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泽被四海（第3页）

王桧林中国史学界都认为何兹全先生是中国古代史专家，有深厚的造诣，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这是事实。同时何先生也在用心探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在何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国文化六讲》中表现得很清楚。

“六讲”这本书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从古到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最后归结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上。何先生的研究是以大文化的观点考察中国前途，因此他论述的是关系中国全局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文化六讲》是1997年出版的。它的撰著过程和出版之时面临着下面的大环境：“无产阶级**”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总方针，否定了“三面红旗”，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别的不说，中国文化思想问题又一次受到极大关注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化思想问题为什么受到极大关注呢？我认为有下列的原因：

第一，“无产阶级**”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出现了“信仰危机”。“**”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准则，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由此发生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的部分结果，可能导致两种情况：其一，域外文化思想乘虚而入并急剧扩大。其二，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观。

第二，由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人心禁锢的状态被打破，外国风俗时尚急剧涌入，西方思想文化的书籍被大量翻译出版和介绍引用，各种学说大量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外文化新的冲突与融合的机遇和过程。这时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就给关心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和学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也就势必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评价、新认识（但所谓新评价新认识也可能是旧观点的回归）。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新走向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结合问题、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就产生了，而这些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发展前途问题的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它受到全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何先生的《中国文化六讲》就是在上述大环境大前提下撰著和出版的。何先生是一位史学家，是一位非常关心中国历史发展前途的史学家。从根本上说任何历史研究都与历史发展前程有关，但对很多史学家来说不是有意去做的。何先生则不然，他明确地把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和将来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六讲”就是这样一本书。

何先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特点之一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考察，把它放在世界的大潮流中去考察，要看它对未来人类社会的适应性如何。中国文化有无光荣前途要看它是否符合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否符合世界的潮流，是否有助于推进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样的论述比孤立地谈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优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具有更多的正确性。

何先生在“六讲”中说，“今天所能看到的世界走向或说大趋势，有几点很显著，一是走向一体化”，“另一大趋势是和平，和平将代替武力”，“世界未来的再一个大趋势是世界大同。大同的含义是‘天下为公’，或者说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三种大趋势瞻望未来世界，可以看到未来世界是：一体化的，和平的，天下为公的”。

何先生在全书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和平、友爱，是中庸之道，不过急，不不及，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天下为公。这种文化，是和世界未来的趋势合拍的，在未来世界是会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光荣前途的”，这是全书的总结论。

何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前途的研究和阐述，毋庸置疑，是对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

历史学的社会意义以及历史学的两个使命，即提高与普及的重要性。

瞿林东大家从许多具体的研究领域分析、评论了何先生的史学成就和学术贡献，这是《何兹全文集》中的精髓，是其最突出的部分。此外，我想补充的是，《何兹全文集》在史学理论上同样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一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里不再重复；二是重视历史学的社会意义；三是强调史学工作的提高与普及并重。对于后两个方面，我想讲一点粗浅的认识。

何先生对史学工作的社会意义有许多深刻的阐释。他认为：“历史是大有用处的，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大有用处的。可以这样说，学历史的最大用处在于鉴往知来”；“历史是有规律的，只有按规律办事，事情才能成功，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要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不受历史的惩罚，就要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规律，按规律办事。这就要学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的用处，大矣”[6]。这些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固如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亦如此。何先生强调历史知识、历史规律、鉴往知来之间的联系，这是从根本上说明了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关心史学工作的现状和前景，是史学界许多前辈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他在《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一文中提出：（1）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2）学习世界史，特别是要学习那些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7]他还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一则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二则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8]这些见解，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思考、改进史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所裨益。

何先生重视史学的提高，也重视史学的普及，认为这两者不可偏废。何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有两个使命：一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客观发展规律，二是把这些认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也可以说，历史学有两个任务：一是提高，二是普及。通过研究历史，不断提高人类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历史使人积累经验，总结经验。经验给人智慧，给人高明。但提高究竟是少数人的事，更重要的是把历史和历史给人的智慧和高明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历史知识、历史修养，是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中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就要靠普及历史知识。”[9]

此外，何先生对史学评论的重视，同样反映出他对史学工作发展的关注。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的大会上，做了题为《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领先地位和作用》的发言，其中关于加强史学评论问题他这样写道：“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编辑部建议，贵刊除保持现在的编刊内容外，建议增辟：1。书评；2。新著介绍。书评，不一定是新书，以20世纪的书为主，近代以来的书特别是名著，都在评价之内，为20世纪史学大师、大家、名家定位。新著，不一定是书，论文也包括在内。论文的作者，有年老的，有年轻的，要特别关注年轻的，抓年轻人中的尖子。从对新著的介绍和评论中培养人。”[10]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几年来，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今后还要坚持下去，使“学刊”形成这方面的特色。

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琳国《中国文物报》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主编，本次座谈主持人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

[1]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卷，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同上书，159页。

[3]同上书，自序。

[4]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二卷，10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六卷，32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6]何兹全：《学历史有什么用？》，收在《历史杂谈》一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出版。

[7]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二卷，95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同上书，963页。

[9]同上书，1082页。

[10]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