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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1页）

泽被四海

漫漫治学路皇皇著作丰——《何兹全文集》五人谈

王桧林张弓陈琳国宁欣瞿林东

一引言

瞿林东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已有半年多时间了。在这部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些史学界的师友的讲话，深受启发。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约请几位师友一齐来谈谈何先生的这部书和何先生的史学成就。这对我们自身来讲，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对“学刊”的读者来讲，也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

陈琳国您的这个想法很好。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领域很多，几个人在一起谈谈，可以互相启发，对我们自身确有很多好处。

宁欣的确是这样。我想补充一点，这几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的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不仅受到港、台地区同行的重视，有的外国同行也很关注。我们希望这次座谈，对外国同行了解何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瞿林东谢谢你们二位的鼓励！我要特别感谢王桧林先生，他能同我们这些晚辈共同研讨何先生的学术，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们要向王桧林先生学习，努力做好学术研究工作。

王桧林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来看待何先生的学术成就的。

二关于佛教寺院经济

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寺院既是一个宗教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何先生由着手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进而步入经济史、社会史研究领域，把对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

瞿林东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论、中国史综论，以及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文化六讲》、《秦汉史略》、《三国史》，还有自传著作《爱国一书生》及杂著多种等。何先生很谦虚，他在2001年撰写的《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把他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中国社会史、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他在文集的“自序”里，也是这样写的。我们先从这里谈起。其中，汉唐佛教寺院经济是何先生的诸多研究领域中最早接触的问题，我们就先从这里谈起。张弓研究员对此十分关注，您本人对佛教寺院经济也有深入的研究，是否请您先谈谈何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

张弓我虽然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但我始终关注何先生的学术发展轨迹，因为这不仅是我加深认识何先生治史的一种方法，也是由此提高自己研究水平的一条路径。对何先生关于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我谈谈自己的认识。

何兹全教授多次说过，他的中国古代史学术之路，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何兹全文集》首卷的开篇之文，是1934年9月发表于《中国经济》的五万字长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一年作者23岁）；完稿于1935年上半年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则是学术分量更重的长文。首卷中同佛教社会史有关的论文还有：《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论〉》、《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

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光，首先专注于佛教寺院，学术目的又是为何？他这样做，乃是为探讨中古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何先生是“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的首倡者之一。而中古时期遍布南北方的佛教寺院，既是佛教信仰的载体，又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社会实体[1]；“南北朝隋唐的寺院，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实在还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2]，“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3]。这就是说，何先生为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特意选择“中古寺院经济”这只“麻雀”，给予“解剖”的。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传佛教及其寺院，一向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把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是何先生的又一学术贡献。

何先生为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擘画了明确的学术范畴。他的首篇论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论及汉传佛教的兴起、发展与兴盛；汉地佛寺的僧官制度，两种财产（寺院公财、僧尼私财）并行制度，寺内阶级结构；佛寺的社会文化功能；佛教寺院和朝廷的关系。《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进而集中深入地论述中古佛寺的“领户”即寺院依附人户的领有形式；佛寺领户兴衰；寺院同领户关系的实质；寺院与国家之间对领户的争夺等。何先生擘画的这一学术范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板块”：一是寺院经济研究，包括：寺院大土地制，两种（常住财与僧尼私财）财产制，寺院农业、商业和高利贷业，寺院的阶级关系——寺院地主与僧侣地主，依附民阶层（农奴和奴隶）等。二是寺院僧团与封建政权关系研究，包括：编户的争夺，僧官制度等。三是佛寺文化研究，包括：汉传佛教文化，佛寺文化功能等。

70多年以来，国内外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社会史研究，成绩斐然，相较何先生筚路蓝缕之初，情景已经大变。相关研究论著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然而，尽管新的历史资料陆续出现，研究课题也不断在开拓新的广度和新的深度，如果整体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又不难看到，它基本上还没有出离何先生70多年前擘画的学术范畴，大体上是对何先生所做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瞿林东您从学术史的高度所做的评价，很有启发。从何先生本人来说，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青年时期的何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曾经注意到何先生在1934-193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它们是：1。《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2。《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3。《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4。《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5。《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6。《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7。《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4年11月22日、12月6日）；8。《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6年1月30日，2月6日、13日）；9。《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1937年5月18日、25日）。从这个撰述目录的排列来看，23岁至26岁期间的何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是大致上已经确定了一个理论上的起点的。这就是，研究历史，当先着手研究社会经济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关于佛教社会经济的研究，是同世俗社会经济的研究互为参照而展开的。这和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在方法上有所不同。您认为何先生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张弓何先生的寺院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法切中肯綮，为后人竖起高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考察中古社会的生产关系，关键是看主要生产者即农民的身份、地位，看他们同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何先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的寺院经济研究，紧紧抓住关键点即寺院领户的性质不放；而他对寺院领户性质的考察，又抓住两个关节点不放，即领户同寺院地主的关系，以及领户同寺院土地的关系。这正是《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的攻关目标。为揭示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何先生的考察步步推进。

首先，究明寺院取得领户的四种方式：人民或因战乱，或因逃避繁重的赋役，依附寺院；国家为酬报寺院而赐予户口；国家成立“庇荫制”，承认寺院“分割”编民之事实；寺院获得人口最多的方式——“度僧”。

其次，考察领户兴盛情景：“中古寺院以北朝魏齐及南朝梁时最为兴盛”，“尤其在北朝成为一种很大的组织，领有几百万的户口”；梁朝佛寺的“白徒”和“养女”，“皆不贯入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最后，考察领户对寺院的义务：在北朝，僧众“全部劳动收获物盖为寺院所有”；僧祗户“对寺院则有定额的课纳”；“寺院中杂役主要是由寺户、寺奴、侍人、净人担负”。同时考察领户对寺院的隶属关系：“中古时期领户对主人有隶属关系，是一种超经济的关系，它不同于后世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中古时期领民对于主人则是人格上的隶属，他是个人，可是他是主人的‘人’，他隶属于主人，而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他们实在就是农奴。”

通过详尽的考察，何先生得出结论：“这阶段（指中古时期——引者）（大族与寺院）主要的生产关系是庄园农奴制。土地是集中在大庄园主手中……一般耕作的农民，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自己的身份也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他们隶属于主人，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而且被束缚于一定的土地上，也没有离开的自由。”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是通过对中古寺院领户性质（“隶属于主人没有脱离的自由”，“束缚于土地没有离开的自由”）的界定，来完成对中古时期生产关系特征（封建庄园农奴制）的界定的。透过这一篇论文，不难看出，何先生在以后的治学生涯中，充分展示出来的学术风格——理论思维明快准确，学术论证绵密翔实——在他这篇北大毕业论文中，已经初现端倪了。

何先生研究佛教社会史，除重视利用正史资料以外，还十分重视使用佛藏资料。佛藏“经·律·论”被释门称为“内典”，却向来不大受传统史学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将少量佛典附在子部之末。何先生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引用唐释道宣的南山律学名著《量处轻重仪》：“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揭示了中古寺院部曲的贱民身份。20世纪80年代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利用道宣的律学章疏，揭示出中古汉传佛教寺院一大经济特色：它的内部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寺院公有制”和“僧尼私有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何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佛藏亦史”。这是何先生在史料文献学上的又一贡献。

三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

何先生始终把握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宗旨，从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论证汉魏之际封建说。

瞿林东80年代中期，何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集》一书出版后，我在何先生写的“序言”里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对五十年来（半个世纪了！）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一个小结。总结过去，是为了策励将来。我们从80年代前几年著论之多，内容之深博，已可以预感到寺院经济的研究将会有一个飞腾。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们在过去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有研究寺院经济的鸿文巨著问世。至于我自己，也希望能‘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勉从各方家之后，对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竭尽绵薄。”[4]这些话讲得很真诚，很激励人。研究历史，不能没有理性，也不能没有**。在我看来，何先生在治学上是能够把理性和**融合起来的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不断出版新著，为史学界所瞩目，足以证明何先生言不虚发，他的社会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何先生在文集的“自序”中，讲到他是如何走上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的。其中，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即一个史学家的治学道路，总是同时代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何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是大家都认同的。我想，他对于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所做的反思，以及他对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一以贯之的认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何先生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呢？他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说：“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5]对此，我们又应作何理解？

宁欣我们都知道，何先生70多年来的研究生涯，主要开拓和关注的是三个领域：魏晋封建说，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兵制研究，可以说，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而对社会史的研究引领了其他领域的开拓和深入。

何先生选择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是他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结果。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7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何先生大致将其分作三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这70多年的历史，也是何先生步入史学研究的殿堂、完整地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风风雨雨的学术历程。

何先生的研究重点的历史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但他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着眼于长时段，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