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11页）

达夫本是发起创造社者的一人，尽管你自己没有那种意识，尽管你自己甚至在鄙弃那种意识，然而帮外尚有帮，那些帮外帮，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商标的。商标若日“创造社的才子”。不要说当时的达夫要受“继母式的虐待”，就在现在，不是都还有人在广播无线电，说创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样怎样，某某人又要怎样怎样吗？好在创造社虽然没有建立过什么大了不起的功劳，但也似乎还没有犯过什么万恶不赦的大罪。鞭尸的健儿们，尤其和我们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笔勇士如M·S·之辈，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罢。

那一次的酝酿也曾由周全平计划过。募股的办法记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还破过一点费，印了四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与广州的仿吾，二册寄与武昌的达夫与资平，剩下一册留在我自己的手里。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实上连自己要来记上一两小股，都感觉困难。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

但第二次又从新酝酿起来了。

由甪直回沪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满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来自印。同时又另外规定了一个募股的计划，把单位降低，规模缩小，手续简单化了。记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东除应享的权利外，还规定有种种的便宜。这计划又因手头有《洪水》作为宣传机关，一发表了出去，便俨如刺中了时代的神经，远近的青年便都翕然响应了。

就这样在闸北的三德里里面，于当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开张。然而，这开张，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达夫也没有看到，仿吾、资平自不用说。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号，达夫和我，更和一位新从巴黎回来的王独清，一同往广东去了。

他的失职，据说是因为遭了学校内的国家主义派和一部分旧教职员的攻击。不久连石瑛校长也遭了同样的运命。一年前他们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没有去，去了不还是在背上被人画了一个乌龟？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王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再来。

一个人坐在小堂屋里，正打算给广大写回信，表示接受，并要求添聘达夫。王独清出现在大门外了。他隔着窗口看见了我，眼睛睁得璧圆，直好像多年不见的知己。他急急忙忙地放着小跑，跑进堂屋来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独清！”

口吃得满脸通红。

王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像雨果的儿子。广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领带，宽裕的玄青哗叽西装，马裤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发时承他解赠了给我，后来被我的一位勤务兵拿去了）。只是披在帽下的头发也采取着一致的黑色，那却似乎是不应该的。

但是全体的印象还不坏，因为装束都很旧了，并不显得矜持，而“心贫者福矣”的那句话也可以解释得他那于荒率之中流露着真挚的当时的态度。那时候独清先生还没有出大名，而且腰缠也羞涩，所以似乎也还很晓得谦虚，很晓得珍重友谊。他在初见面的当天，便向我说过这样的话——为避免口吃起见，且用间接叙述法。

他说，他是最重友谊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总是要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这听来的确是像本心话，因为他说话的态度十分真诚。大约也是因为说得格外费力的原故罢。

在他未回国的几月前，伯奇转寄过他的信来，说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维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谋卖稿的方法。只要他有稿来，卖是容易设法的，但他的稿子没有来而人却跑回来了。

当时的广东虽然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儿，有达夫答应同去，但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像要受着欺负。

好了，现在又有援兵来了。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学生，而且又听说他和汪精卫的秘书曾某相识，这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吗？

我最初见到独清先生，便在这样与兔谋皮——我故意把“与虎谋皮”这个熟语修改了一下，因为当时的独清并不象“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谋”的。

——“好不，我们同到广东去？”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这次的回话，似乎并不纯粹是因为口吃。

我当下把回信写了，并请学校替我们送旅费来，信写好后便和独清一道出去付邮，又和他同往振华旅馆去。原来他也是在那儿下榻的。在那儿，不用说，又把达夫替他介绍了。

在三月十号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带来了上海。

旅费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两百下来，对于达夫和独清，各付了两百。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个人老早就讲好了，只等聘书和旅费一到，便立即择期启程。这决定，连上海的相熟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晓得的。

记得就在旅费领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楼建南和湖畔诗社的几位朋友们约我们在一家小小的宁波馆子里饯行。当席还讨论过要组织一个小刊物的计划，刊物的名称都定了，叫着《野火》。——但这个刊物，后来却没有出版。

馆子不很清洁，所在的街名不记得了，只是那周围是宁波馆子集中的地方。宁波菜并不怎么出色，仅生吃蛎黄颇留有深刻的记忆，以其和日本风俗相同也。

酒是我们的好朋友，但独清却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这哭倒也并不稀奇，和喝了酒要笑，要唠叨，要生气，要动武等等，其实是同一现象。那是因为脑里的制止中枢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冲动失掉统摄，于是便胡闹起来了。——写到这儿，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穷便痛哭而返的诗人阮嗣宗，那位晋代诗人是嗜酒的，其无端痛哭，大约不外是一种醉态罢。

我们的诗人王独清当晚过于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来。

——“沫若，达夫，”独清流着泪喊着我们，奇异而又不足奇异的是，平常很口吃的舌，喝醉了却一点也不“吃”了。

——“我这人是重友谊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俗语说，酒醉吐真言，更何况说这话时还流着眼泪，这样的诚恳是怎么也要令人感动的。

第二天清早，独清一个人跑到环龙路来，照例是忽忽忙忙地劈头便叫着“沫若”，口是吃得异常厉害的，听得令人着急。但意思是听懂了。他是说，路上不清静，海贼很凶，前几天才抢了一只船。又说，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么变动。结论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势，他和达夫后来。

——“达夫也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微微感觉着失望地，这样问。

——“是他他他……他叫我来对对对……对你说的。”

——“那我要去问他个岂有此理，学校早已开了课要我们赶快去。你们既要观望，为什么早不说？”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达达达……达夫讲，你你你……你不要动动动……感情。……”

这个小小的波澜就这样没有壮阔下去。关于这事我以后不曾问过达夫，达夫也不曾向我说过什么，我们是三月十八号一同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