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泽被四海（第2页）

何先生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从殷商的历史开始，研讨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而在如何评价中国社会史道路问题上，他对整个20世纪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有学者对何先生的贯通研究有如是评论：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何先生针对目前有些人认为辩证唯物史观好像有点落后，不时兴了，他多次表示仍然要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坚持两点：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何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贯通的历史观和辩证唯物史观立场。如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一文中，何先生指出，殷商之际是由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长期过渡时期中重要的一环，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作用及汉魏之际社会变化之大，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代，这三个时代，有的是承前启后，有的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三个时代也是被不同的学者认定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学术界对之的认识和估计，都是不足的、有所忽略或不够重视的，这都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何先生全面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从历史发展变化的长时段贯通研究其发展变化。何先生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陷入低潮的趋势，他认为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何先生还认为，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没有对象；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至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中国社会史来说，已争论了数十年。

何先生分析了20世纪自社会史论战以来，社会史研究道路的几次反复，关系到重材料还是重理论的争论。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理论和材料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他说“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危害。

何先生在他的社会史研究中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微观与宏观并重、理论与材料并重的观点。

瞿林东这两个“并重”，概括得非常好。这也可以看作是何先生治史的特点和经验。关于社会史研究，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许多同行所关注的。何先生对社会史研究的前景，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您对此是怎样理解的？

宁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何先生反复强调的问题。

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卷，收录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一文中，何先生明确阐述：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他把中国学术7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前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派，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但又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何先生主张两者应该合一。他说，社会、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体。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了这一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做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最大的学问。因此，他认为社会史可以研究社会生活等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核心和主体问题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掌握发展规律和方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

瞿林东何先生的社会史研究，一是起步早；二是贯彻始终，从未间断；三是旨在揭示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一思考出发，怎样理解和评价何先生提出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宁欣《何兹全文集》的分卷和篇目都是何先生手定的，《中国社会史论》被列为第一卷，其中收录的文章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他所首倡的汉魏之际封建说的若干代表作，包括《汉魏之际封建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言〉》、《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二是他所着重关注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附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包括《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等；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是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涉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等；四是断代史中的有关问题，如众人和庶人、耦耕、质任、两汉豪族、元代社会经济等，以社会经济史为主。

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何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是目前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唯一的一部系统的专著，是他数十年来探索和总结的心血结晶。

瞿林东我注意到，凡是读了何先生的《爱国一书生》（见文集第六卷）这一自传著作，都十分重视何先生在此书卷首的题词：“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收入文集时，这段卷首语被删去）何先生是一位谦和的学者，他这样写，说明他是自信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您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要点在哪里？

宁欣何先生将其魏晋封建说立论核心归纳为几个变化，即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可以看出，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展开的。

但是何先生探讨的问题相当广泛，从涉及的历史时期看，从先秦时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谈起，到元代社会的经济，时间跨度三四千年；从大的理论问题上看，涉及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问题，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如何认识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问题，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联系等问题。

何先生没有停留在以往的成果上，而是继续探索新的问题，对此前仍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不放弃。在文集的“自序”中，何先生还着重谈到他认为社会史研究中还遇到的几个理论理解不好，应该再作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是：1。国家出现时的进步作用问题；2。交换经济（或说商人资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问题；3。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两次出现的问题；4。“封建”一词的含义问题。上述问题也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其实，从文集的“自序”来看，关于这几个问题，何先生已经探讨得比较深入了。这四个问题时代跨度很大，从国家的出现，到中国社会的几次转型，四个问题又是有联系的，涉及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源头问题（国家出现时的作用），多次引起争论的、重要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封建问题），两次曲折阶段出现的情况（农奴制），长时段的社会运转的关键因素（交换经济）。可以感受到，何先生“瞻前顾后”的眼光，始终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都聚焦在社会经济史领域。

陈琳国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做一点补充。何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从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开始的。学问贵在突破与创新。何先生从研究汉魏之际社会经济伊始就强烈地体现出他追求突破与创新的学术品格。

汉魏之际社会动**难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都是读史者显而易见的。而何先生却能透过这些表层的现象，深入地发掘深层的社会经济变化，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汉魏之际的特征。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等篇章中，犀利地解剖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农民的依附化和农奴化与人口的分割等一一展露出来。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封建社会的特征中，何先生尤其重视汉魏之际依附关系的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初，何先生在进一步研究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时，以“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来概括当时依附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从身份上看，战国秦汉时代的劳动人民主要有两种人，一是编户齐民，即自由民；一是奴隶。战国秦汉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主要的形式也就是从自由编户齐民转化为奴隶，或由奴隶转化为自由编户齐民。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魏晋南北朝也有自由民、奴隶，但劳动人民的身份突出的是依附民，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民，是半自由的。依附民有各种名称，主要的是部曲、客。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不是像战国秦汉，自由民转化为奴隶，奴隶转化为自由民，而是自由民和奴隶都向部曲、客——依附民上转化。”何先生的这一论断，被王仲荦先生所吸收，写入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

我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唐长孺先生和田余庆先生都发表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关系发展问题的专文。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与部曲》一文中说：“客的卑微化与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在魏晋期间已经完成，早在建安时代（196-219），官、私佃客遍布南北。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明确规定客的私属身份，《隋书·食货志》更明确指出佃客是在主人户下记注姓名的分成制佃农。以后，东晋南朝的‘私附’、‘乐属’、‘属名’、‘程荫’，北朝的‘荫附’，以及南北朝后期直到隋唐的‘部曲’，以浮客组成的‘佃家’，尽管名称不一，按其性质，都是合法和非法的封建依附者，基本上都是依托豪强，纳大半之赋的类似农奴的分成制佃农。”在完成于1992年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唐先生又说：“总的说来，魏晋时期作为封建依附者的客大量发展，从本意为外来人的身份降落到与奴隶相混的地位。这种情况作为一种现象是由来已久，直到西晋才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过程至此最后完成。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量的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时代。”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中说：“魏晋以后，衰弱的国家政权几乎失去了对自耕农的控制力量，不得不利用这种现成的关系（指依附关系）来为自己谋利，因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依附农民。这自然又反过来影响民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扩展。……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依附性逐渐加强，南北朝时期还在继续加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唐、田二先生都是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他们又分别深化了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依附关系发展的研究，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与何先生不尽相同，但在依附关系的发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关于何先生在这方面的建树，我就不再重复。

值得关注的是，从劳动人民身份的变化，到国家“领民”方式的变化，从而出现了世代为兵的“士家”，于是促成魏晋南北朝史上兵制的变化。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何先生说：“三国时期，国家领民已一分为三，一是郡县领下的编户，二是屯田校尉、都尉领下的屯田客，三是军事长官领下的士家。……士家，身份在三者中最低，已是国家的依附民，立了功或者‘死王事’，由皇帝诏令‘复’、‘免’，才能取得平民身份。”因此，何先生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扩展到汉魏两晋兵制。

四关于两汉与隋唐之间的兵制

何先生从社会经济史研究延伸到兵制史研究，一方面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空白，一方面又加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分量。

瞿林东何先生关于汉魏兵制史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填补了两汉兵制和隋唐兵制之间的空白，这在兵制史研究上是重要的突破；二是从兵制史的研究上进一步论证了汉魏之际封建说。请您就这个问题多作一些阐述。

陈琳国兵制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社会动**、战争频仍的年代，军队的强弱关乎政权的生死存亡，兵制的地位也就更为重要，且对政治、经济影响巨大。何先生认为：“府兵制度在中国兵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府兵制前期的军民分籍，兵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军民分籍到军民合籍的变化等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史中的重要问题。”他还指出：“府兵制承继了前代汉族皇朝的兵制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两个历史渊源。”“关于府兵制和拓跋早年部族兵制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首发其覆。……但陈先生似乎过于强调了府兵制的鲜卑部族兵制这一渊源，而忽略了魏晋以来汉族皇朝乃至十六国北方各族统治时期兵制的另一渊源。”这大概是何先生转而研究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的又一个原因。汉魏之际，是中国兵制史上的一大转变时代。何先生的兵制史研究，基本上涵盖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拓展了兵制史的研究领域，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筚路蓝缕，从“世兵制”入手，开辟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研究的新天地。

何先生指出，两汉的兵制是征兵制，兵与民是合一的。待至东汉末，先有黄巾起义，继有董卓群雄之争，终而有三国鼎立，天下又复干戈扰攘。在这种局势下，政府需要兵，群雄需要兵，兵由何来？当时征兵制破坏，而采取招募、强制降民俘虏及亡户为兵、征发、以非汉族人为兵等四种集兵方式。世兵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他进而把世兵制的内容总结为兵民的分离、兵户世代为兵和兵户身份的卑微三个内容。何先生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在历史演变中对世兵制进行动态的阐释，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及发展变化。这些论断，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不易之论，而且对推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研究极富启迪意义。

诚如高敏先生所说：“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既不同于秦、汉时期的普遍征兵制，也不同于隋唐时期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而是以固定的成员为兵士和兵士身份世代相袭的世兵制为主干的时期。这种世兵制，导源于东汉特别是汉末的募兵制下的私兵、家兵制，并在魏、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形成了各种不同名目的世兵制。”可见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世兵制是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兵制。而世兵制的概念正是何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最早提出并加以研究的。

第二，探赜索隐，剖析中军，总结制度变化的规律性及兵制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何先生按照兵制的特点把研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总体上研究集兵方式及其变化，另一部分则研究中央直辖的军队，即中军。中军是军队的核心，与国家兴衰治乱关系密切，因而也是他在兵制研究中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军的这个课题上，他探赜索隐，不仅在学术上大有创获，而且堪称兵制史研究的典范。

何先生旁征博引，翔实而生动地展现了魏晋中军的组织及其变化。如魏晋宿卫军的武卫，他说：“是曹操为汉相时的相府兵，迨曹丕受禅，便代替旧朝之五营，而为新朝最亲近最重要的宿卫兵。二卫则为晋王国的宿卫兵，迨司马炎伐魏以后，就代替武卫而为新朝最亲近最重要的宿卫兵。”由此，他总结出新朝宿卫兵一般都由原霸朝霸府的亲信宿卫组成的规律，极富启迪意义。又如“中军”与“外军”，他通过精辟考证说：“‘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分形成于汉建安年代（196-219），到魏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而不论中军、外军，其实都是中央的军队。他说：“都督领的兵，与中央直辖军，虽有中外之分，但在魏晋时期，都督兵仍是中央军队。”这也是所以合称为中外诸军的原因。正是通过中外军的建立，我们看到曹操如何把地方军队、豪强私兵变成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又如中军统帅的中领军、中护军，曹操以三公领兵时，中领军、中护军只是“辅佐他监护诸军的幕僚”。曹丕代汉为帝后，“统帅作了天子，原为统帅幕僚的中护、中领便成为天子最亲近的武官，一方面领宿卫军，一方面典武官选举”。西晋时，晋武帝更置中军将军，替代中领军的职位。因此，魏领护两将军、晋中军将军，是最重要的宿卫军统帅。而汉代领宿卫的要官的光禄勋、执金吾、卫尉等，有的被废，有的变为散官了。后人在魏晋中军的再研究中虽也有补充和发挥，但这些精彩的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

第三，老骥伏枥，在年近古稀之年后对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各时期兵制进行不懈的探索。

世兵制固然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兵制，但不是唯一兵制。何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已注意到其他集兵方式，他说：“在魏晋及南朝，世兵制虽然成为主要的兵制，但即使在世兵制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不定时的征兵、募兵、谪兵，以及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仍继续出现。在世兵制极盛的时候，它们作为辅助方式，补充世兵制的不足。”他把世兵制外的其他集兵方式归纳为征发为兵、以奴客为兵、谪兵、招募兵和以少数族人为兵五种，从而丰富了魏晋南朝兵制的内容，避免了片面性。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何先生在年近古稀之年后，接连发表《孙吴的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文，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他所探索的对象既有汉人政权，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而资料却十分缺乏，难度极高。这些成果的最大特点是对各政权、各时期的兵制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如对孙吴兵制，他指出，吴有两种兵，一种是常备兵、终身兵、与民户分离的兵，其中一部分由诸将世袭领有。一种是由郡县民征发来的兵，由郡县民户中征发来的兵，应当是有事征发，事完复原为民，但实际上征来也就不复原了。十六国兵制非常复杂，何先生一一加以梳理，指出，郡县人民是服兵役的，平时以终身兵制的常备兵为主，遇有大战争，就以征发郡县人民为补充，这是十六国时期各王朝的主要制度。少数民族兵人数的增多和它在整个兵数中比重的增加，是十六国时期比较突出的现象。这是很自然的，这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自然会把他们所属的族人作为骨干，作为主要靠山。他们的本族人被称为国人。府兵制前的北魏兵制，一直是兵制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何先生从北魏前期的部落兵、骑兵到步兵、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汉人由不服兵役到服兵役、兵户和番兵、拓跋族士兵身份的变化、军粮和兵绢、军队的衰败和改组七个方面，既纵向观察其发展变化，亦横向比较其差别异同。如他指出，北魏初期，除以拓跋本部落成员为兵外，也吸收被征服各部落和内附各部落的成员当兵。而汉人是不服兵役的。鲜卑族以外的各族兵，是受歧视的。军队中步骑兵数的消长，和汉人服兵役有关。汉人服兵役是在孝文帝时开始的，一般充当步兵，步兵比数的增大，反映出汉人在北魏军队中比数的增大。北魏的兵，有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又有兵户和番兵之别。中兵是北魏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守卫边境，州郡兵是地方兵，维持地方治安。兵户是终身为兵、世代为兵；番兵来自民户，分番服役。这些论述精彩纷呈，新见迭出，使我们仿佛看到学术界的一棵常青树，历经风霜而郁郁葱葱。

何先生从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展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荣前途。

瞿林东何先生对兵制史的研究，贯穿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其研究的宗旨和结论，可以首尾连贯起来，浑然一体。这同他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是相关联的：一是强调兵制史同经济史、社会史的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兵户、军户之封建依附性特征。这两点，同他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本是互相协调的一个整体。这种关注全局的治史理念和治史方法，既可避免片面性，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好好学习。此外，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在《何兹全文集》中，其第四卷收录了何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六讲》，这是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了，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全局意识。对于“六讲”，我们应作何理解，作何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