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块钱,他五个月的生活费,华砚捂着胸口,觉得自己心痛的无法呼吸。
他坐在回学校的火车上,盯着银行app里的余额,觉得人生一片灰暗。余额显示两千一百三十七块五毛六,交完罚款之后剩下的,不对,这两千多是他自己原来的钱,那一万是老六借的。
他算了一笔账:食堂中餐和晚餐一荤一素八块,早餐四块,一天二十块,两千块能撑一百天,前提是他不买任何别的东西,不买洗发水,不买牙膏,不买卫生纸,甚至不能生病。
至于欠老六的一万,按他每个月三百多的稿费,得还两年零八个月。
“砚台不磨墨,你还不如个磨盘。”他自嘲了一句,把手机揣回兜里。
兜里还有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他掏出来翻了翻,正面写的是处罚决定,他眼睛死死盯着10000万元几个字,过了好几秒才把纸反过来,背面空白处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很工整,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写的:“有急事可联系138xxxxxxxx。”
华砚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离开之前遇到的那两个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不像是林业局的,也不像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难道是帽子叔叔?也不太像,想了会儿没想明白,干脆就不想这事儿了。
他把决定书折好,塞回兜里,手伸进兜里的时候,摸到一个信封,是那个笑眯眯的男人在他进站前递给他的,他把信封拿出来,捏了捏,像是纸,打开一看,是二十张毛爷爷。
那人递给他的时候说是困难补助,他以为就是一两百块钱,没当回事儿,他当时浑浑噩噩的,只想赶紧离开,说了句谢谢,顺手塞兜里就进站了,早知道他应该看一眼的,这么一大笔钱,他不该收下,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还给他。
然后他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他一直在回避的事。
他在山上待了四天。
护林员说的,一号上山,四号下山,整整四天。但他自己的记忆里,只有一天,他一号上山,下午起雾,迷路,石缝扎营,石海看见紫色冲锋衣,然后跑下山。中间那两天,是空白的。
他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不记得自己喝了什么,不记得自己睡在哪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石海走到塘口村的。他的背包丢了,睡袋丢了,防潮垫丢了,水和食物都丢了,按道理,他在零度左右的山上待四天,没吃没喝没睡袋,应该已经冻死了。
但他没有。
他不仅活着,除了膝盖和手掌的擦伤,没有任何冻伤,没有脱水,没有低血糖,甚至体重都没掉几斤。就好像那两天里,有什么东西在照顾他,或者有什么东西把那两天的记忆从他脑子里删除了。
他用力想,想得头疼,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只有一片雾,和雾里那扇门,还有门里很冷的、灰白色的光。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不合身,袖子长了一截,胸口印着"塘口村农家乐"的字样。这不是他的衣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给他的。他原来的冲锋衣、抓绒衣、速干衣,全在那个编织袋里,皱巴巴的,沾满了泥和血。
火车票也是工作人员买的,他甚至没来得及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就被推进了候车厅。临走时那个笑眯眯的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回去好好休息,别想太多”,然后塞给他一个牛皮信封。
华砚当时没反应过来,现在想想,哪个工作人员会给非法穿越的人发困难补助?
他越想越乱,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
他掏出手机,想刷一下新闻,他记得护林员跟他说过,搜救队已经进山了,所以他想看看鳌太线那边的搜救情况。许是在过隧道的缘故,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转了半天,终于刷出来一条推送:
“五一鳌太线非法穿越队伍遭遇极端天气,搜救三天,已确认3人死亡,5人失踪,仅1人生还。”
华砚的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他点进去,新闻里写得很详细:五月一号,共有九名驴友从塘口村非法进入鳌太线,二号遭遇大雾和强降温,搜救队从三号开始搜救,到四号下午,共找到三具遗体,均为失温死亡,另有五人下落不明,仅一名男性驴友自行下山,目前已接受调查。
九个人。
三个死了,五个失踪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下来了。
华砚想起了老张,那个西安人,在国企上班,走过三次鳌太线,跟他说“失温就是从一口凉水开始的”。想起了阿凯,那个一身始祖鸟的年轻人,跟他说“走完之后觉得特别值”。想起了红衣大姐,在2800营地递给他半个苹果,跟他说“你敬它三分,它让你三分”。
他们都死了?或者失踪了?
他只记得一号下午起雾,然后他就和队伍走散了。他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他以为他们也下撤了,他以为他们都活着。
但新闻说,三死五失踪,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不对,他在营地明明看到了其他几支队伍,一共二十多人,怎么会变成九人,其他的那些人,难道不是人?还是那些队伍已经平安下山了?
等一下,他上山的时候,同行的加他一共几个人来着,九个还是十个?他怎么记不清了?
华砚坐在火车上,浑身发冷,比在石海里的时候还冷。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