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森太太坐在床边看着孩子。
屋里难得只剩下我们两人。
“你已经在考虑让他留下了。”我说。
福尔摩斯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你也一样。”
“是的。”
我没有否认。
他走到窗边。外面的雾散了大半,街上能看见运煤的车和来往的行人。楼下有人敲门询问一位住户的地址,哈德森太太隔着楼梯答了一句。
一切仍然像平常的下午。
“这不是请一位客人住几天。”我说。
“我知道。”
“我们不能每次有案件就把他交给哈德森太太。”
“当然不能。”
“我也会出诊。”
“我们需要一位可靠的帮手。时间、报酬与职责,都应当商量清楚。”
他回答得很实际,使我稍稍放下心来。
但我仍然没有说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福尔摩斯转过身。
“还有什么,华生?”
我想了想。
“将来,如果我们的生活发生变化呢?”
他看着我。
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我可能搬出去,重新建立诊所,也可能有自己的家庭。福尔摩斯的事业正在发展,他会接到更多委托,离开伦敦,前往我们此刻还不知道的地方。
我不愿用一时的怜悯,许下一个孩子要用许多年才能等到履行的承诺。
“我们的生活总会变化。”他说。
“正因为如此——”
“是的。我听懂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桌边。
那里放着那只柳条篮子。哈德森太太已经清理过它,折好的旧毯子暂时搭在篮柄上。少了孩子以后,它显得很小,也很寻常。
福尔摩斯伸手按了按篮柄。
“他需要知道,每次变化以后,自己仍然有地方回来。”
我没有马上回答。
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比我预想过的许多保证都更使人安心。
卧室里传来一声短促的哭叫,随即是哈德森太太哄孩子的声音。
福尔摩斯停下来听了听。
“我不会擅长所有事情。”他说。
“这一点我们昨晚已经发现了。”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你也未必,医生。”
“我至少没有检查过天花板,指望找到一根牵着杯子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