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念兹在兹 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第1页）

念兹在兹：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

宁欣

何兹全先生经历的百年，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推翻二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再到迈向世界强国之林的二十一世纪，真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生水起，潮起潮落。一路走来，一路革命，正所谓“大时代”。百年的时光，自称“小人物”的何先生从山东菏泽西当典街何家老宅走出的懵懂少年，沿着傅斯年“六中、北大、哥伦比亚”[1]，走出山东，走进红楼，走出国门，走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研究院。1950年，新中国的召唤，何先生毅然踏上归国之路，当太平洋的海风迎面拂过他的脸庞，他在想什么？是否想到他在故乡翘首以盼的娇妻幼子，是否想到他胸中的宏伟蓝图，是否想到他今后安身立命之地在何方？他当然想不到此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当然想不到“**”中被扣上“CC特务”、“食货余孽”的帽子，也想不到凝聚他一生心血的《何兹全文集》获得学术界最高奖项和荣誉。百年时光倏忽而逝，当何先生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中接受亲属、同事、学生、好友的告别时，是否感受到亲人的呼唤，是否感受到好友的追念，是否感受到学生的敬仰之情？是否还想对我们说：“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对我很有影响。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

虽然自谦“小人物”，但面对大时代的大变局，何先生的一生却有很多次大的坚守。

一大节的坚守

何先生最喜欢也唯一会唱的歌是《苏武牧羊》，但却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连哼唱也未曾听见过，在他仙逝后我们试着放了一次，曲调悲怆而苍凉，不忍卒听。师母郭良玉先生也是山东人，但在河南上的大学，最喜欢的是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却是不止一次听她在家中大声唱，据说在公开场合也唱过，博得满堂喝彩，曲调高昂、明快，听了还想再听。唱与不唱，或低或高，两位老人的“书生本色，爱国情怀”，全蕴含在其中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经历的几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和抉择。

一是加入国民党改组派，投身革命。

1928年，何先生称之为“动乱的一年”，他认为“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加入（国民党）改组派。我在改组派中虽然没有参加什么实际政治活动，但对我一生的生活甚至做学问的学术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8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这一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公开决裂，共产党人夏明翰、罗亦农、向警予和举行刑场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分别被国民党杀害于汉口、上海和广州；这一年，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这一年，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各路北伐军对北洋军阀政府发起全线总攻；这一年，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河南安阳殷墟开始发掘；这一年，奉军首领张作霖被日军炸死；这一年，何先生已经成长为不忘情国家的热血青年，他的心和热情随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离他很遥远，但发生在共产党、国民党右派、国民党改组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决定了此后中国的走向和党派分野，也决定和影响了何先生此后的政治选择和学术思想。

对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何先生并不避讳，他的解释是：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吸引进步青年的组织。1926年，刚上中学不久，就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他们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何先生在面临人生抉择的“三岔口”时，选择了加入改组派。受改组派陈公博等人的影响，何先生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压，需要民权主义，以打倒军阀，实行民主；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需要民生主义，以建设人民和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8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少年已经仙逝，而中国还在追求幸福与和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受陈公博的影响，接受了唯物史观，“使我走上从物质、客观实际、社会经济来解释历史，而不从思想意志、意识形态去观察历史的道路”。80多年过去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处处闪耀着唯物史观那“普照的光”[2]。

二是放弃仕途，走向学术之路。

何先生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五个人：何思源、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

何思源是何先生的堂兄，当年何先生考上北大后，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完全由“仙槎大哥供给”。师母郭良玉先生从小受穷受苦，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先生（何先生），从小都是家里做好饭，摆好一大桌盛放菜饭的碟碗，只等他一人来，他每样尝一口，大家才开饭。上大学，大多是穷学生，但你们先生有仙槎大哥的资助，每年二百大洋，过得很舒服，根本不用为学费和生计发愁。”似乎心里不太平衡。何先生后来出国留学，也仍然是得到何思源先生的资助，才得以成行。此后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和第三次转折，与仙槎大哥也有密切的关系。

胡适、钱穆都是何先生北大上学时的受业老师，乾嘉学派加新史学。

北大上学期间，对何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何先生确定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即是受陶的影响，选择的初衷则是出于对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的反思。没有想到的是在关乎大节的关键时刻，最终分道扬镳。陶希圣是当时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很大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号称其“五虎上将”的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和何兹全，有四个都跟随他投奔了汪精卫，试图以曲线救国图和平，但何先生看得很清楚，他每每回顾此事时，都会强调他当时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清楚地写在他给已到香港（当时汪精卫所在）的陶希圣的信中：“有重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对日本人可以谈和；离开重庆，便只有投降没有和平。”没有追随陶希圣，而坚持留在重庆，与战时陪都的老百姓一起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重庆大轰炸，断壁残垣、尸横街巷的惨烈场面，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选择了重庆，也就是选择了未来，在民族危亡和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何先生用坚定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保持了民族气节。虽然陶希圣及时脱身，但其他四虎上将都陷入“失节”的泥沼，一辈子都处于“说不清”的尴尬境地。

傅斯年先生是何先生的同乡，籍贯山东聊城，距菏泽约一百公里，可以称之为小同乡。何先生考上北大，何思源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将其托付给在北大任教的傅斯年，使他成为成全何先生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人物。傅斯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值得大书的人物，他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大代理校长，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其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至今在学界广泛流传。自诩为“爱国一书生”的何先生在“爱国”与“书斋”中寻找契合点，几经周折。傅斯年除了受人之托，对小老乡关爱有加外，也大为看好何先生在学术上的悟性和潜力。1935年，何先生北大毕业，傅斯年即约他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何先生却没有抓住这次历史系毕业生求之不得的机会。一是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知之不深，以为是研究历史上的语言的，殊不知，该所不仅是现当代学术大师级人物，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的荟萃之所；并曾组织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取得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在引进吸收和运用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成为现当代引领学术思潮的渊薮。几十年后，何先生提起这次擦肩而过的机缘还颇为自责。二是当时在留洋风盛行的氛围中，何思源为何先生提供了留学日本的机会，何先生自然不愿放弃，毅然东行。这一擦肩而过就是近十年的时光。

1944年，何先生在重庆又面临人生重大的选择。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何思源来到重庆，他看到何先生生活窘迫和前途迷茫，劝何先生和他一起回山东做官，也好有个照应。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史语所已经随迁到重庆李庄，傅斯年还是所长，也欢迎何先生去做研究。何先生对师母郭先生说：“回山东，眼前光明，前途黑暗；去史语所，眼前黑暗，前途光明。”53年后，何先生对这次选择无比感慨：“这是一次一生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这决策，决对了，才有今天的我。”正可谓“治中西学成一家言，功在史坛称巨擘”（刘家和教授挽词）的成就，恰恰缘于这一次命运攸关的选择。如果何先生不是如此选择，可能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毫无作为的地方小官僚，但却少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

三是走向新中国。

1950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对何先生又是重新面对选择的意义非凡的一年。当朝鲜半岛的战火熊熊燃烧，麦克阿瑟将军登上旗舰麦金利山号亲自督战，指挥着美英军队和联合国军队相继展开对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大举反攻时，何先生已经登上从美国驶往大洋彼岸的轮船，沐浴着太平洋和煦的海风，毅然奔向新中国。等他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已经是37年以后了。“有笳声入耳否？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苏武牧羊歌词），何先生回国后唯一会唱的一首歌，是否正表达了他义无反顾投身于新中国火热的革命和建设中的心境。选择了新中国，就选择了与中国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当然也就无法避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一路坎坷。

47年后，何先生回顾这又一次命运抉择的三岔口，仍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1950年前，摆在我面前的也是摆在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回大陆，二是留美国，三是到台湾去。”继续留在美国，毫无问题，当时何先生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院取得研究基金（fellowship），一年2000元（约等于现在的3万元），足可以养家糊口，工作稳定。师母当时带着芳川大哥在国内生活艰辛，也希望能到美国团聚。去台湾，也没有障碍，傅斯年在国民党从大陆大规模撤退时，已经带着史语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退到孤岛台湾，继续保留名称、编制和人员，史语所还保留着何先生的编制，傅斯年大概自认为何先生一定会再次追随他到史语所，继续完成已经开始并日渐拓展的学术研究，不仅一直为他保留着编制，还把何先生的书物都运到了台湾。回大陆，应该说是最难和最需要勇气的，何先生是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影响颇深，曾就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与共产党人展开过“论战”，被共产党人扣上一顶“新陶希圣主义”的帽子。但所有的顾虑都因“爱国”这两个字而显得无足轻重了。正如何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局势下，想国家安定，力量都用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使祖国富强，脱离落后受屈辱的苦海，只有牺牲脑袋里的个人民主，真诚彻底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祖国。”

二学术研究的大视野

何先生行走了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多少事。他谈起我们从书本上景仰或乐道的“大人物”，就像是谈起家常之事。陈独秀、张国焘、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适、傅斯年、何思源，虽然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的事业、事迹，以及他们掀起的世纪波澜，却始终伴随着他，同行百年。

何先生年轻时，好读书，不喜闲谈，凡有人来访，若无具体谈资，则不置一词，空耗时光，大小眼相瞪，直到来客自觉无趣而悻然告退。仙逝后，灵堂后告别大厅中挂的是他手不释卷的大幅照片，天上人间都是书生。

何先生在北大上学的前后同学，他列举了：劳干、胡厚宣（前一班），杨向奎、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同班），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王毓铨（下一班），杨志玖、孙思白、任继愈（再下一年）等，大多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

何先生最好讨论大问题，动辄涉及几千年历史发展，涉及中外历史比较，涉及学派源流，涉及意识领域异同。近一个世纪的纷争都在他的视野范围和学术思考中。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因人因事是有层次之分的。何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守的三点最为人称道：一是大局观，二是注重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三是将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整个进程中考察。从他所写文章的题目也可略知一二。

何先生在85岁时，对此后的学术事业还有很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