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12页）

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诸人，到码头上替我们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创造社的事情也付托了他。他就在我们走后，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过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广东。沿途的记忆虽然多少还有一点，但在此不愿意缕述了。

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丽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面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妇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像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但这样的画我是还没有看见过的。

在苦力群中看见了仿吾，他笑着老远便向船上的我们叫出：“我守候了你们三天了。”

靠着由仿吾所带来的人手帮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书籍，安全地运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馆，接着便去访问林祖涵：因为聘书和旅费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时是叫我们到了广东后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当时的广州因为“三二〇”之变还在戒严期中，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先告辞走了。

当天在林家吃了中饭。午后，他和仿吾把我们引到学校里去接了头，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进学堂里去的。

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社的分社，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因此，我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蝉联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们写在这儿。

不过那两段生活的时期倒也并不长。我是三月底到广东，七月底参加北伐军出发，在广州算整整住了四个月。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开红花，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吃了蠔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的广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们留在那儿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广东到广东，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广东出发，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广东的那一段。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假如他们是有写的兴趣。

时代是在飞跃着，文章也只好飞跃了。

附录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上海《大晚报·火炬》，共七十八回，十章。第十章在八月十一、十二日上刊登。八·一三”事变后，《大晚报》由八版改为四版，连载中断，全文未完。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仅收九章。现将未完之第十章附录如下：

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我已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从香港回到了上海，那时我的妻子是住在虹口的窦乐安路的。

家是很狭隘的，仅仅一楼一底，而是小规模的一种。

自己的少许的书籍是早赖朋友之力，由广东运回来了的。因此，一回到了这儿，和久别的妻儿相见，尽管是怎样的蜗居，怎样的不自由，而在自己的情趣上是感受着了无上的恬适。自己就俨然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而且同时是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一样。阔别了将近两年的文学的氤氲，又来袭击着我来了。

我开始整理着几年前我所翻译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的残稿。——“残稿”？这故事怕早被一般的朋友们忘记了吧，在这儿我不妨再来追述它一下。

那是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的事了。上海的张东荪和其它的人们组织了共学社，打算多量地刊布有价值的译著。因我以前曾零碎地翻译过《浮士德》的一两幕，在张所主编的《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发表过，张便劝我从事全译，我也就答应了。

那时我住在日本的博多湾上，还是九州帝大的一位医科学生。趁着暑假期中，我便开始全译。

原稿是用笔和墨写在日本的所谓“半纸”上的——性质就如我们普通所使用的白纸。

初稿，涂抹得相当厉害，我怕寄回国后认不清爽，因此又破着工夫清缮了一遍。

每天从清早起来译到晚，连译带抄，整整费了两个月的辰光，算把第一部译好了。待要赓续译第二部时，暑假期所余无几，学校的开课已经逼在眼前了。第二部在量上是更加长，而在质上是更加难译的，因此我便想了一个通权的办法，便是先把第一部单独发表，随后再慢慢地移译第二部。这办法，其实也不是我的创见，欧美和日本都是有成例的。然而待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回上海之后，我却不知怎的，一直没有得到回信。

学校一开课，译事自然便停顿了下来；既成的译稿，我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面去了。

隔了若干时日，偶尔想到，又把壁橱打开，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然而，一个绝望的打击！那两百多张的原稿，有三分之一的光景，通被老鼠咬碎了！

“半纸”本是很柔软的东西，老鼠真聪明而又奢华，它在上面砌窝，还要嫌其不够柔软而更要把它咬成鹅绒。

所被咬的自然是原稿的上层，上层自然是《浮士德》的开首几幕，那些在第一部中是最难译的。假使初稿还保存着，虽受打击倒也还不会怎样绝望；然而初稿是已经毁灭了的，在我清写了一遍之后。

就这样，那“残稿”就像自己的死去了的儿子的骨壶一样，跟着跑了几年。在北伐期中是由我的夫人替我保管着的，现在又从箧底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