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第三章 办公室里（第1页）

D老师到高二的时候，去了党建办。

她被分过去，说起来也简单——他带的班少，只带了一个班，课时量不够，学校就把他分配到党建办去干活。党建办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学校里最忙的两个办公室，一个是教务处，一个就是党建办。写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迎不完的检查。别的老师下了课可以回办公室喝口水，党建办的人下了课是往另一个办公室跑，那里有另一张桌子、另一台电脑、另一堆等着你干的活。

但D老师干得挺好。是真的挺好。她那种人，你别看他改作业慢，处理行政事务倒是一把好手——心细，坐得住，写材料也有一套。最关键的是他肯花时间。高二第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她被评上了副主任。暑假她没回家，一直在学校干活。别人在老家吹空调吃西瓜的时候，她在党建办里对着电脑屏幕敲材料，键盘声从早响到晚。

那个暑假，我和段宴在老家。我们在固原待着，每天睡到自然醒，下午去街上转转，日子过得慢悠悠的。等我们开学回来，D老师已经是D副主任了。

开学没多久，办公室里有个老教师来找我。我们都叫她马姐。马姐四十出头，教化学的，圆脸，说话的时候习惯眯着眼睛笑，看起来特别好相处。她在党建办兼着副主任，跟D老师一个办公室。

“小何，”她笑眯眯地跟我说，“党建办缺人，你想不想来？”

我想了想。

其实我知道她为什么来找我。党建办是个苦差事，年轻人都不愿意去。那些材料、那些会议、那些加班，老教师躲都来不及。但我当时想的是另一件事——既然南疆已经来了，那就好好干。能往上走的机会，绝不放弃。而且进了党建办，以后升起来也快一些。学校里的那些中层干部，有几个不是从这些苦差事里熬出来的？

“行。”我说。

我就这么进了党建办。

进去之后才发现，党建办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还要杂。马姐是副主任，按说我是在她手下干活的。她给我分配工作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语气也特别好：“小何，这个材料你帮我弄一下。”“小何，下午教育局那边有个会，你去一下。”“小何，领导的意思我已经传达了，你去跟年级组对接一下。”

传达，对接，执行。三件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全是学问。传达要准确，不能把领导的意思传歪了。对接要和气，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在拿领导压人。执行要到位，出了问题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我这人有个毛病，心思都写在脸上。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藏不住。马姐大概看出来了，有一次她把我叫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小何，在办公室干活，脸上别带相。”

“什么意思？”

“就是别让人看出来你在想什么。”她眯着眼睛笑了一下，“这是为你好。”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进去没多久，主任就给我扔了一个任务。主任姓那，我们都叫他那主任。那主任是个工作狂，这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她个子不高，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半夜十二点还在群里发工作消息。她的工作能力强，这是真的。但她有一个习惯——什么活都往党建办揽。明明是人事科的事，他揽过来。明明是教务处的事，她也揽过来。他说这是为了锻炼大家，但底下干活的人叫苦不迭。

她揽过来的那个活，叫继续教育。

全校老师的继续教育学时统计、材料上报、系统录入，全交给了我。这东西我之前碰都没碰过，连系统怎么登录都不知道。按理说这种事情应该有个老教师带着新教师一起干，带着走一遍流程，下次就会了。但没有。没有老教师带我。那主任把一堆账号密码和一个U盘交给我，说了句“不懂的问教育局那边的人”，就忙别的去了。

我开始一个人跑教育局。

继续教育的事情，其实不是党建办的活。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应该是人事科或者教务处干的。但我们学校是个新学校，各个科室的职责划分得不清楚，那主任又把活揽过来了，最后就落到了我头上。

跑教育局是个体力活。我们学校离教育局有几公里，打车十几块钱，来回就是三十几块。我舍不得天天打车，就骑电动车去。南疆的风沙大，骑一趟回来，头发里全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到了教育局，对接的人有时候不在，我就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等到人来了，交材料，核对信息，有问题再回来改。改完了再去。有时候一星期跑三四趟。

但我还有课。

我带的是两个好班，英语。课时量本来就不少，再加上早自习、晚自习、教研活动，一周排得满满当当。去教育局办事就得调课。调课这件事，麻烦得超出你的想象——要先跟年级主任报备，再去教务处填调课单，如果涉及到早自习晚自习，还得跟值周老师打招呼。有时候调了一次课，要跑三四个办公室，找五六个人签字。课调完了，教研活动又冲突了。教研组长问我怎么又没来，我说去教育局了。她说你怎么老去教育局。我说我也不想老去。

那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上课、备课、改作业、跑教育局、写党建材料。晚上回到家，旺财扑上来，我蹲下去摸了摸它的脑袋，然后就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段宴做好了饭，叫我吃，我吃了两口就放下了。

“累了？”他问。

“嗯。”

“党建办那个活，不行就辞了。”

“再看看。”

我不是没想过辞。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你越说我不行，我越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你看。

有一天晚上，我在教育局加班到半夜。继续教育系统要在截止日期前录完所有老师的信息，我一个人坐在教育局的机房里，对着电脑屏幕一个一个地录入。机房的灯管嗡嗡响，和学校教室里的灯管一个声音。窗外黑透了，教育局大院里的路灯亮着，光线黄黄的，照着空荡荡的停车场。

我从机房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骑着电动车往回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风很大，沙尘打在脸上，生生的疼。天上的星星倒很亮，密密麻麻的，比固原的星星还亮。

第二天，我去年级组哭了。

不是在教室里哭，是在年级主任的办公室里。年级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瘦瘦的，头发花白了，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我跟她说了我的情况——上课、备课、党建办、继续教育、调课调不过来、教研活动参加不了。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控制不住的、断断续续的哭。

年级主任没说话。她听我说完，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她说：“我去跟那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