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我的童年18921909（第17页）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像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详述来得更亲切了。

四

回想起来，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确是Typhus　abdominatis。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秋天，中学堂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中秋过后没有几天，人总是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荤非常厌弃，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口味。

要说有甚么大了不起的病罢，又像没有。每天还是在起床，还是在照常上课。但是自己却非常悲观，好像自己的病异常严重，非死不可的一样。

死！这是从来没有上过念头的事情，突然好像在航海中的远山，模糊地显现在水平线上来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监学请了假，把白昼是锁闭着的寝室打开，一进寂寥的寝室里去，向着空漠处突然站立着了。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来。

这是所谓hypodria的现象，这在肠伤寒的潜伏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像这样前驱的症候怕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我便决心回家。由城里回家是要坐轿的，适逢其会正当我要回家的头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从省城回来，他是在省城铁道学堂才毕了业的。他也要回家，我们两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凑巧，他找不着轿子。

三哥回去后，我又在城里耽搁了几天，下痢的次数愈见多，热候渐渐持续起来，怎么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迟延的。”

雇定了肩舆由大西门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那条雅河。过河转向东南再走十里，便是水口场，轿夫照例是要在这儿吃早饭，过烟瘾的。

我们四川的轿夫差不多没有不抽鸦片烟的人。他们是到了只要有烟抽，甚至于连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是他们一天所得的钱，也就只好勉强够他们抽烟。在那时候鸦片烟还不很贵，吃饭倒很有几分艰难了。轿夫们在吃饭艰难的时候，逢着可以当饭的便宜的鸦片烟，那他们是怎样的欢喜呢。他们自然管不到甚么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饭的艰难，而且还可以除去许多痛昔，那便是天赐的灵膏。他们更管不到甚么亡国不亡国了。所以结果是轿夫抽鸦片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但是，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哟！

鸦片烟——吃饭问题，这是相连系的。鸦片烟的输入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就是使吃饭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已经就是由吃饭困难产生出来的，哪更经得起更高级的榨取，更高级的剥削呢？种田十年不如种烟一年。烟愈多，饭愈少。做苦力的人当然只好抽烟而不见吃饭了。

四川的轿夫你们是看不得的，一个个就像从坟墓里拖出来的骷髅。然而他们还是要抽烟，还是不能不抽烟。

我从前读过Tolstoy的一篇论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劳动阶级多半喜欢吃酒吃烟，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见自己妻儿们无法避免的受难。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觉着怕还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要占动机的第一位罢？服用麻醉剂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饭，这是科学的事实。

到了水口场，轿夫们照例去抽烟去了。我坐在一家么店里休息。——那是兼营着饭馆、客栈、茶店、酒店各种生意的地方。这种铺店的街灯上，照例是写着“酒饭便易，河水香茶”。

我坐在店门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饭是一点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阳很忧郁地照在不洁的街道上，一切都好像带着一种惨白的颜色。自己心里非常忧虑，因为一天要泻好几次的肚腹要坐长途的肩舆，真是一种黄色的恐怖。

——“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人不好吗？”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是一位同场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见我，很惊异地向我发问。

——“哦，那很不方便，你是回府，还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养病的。”

——“哦，还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轿子啦！”

他踌躇了一下又说道：“你来，你来，我拿一样药给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里休息着的，他是要进城去。我跟着他走进店里的一间房间里，那儿摆着几尊床，**放着草和席子，枕头是几桩圆木。他向一尊摆着烟家具的**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对面。

——“这东西对于止泻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两口才行。”

他把烟灯点燃，一面开着烟泡一面对我说。鸦片烟的烟味很好闻，靠在别人的烟盘上“摆龙门阵”，那真是一种神秘的境地。在吃饭不大成问题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鸦片烟，他们所追求的便是这种神味，比这还要更进好几百层的神味。烟盘子对于他们是地上的乐园。

我勉勉强强地抽了两口烟，烟泡子怕起了好几次火；抽起来的味道很苦，没有不抽的时候那样好闻。抽烟也是有艺术的，抽不来烟的人只好像吹洞箫一样的吹，不会吸。不是把灯吹熄，便是让烟泡子着火。要抽一两口烟，装烟的人真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你听抽烟的人讲起抽烟的艺术，那真津津有味了。

开始是烟家具的讲究。所有一切的烟斗、烟枪、烟灯、烟签，都有有名的出产地或专门的匠人。烟枪的讲究可真不亚于女人的讲究梳头。为要使那枪杆的色气染成金黄，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烟枪在尿缸里浸过好几个礼拜。烟嘴和烟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来装饰的。枪裹肚不是纯银便是纯金，还要嵌上许多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