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第9页）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着“黑船事件”，划口通商，允许过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风貌出现于世界也，和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但不幸中之幸，却有所亏得。我们中国人中所并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对于日本人要泄泄气的时候，直到现在不是都还能提起笔来，蔑视之为“弹丸蕞尔之邦”吗？就是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作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有了这种近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也。

我就像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近东问题已被解消于远东问题的原故。反正是我们中国当了撑天的长汉子。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经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种出版家之出现，都是我们所渴望着的。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

八

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人多是认为不能两立的。就在现在，有好些风雅之士依然在维持着这种见解，所谓“反差不多”运动便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了。这种人的根本见解是以“艺术”或“美”那种东西为先天存在的什么，这种东西是超绝时空的，因而以这种东西为对象的人也就应该“度越流俗”，于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这种着想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因为他们把那种由历史的发展所生产出的东西，不作为历史的成果，而认为历史的起源。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个模型铸成的商品。不必远说到星云以前，地球以前，人种以前，住在北京城的人，为什么不拿前几年所发掘出的“北京人（thropus　Pekinensis）来想一下呢？那时候，有风雅人所说的“艺术”或“美”存在吗？一切都是“时代”产生出来的，有新旧代谢的机运，不舍昼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觌面，旧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瓮里，“时代”自然也就空虚起来了。

但在前些年辰，主张文学和革命不能两立的，倒并不尽是风雅之士。譬如吴稚晖，他便是主张得最激烈的。不过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说话，虽然他所说的和革命不能两立的“文学”，其实就是现今的风雅之士所“上帝”化了的那种东西。然而吴稚晖本人的思想，在后来也是稍稍有点变迁的。前两年他又曾大叫过“文学不死大乱不止”。“大乱”呢？大约也就是有点像革命。能够闹“大乱”的这种“文学”，当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两立的那种“文学”了。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文学死，大乱止。”

“死文学，止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说吴稚晖是反差不多运动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说他近年来是风雅化了。

真的，当吴稚晖还未风雅化，唱着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时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却想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一体。因为人类自发明了言语文字以来即有文艺的表现，人类除非灭迹，文艺是不会灭迹的。在人类社会的革命期，凡是旧有的东西和革命都有点不能两立，倒不限于文学。然而革命并不是把人类的一切传统革光而恢复到猿人时代以前，它只是把旧有的遗产加以损益，而得着新的成果。新的成果逐次又变旧，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因此我于革命文学之外便提到了革革命文学，革革革命文学。这些异样的表现，虽然遭受过讥刺，然而我到现在仍然不感觉着它们是怎样的滑稽。这根本不外是一种由文学的角度所窥察得的辩证的史观而已。要说它稀奇，我倒反觉得有点稀奇。

我的《革命与文学》那篇小论文，便是在那种情趣之下酝酿出来的。写成为文字虽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写的时候虽然已在广东，但那起初本来是一篇演说，是在去广东以前在日本人所设的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班所讲演的。时期记不甚清楚了，总得在那年的正二月里面罢。那儿所下的“革命文学”的定义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所说的“普罗文学”或“无产文学”了。有些朋友竟把我所说的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分成两个不同的名物，这不是不曾看过我的文章，大约也就是出于有意的抹杀罢。

“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间也发生过一下问题。有人把它解成怜悯去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表同情”是说表示意欲上的一致，并非哀怜。这用英文译出时，应该是to　pathy（怜悯）。幸好在那年的“三月二日夜”我还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末尾的几句话正好是我自己的注脚。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这和近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标帜，似乎也并不是两样罢？

那一九二六年的初头，就因为脱离了学艺大学的羁绊，生活虽然苦得一点，但在精神上却是自由的时期。在那时代的自己的思想之变迁是有点近于突变的。其前，其实也差不多是风雅之士。就因为有旧日的风雅作为保护色，故我说话，作文都两得其自由。说话的机会是相当多的。记得在三八妇女节上曾说过三不从，在交通大学的孙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上曾说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如在日后是颇难出于口头和笔下的东西都平安无恙地通过了。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水平线下》的初版在一九二八年是遭了禁止的书，被禁止的理由就因其中有论社会经济的文字，其实那些文字都是在《洪水》上发表过的。

在这儿且写一段我到过甪直的回忆。

甪直在江苏吴县的东南境，与昆山接界。那儿的周围都有水环绕着，但也并不是岛子。“（这地形，清查看地图自明。）唐开元时的杨惠之所塑的罗汉还有几尊留存在那儿，稍稍留心近代文化动向的人，前几年曾发生过的保存运动，大约是还留在记忆里的。

我早就被朋友们约过，想去鉴赏一下那些唐代的塑像，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初头，才把机会得到了。那是因为严良才的结婚，要往那儿去吃他的喜酒。向导是周全平，另外还有常云湄同路。

大约是从正仪下的火车罢，下了火车后还坐了一趟小火轮，然后才到甪直。坐船的地方和船的本身都不干净，水也照例是江南地方所常见的不甚清洁的水。然而甪直于我却有点像物外的桃源。

去只一次，住仅半天，已有十年以上的光阴流过去了，回忆自然只是些难于把捉的缥渺，然而却又是这么的亲切。那境地有点像是在梦里的一样。空气是那样澄净，林木是那样青翠；田畴的平坦，居民的朴素，使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便撤尽了内外的藩篱，而感到了橄榄回味般的恬适。

到了甪直，自然便落在了良才家里。宏大的房子相当旧式，婚仪也是旧式的。我们看到新人正在拜堂。赞礼者颇是一位新语制造者，他赞呼着——“鞠躬天地”——“鞠躬祖宗”——“夫妻交鞠”，满堂的男女宾都不免大笑。不一会又是新人拜客——“鞠三躬”——“鞠二躬”——“鞠一躬”。

照老规矩，应该是三跪九叩，一跪三叩，不跪徒拜的地方，换成了脑袋子的几屈屈，太不艺术的地方，这也就是时代的空虚了。在风雅皮还未十分脱尽的当时的我，也曾依稀仿佛地那样作想，似乎不妨独创一下——其实也就是贡纸照抄——来它一个“三抱九接”或“一鞠三握”。三抱九接者，每拥抱一次，接吻三次；一鞠三握者，便是鞠躬一次，握手三下也。自然，也可以因次数之多寡而定礼节之崇夷。……一个人正在独自思索，想入非非的时候，突然之间受了赞礼者的点呼。周围的人把我一拥，于是乎我也在严氏堂上，把脑袋子屈了几屈起来。跪拜礼也，而今也鞠躬，吾从众耳。再要说到“抱接”，在心里想想，在口头说说，乃至在纸上写写，都还呒啥要紧，真要实行起来，那恐怕只好跑进疯人院了。

在傍晚时分，全平把我们去看了一次杨惠之的塑像。那是被锁在一间新修的矮小的平房里的，门外挂有一道小牌，似乎是杨惠之塑像保存所那样的字样。

所内靠着后壁，泥塑的几尊罗汉，冷飕飕地坐在土面上，觉得和所谓“保存运动”是有点名实不相符的。那塑像如真的要保存，对于原物的护惜自应再加珍重，此外似乎还应该委托现代的名手把它们模塑下来铸成铜像（原物乃泥质，未便直接铸铜），或则铸成石膏像以事广布，方是道理。不然，尽管怎样宣传为国宝，再不几年，会化为乌有的。

惠之，据说，在开元时与吴道子同学画于张僧繇，学成，不屑与吴道子齐名，便转而为塑，皆为天下第一。这话是否可靠，实不敢说。不过，惠之与道子，似乎倒有点像罗马文艺复兴期的米开朗琪罗与拉斐尔，而尤其惠之与米克朗杰洛更有点像一形一影。两人的作品都有力的律吕之横溢，尽管受着宗教的题材束缚，而现实感却以无限的迫力向人逼来，使人不能不感受着一种崇高的美。惠之，我想他对于人体的筋络骨骼之观察乃至解剖，一定是相当周到地做过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以极正确的客观现实为粉本而加以典型化的夸张，故尔虽夸张而终不失掉它的实感，否，反是因夸张而增加了它的实感。

遗像大抵是被人补修过的，有一两尊的头部尤其一眼可辨。那是通常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平滑无表情的塑像相，也是在我们中国随处都可以见到的活人相，但是看来却总是死的。不夸张者死，夸张者反活，这一对照，似乎把那艺术活动的机微，被某一些人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是形象化了的。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再照老规矩，洞房花烛夜的新嫁娘，理应是“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因此，别的地方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其在我们四川，在当夜便大有所谓“闹房”之举。那是约略同年辈的男女宾对于新嫁娘的戏谑。他或她们，总要想方设计把新娘惹笑或逗她发声，谑而失诸虐，甚至——据乡间的口传——连闹出人命案来的事，都往往有之。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在柏林住了七八年回来的云湄，却依然旧习未除。他和良才本来是不相识的，被我把他强拉了来，而所以把他强拉了来的原因，也不外结婚那天是礼拜而已。而他却在打着闹的主意。

——“你看，”他在走进洞房的途中悄悄地对我说，“我今晚无论咋个说，总要把新人逗笑。我第一步要请她抽纸烟，第二步要请她和我打四圈麻将。”

——“不要装壳子，你没把新人当成你的表妹了。”

我们四川人说夸大嘴叫作“装壳子”，上海话之“吹牛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