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上海。
赵小棠已经三个月没有打开过钢琴盖了。
琴房里的灰尘落了薄薄一层。那架钢琴,是她父亲在她十六岁那年,用半年的俸禄买给她的。琴盖上,还贴着她母亲贴的红色剪纸——一双小小的蝴蝶。
她每天坐在琴凳上,一坐就是半天。不弹,也不动。
外面的事,她一概不管。有人说上海要打仗了,有人说日军在南京杀人,有人说租界也保不住了。她都听着,像听别人的故事。
直到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男人四十出头,穿一身黑色中山装,戴一顶礼帽,进门先环顾了一圈,才在她对面坐下。
"赵小姐,"他说,"我是王先生。你父亲生前,托我照看你。"
赵小棠抬眼看他:"我父亲,没跟我说过你。"
"你父亲是个谨慎的人。"王先生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放在桌上,"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他出事前三天,托人送到我手上。"
赵小棠的手指颤了一下。
她接过信,拆开。信很短,是她父亲的笔迹:
"小棠,见信如晤。爹这一生,没能给你留下什么,只留下一样东西——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王先生是爹的朋友。若爹有什么不测,你听王先生的安排。
爹对不起你,没能看着你长大。但爹要你知道,爹这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这个国家的事。
小棠,你还记得你十六岁那年,爹在琴谱扉页上写的字吗?小棠学琴,望其有所成,报效国家。
爹等不到那一天了。但你一定能等到。
——父,绝笔"
赵小棠把信读完,又读了一遍,再读了一遍。
她的眼睛没有红。她的声音很平静:"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日军轰炸市政府。"王先生说,"官方说法是。但我的人查过,那枚炸弹,落得那么准,不像误伤。"
"你的意思是——"
"你父亲负责的那批文书里,有一份名单。"王先生说,"一份跟日本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名单。你父亲一直在暗中收集。有人不想让这份名单见光。"
赵小棠沉默了很久:"你是什么人?"
"我姓王,"王先生说,"做一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工作。简单地说,有人想卖国,有人想救国。我们,是后者。"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黄浦江:"赵小姐,你父亲是个好人。好人不该死得不明不白。"
赵小棠坐在琴凳上,一动不动。
"你想报仇吗?"王先生问。
"想。"赵小棠说。这个字,她说得没有一丝犹豫。
王先生看着她,忽然问:"你爹出事那天,你哭了吗?"
赵小棠抬眼看他:"没有。"
"你娘走的时候呢?"
"也没有。"赵小棠说,"我把眼泪都留到该用的时候了。"
王先生看了她很久,忽然笑了:"你父亲说得对。你比我想的,更适合这条路。"
"那好。"他转过身,"收拾一下,三天后,我派人来接你。有一所学校,在等着你。"
"什么学校?"
"教你用枪、用刀、用脑子杀人的学校。"王先生说,"赵小姐,你有一项别人没有的本事——你的绝对音感,你的记忆力,你的钢琴。这些东西,放在琴房里,是艺术;放在战场上,是武器。"
赵小棠没说话。
王先生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了她一眼:"对了,你父亲还有一句话,让我带给你。他说:小棠,爹不希望你变成杀人的人。爹只希望,你能替爹,看着这个国家好起来。"
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