多，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起义军创造了老营制度，把妇孺老弱集中起来随军行动，在安营和作战的时候都尽量选择安全地带加以保护。[302]起义军中未成年的男子则跟随精兵，既充当助手也借以学习作战经验。有的人看到起义军中少年很多，误以为有一支单独的孩儿军。计六奇编《明季北略》从《定鼎奇闻》[303]第十一回里抄了一段文字：

军师宋献策见自成云：“臣观明朝王气之绝当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当有阴雾迷空，凄风苦雨，乃其应验。十九日辰时都城必破无疑。若不乘此机会，恐援兵四集，又须迟至六年之后也。更有谶云：‘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据此谶，吾王须用十五六岁者名童子兵攻城，方能济事。”自成即点强壮童子五千人，给以器械攻取。[304]

三、车箱峡之困

崇祯七年，李自成等部起义军一度误入险地，被陕西官军包围，后来伪称受抚才摆脱困境。这件事在史籍记载当中弄得相当混乱，羼杂了不少错误的传说。《绥寇纪略》卷二是这样写的：

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与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乡为群盗。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至楚、豫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思、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李过、高杰等善战，顾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颠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炬火，飞走之路既绝，春夏大雨两月，贼弓矢俱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为之谋曰：“吾辈万里远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处穷山绝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为请，奇瑜轻心，诧大功可立就，特许八月约降，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取其名为渠首者正法，余劳遣归农以去。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矣。

吴伟业的这种说法为许多史学论著所采用，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少错误，有必要加以辩证。首先，是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究竟在哪里？按吴伟业的说法是在陕西兴安（今安康），可是从起义军出险以后的情况来看，诸书都记载李自成等部立即占领凤县，沿宝鸡、凤翔、麟游、乾州、咸阳一线进军，距离兴安比较远。而比较原始的材料，虽然没有提及车箱峡地名，却都说被困在汉中栈道一带。当时任陕西巡按御史的傅永淳在招抚失败以后给朝廷写了一份《劾总督陈奇瑜疏》，里面就说道：“初贼闻有五省合剿之举，以中州平原难于藏匿，乃西逾关岭，合秦寇入终南。及奇瑜率兵入关，贼悉度栈道入汉中。汉中西邻巴蜀之险，南止汉水之滨，东塞栈道之阨，所谓釜甑鱼也。……又值汉中霪雨七十余日，贼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其群贼稍稍亡去，地方官报羽日数十至。臣乃执奇瑜手曰：灭此朝食，此其时矣。奇瑜曰：俟彼势促，吾第抚之，不遗一矢可成功。”下文又说起义军伪称受抚以后“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蹶?而起，西度陇西，破凤、汧诸郡，而抚局大坏，以至燎原”[306]。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疏中也提到“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307]。李自成等脱险后立即向凤翔、麟游进攻，陈奇瑜追悔莫及，以“激变”为辞委罪于宝鸡知县李宝彦。当时宝鸡庠生韩珽上言批驳道：起义军“一出栈道即破凤县，杀唐三镇乡官辛思齐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里连云栈横尸撑拄，四十村落尽为灰烬，此在宝鸡之南，岂亦激变所致乎？”[308]这些材料可以证明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在汉中栈道附近。栈道的起讫地点为北起宝鸡益门镇，南抵褒城。崇祯十二年八月杨嗣昌疏中说：“至于通栈之法，臣部时切访求。有新推汉羗（羌）中军朱国玺深知其事，谓连云栈从褒城至益门镇八百里中堆弹丸一凤县耳。”[309]清初陕西总督孟乔芳题本中也说：“至于栈道为通汉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连宝鸡，计程七百余里，皆深山茂林，杳无人烟，中惟凤县城堡仅有居民二百余人。”[310]吴伟业说车箱峡“中亘四十里”，似乎是个不小的地名，可是在栈道一带的地方志中却未能查得（在兴安一带方志中也没有记载）。所以，究竟有没有一个名叫车箱峡的地方，目前难于定论。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崇祯七年李自成等部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不在兴安，如果确实是被困于一个名叫车箱峡的地方，那么车箱峡也应当位于汉中栈道一带。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兴平在咸阳附近，同上引史料也不符合。希望熟悉陕西南部地理的同志提供有关车箱峡的准确情况，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李自成等部被困于汉中的这段历史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毛奇龄说“自成急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312]。究竟当时同李自成一道被围的有哪几部起义军，其中是否包括了高迎祥部和张献忠部，史料有分歧。考虑到汉中抚局和起义军突围是当时朝野注意的重大事件之一[313]，准确可信的史料仍可能发现，相信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四、“荥阳大会”确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