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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18921909(第12页)

年假期间在家里做了些甚么事情,我现在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来翻阅了一些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题名我不甚记得清楚),他把梅赜的《古文尚书》的伪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把出处找了出来,把它暴露了。这真是一种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

把《史记》读了一遍的也怕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

《伯夷列传》里面我发现一句话,所有的古代注家差不多完全是解错了的。那本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在传中是极重要的一个文字上的关键,假使讲错了,那全盘的文字便通不过去。但是古时候的人一方面讲错,一方面拚命地极口赞颂那篇文章,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真是觉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那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论说体,伯夷的传只是那文中的一个插话。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许由、卞随、务光,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代以后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传与否要看儒家称道他与否。对于伯夷、叔齐,孔二先生是极力称道的,所以他们便得传于后世。然而与夷、齐同样高洁的许由、务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艺里面不见记载,而孔二先生也不见称赞呢?要说都是莫须有的人,但是许由的坟分明在箕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亲),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从吾所好”。这是人的因数。

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古来的传说是这样),因此不甚稀奇;伯夷、叔齐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特别出众。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时的因数。

有了这两个因数便可以知道夷、齐何以能传,由、光何以不传。虽然他隐隐约约地在骂孔二先生有点畸重畸轻,但他不敢直说出口来,只是细细地分析出了上项的原因,便总括一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这就是对于上文的“夫孔子叙列古之仁圣贤人若伯夷、吴太伯之伦详矣,以余所闻,由、光谊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的答案。“彼”是指的伯夷、吴太伯,“此”是指的由、光。这在文脉上十分明晰,但因为在这一问一答的中间插进了一段伯夷、叔齐的传说在里面,这把古今来的注疏家、批评家便完全弄昏迷了。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这真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那传末落尾的两句:所谓“岩壑之士趋舍有时”,这是把“时”字的因数点醒了出来;又有所谓“后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这所点醒的是“人”字的因数。他如“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的“此类”,所指的也就是许由、务光了。

年假过后回到学堂里去,前学期的成绩公然还是第二,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负心。所有一切不良的习惯不消说又要继续起来。我的懒惰、散漫、骄傲,差不多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讨厌。这时候又是性的烦闷非常猖獗的时候,自渎的行为差不多一天有两三次。

有一种顶奇怪的心理便是觉得自己太丰满,总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像尚之那样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见自戕,以为这样是促使自己美好的唯一的妙策。

我脸上的红晕不知道几时已全盘消去了。

就在这时候学堂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学校在第一学期中星期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内的学生还可以回家留宿。自从第二学期起,这个制度便废了。学生们都要求复活,尤其是城里的学生们。

我们举代表向办事人要求,甲班的代表就是我。

我们要求,要求不遂便同盟罢课。

这样一来风潮便渐渐扩大了。

学生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的卑劣分子,私下和办事人串通。办事人便定下了一个奸计,他们要召集学生谈话。全堂的学生召集在一个大讲堂上,易老虎走来又用他的严威向学生们警告了一场。他说:“学堂在礼拜六是可以放假的,不过替你们的学业和健康设想,才把这个制度废了。你们一定要要求放假,以后也可以照办。但你们这同盟罢课真是大逆不道。”他又说:“我晓得这也并不是你们全体的意志,只是有一二败类在里面怂恿,这一二败类要希望你们指摘出来,不然就要全盘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对得起自己的父兄!”

这样一来学生方面便全盘失败了,开票的结果除少数白票外,我竟以一百几十票的多数当选。当堂宣布死刑,我受了退学的处分。

由学校把行李一切搬了出来,在城内的一家客栈里面凄凄凉凉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真是不免有无限的凄凉,甚至于有落泪的时候。但是我的凄凉,我的落泪,并不是对于我自己的后悔,宁是对于同学们的卑劣、办事人的阴险的一种失望的悲愤。

我在学生里面主持,办事人方面分明很明白的,要斥退我便直截了当地斥退好了,为什么要经过那样一道手段,使学生们都成了一群卖友的人?在办事人方面斥退我或者真是出于一种苦心,但是这样的苦心在我自己是怎么也不能够谅解。

我被斥退了,我决心不回家,我想要上成都去,张伯安、吴尚之都在替我经营盘费,预算在城里要担搁一两天才有着落。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我被斥退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的父亲突然进城来了。父亲也落在我住着的客栈里。我是住在那客栈的官房里的,父亲走进房来,本是忧郁的面色,被忧愁和不快的情绪紧锁着,愈见严重得可怕。我不晓得父亲会来,头上是依然辫着长搭辫子的,父亲一看见我,便将就我头上的发辫来做皮鞭在我身上鞭打了几下。“你这不成材的东西!”他骂了我一声,便沉默着倒在**睡着了。

原来一切的经过父亲已经早知道了。学校在要斥退我的那一天,已经专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去。杜先生直接写了一封信去给父亲。父亲看了信便立刻赶来了。

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像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样。父亲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的。

父亲来的消息一到,杜先生就在那天下午走来拜访。杜先生是我们母亲的一位族孙,但他和我们大哥相好,他叫我们父亲是“世伯”。

据他的说明,学校当局斥退我,是想玉成我的。说是“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成大器”,我经过这一次挫折,只要我能够悔悟,学校是要收回成命的。

父亲听了这一般话,当然又欢喜得一点。

晚上王畏岩先生来访。他是县视学,是一位副榜。他那时候已经是我们五哥的岳父了。他的说话更是客气。他说:“八世兄高明有余,沈潜不足,只要稍微柔克一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的斥退不消说他也是表同意的了。

父亲第二天还到学堂去拜会了易先生、陈先生,是带着我一道去的。自己的儿子被人斥退了,心里的不高兴说不出口来,反转要向着人陪不是,向别人道歉,做父亲的这种苦心我是很能够推察的。因为是要挫折我的意思,父亲更决定了一种计划,要带我到各地的亲戚故旧处去显示,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要绑着街上示众的一样。

父亲一到流华溪便把我引到小学校去,父亲的意思不消说是要大大地使我在稠人广众中受辱一番。但是结果是和父亲的期待完全相反。

地方小,薄有的文名已经噪于遐迩,又加以遭了斥退,我一到文昌宫,在学生当中便起了一个很大的激动。我的一个胞弟那时已在那儿念书,我到我兄弟的自修室里,由他引我到各处去参观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簇拥着我,表示着无上的敬慕。我在他们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凯旋将军一样。

我是一位来客,吃饭会话都是和先生们一道,这在无形之中更显得有一层优越。

但我的快心还不仅这一点。

我遭斥退在流华溪早已传遍,但不十分明了当时的情形,经我把闹风潮的原因和学校当局的办法报告了之后,一切的先生们都反对易先生们的办法,当时便联名写了一封信去质问易先生,信中很带有非难的口吻。末后还附带一段:年少的光阴绝不可任其虚掷,闻有收回成命之说究系何时?若尚迟迟无期,便准备把我收入文昌宫学校作为特别研究生,免使我长久失学。

这封信,父亲很主张不寄,但是终竟专人送去了。这好像是一个哀的美顿书,当局者都是很紧张的。

父亲的意思本来想把我带到五通桥杜家场绕道回家的,李肇芳先生们不赞成,他便作了罢论。李先生们的主张,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他们说: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耻辱了,阻止了他的竞争心、向上心。我觉得这真是正确的见解。由这个见解当然可以引导出一个教育方针,便是儿童教育就应该利用他的竞争心、自负心,从积极的一方面使他能猛勇向上,性情就流于骄傲也是不要紧的。总要使他有如像拿破仑一样的见解:“不可能的字只有愚人的字典里才可以翻出”。

李先生们把父亲留在流华溪了,他们要等到易先生们的回信来再作第二步的进行。

李先生和我们大哥同是郭敬武先生的弟子。郭敬武就是这流华溪的人,他和廖季平同学,也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并长于辞章。李先生在流华溪要算是他的继承者了。这李先生后来在中学校当过我的先生。我在后边还有机会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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