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墨池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转身,继续收拾病房。他把洒湿的毛巾拿去洗手间清洗,拧干,晾起来。水龙头哗哗的水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带着一种日常的、平淡的节奏。
十点整,康复师准时到来。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尼泊尔男人,身材精瘦,动作利落,脸上带着职业性的温和笑容。他用英语向凌曜自我介绍,然后开始讲解今天的复健内容——主要是上肢的力量训练,以及如何在不移动左腿的情况下,进行身体的平衡调整。
凌曜全程面无表情,但配合度很高。
康复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抬手,握拳,伸展,旋转。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极致,用力到手臂肌肉颤抖,汗水浸湿了病号服的肩膀和后背。康复师几次提醒他“不用这么用力,慢慢来”,但凌曜置若罔闻,只是咬着牙,继续做,做得更用力,更拼命。
唐墨池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他看着凌曜额头上滚落的汗珠,看着他因为用力而涨红的脸,看着他手臂上凸起的血管,看着他紧抿的、几乎要咬出血来的嘴唇。他能看到凌曜眼睛里那种近乎自虐的狠劲——那不是为了康复,不是为了恢复,而是在惩罚,在发泄,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仿佛这具背叛了他的、让他变成“废人”的身体,是他此刻最恨的敌人。
复健持续了四十分钟。
结束后,凌曜瘫倒在床上,像一具被抽空力气的躯壳。他闭着眼,胸膛剧烈起伏,呼吸粗重得像破旧的风箱,汗水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他的右手无意识地抓着左腿的石膏,指尖用力到泛白,仿佛想把它捏碎。
康复师离开前,对唐墨池低声说:“他的情绪状态不太对。复健不是拼命,是循序渐进。这样下去,可能会拉伤肌肉,甚至影响骨折愈合。”
“我知道,”唐墨池说,“谢谢。”
康复师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凌曜粗重的呼吸声。
唐墨池拧了一条热毛巾,走到床边,开始帮凌曜擦汗。从额头到脸颊,到脖颈,到胸口。他的动作很轻,很仔细,毛巾的温度恰到好处,既能舒缓肌肉的酸痛,又不会烫到皮肤。凌曜的身体起初依然紧绷,但随着擦拭的持续,渐渐软了下来。
擦完上身,唐墨池掀开被子,开始擦拭凌曜的右腿。
然后是左腿——小心翼翼地避开石膏和敷料,只擦拭露出的部分。凌曜的左腿因为长时间固定,肌肉已经开始萎缩,皮肤苍白,摸上去有些松弛。唐墨池的手指轻轻按压着小腿的肌肉,感受着那不同于以往的、柔软的触感,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但他没有停下。
擦完腿,他掀开凌曜的病号服下摆,开始擦拭腰腹。
然后,他的动作顿住了。
凌曜的腰侧,有一道长长的、狰狞的疤痕。疤痕是深褐色的,像一条扭曲的蜈蚣,从肋骨下方一直延伸到髋骨,边缘不平整,看得出当时伤口的严重程度。疤痕周围的皮肤颜色较深,与周围白皙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唐墨池的手指悬在半空。
他记得这道疤。那是三年前,凌曜在亚马逊雨林拍摄时,被一根断裂的树枝刺穿腰部留下的。当时凌曜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受了点小伤”,等他赶过去时,看到的是躺在ICU里、浑身插满管子的凌曜。医生说,那根树枝离肾脏只有一厘米,再偏一点,人就没了。
唐墨池的手指颤抖了一下。
然后,他继续往下擦拭。
更多的疤痕映入眼帘。
右肩胛骨下方,一道圆形的、凹陷的疤痕——那是极地探险时,冰镐脱手,砸在背上留下的。
左小臂内侧,一道细长的、浅白色的疤痕——那是沙漠拍摄时,被滚烫的岩石划伤,因为没有及时处理,感染溃烂后留下的。
胸口正中,一道斜向的、已经淡化的疤痕——那是高山救援时,被落石击中,肋骨骨折后手术留下的。
还有无数细小的、深浅不一的疤痕,散布在身体的各个角落。有些唐墨池知道来历,有些他不知道。这些疤痕像一张地图,记录着凌曜这些年走过的路,爬过的山,渡过的河,冒过的险。每一道疤都是一个故事,一次死里逃生,一次与世界的激烈碰撞。
而现在,这些疤痕之上,又要加上新的——左腿上那道更深的、更彻底的、可能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唐墨池的手指轻轻拂过凌曜腰侧那道最长的疤。
指尖下的皮肤温热,疤痕的触感粗糙而坚硬,像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他能感觉到凌曜的身体猛地一颤,肌肉瞬间绷紧,呼吸停滞了一瞬。
唐墨池没有抬头,只是继续擦拭着那道疤周围的皮肤,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
然后,他低声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疼吗?”
两个字,像两颗石子,投入死寂的深潭。
凌曜的身体僵住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病房里的空气变得粘稠,阳光在地板上缓慢移动,灰尘在光柱中无声飞舞。窗外,加德满都的喧嚣依然持续,摩托车的引擎声,小贩的叫卖声,寺庙的钟声,但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而模糊,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唐墨池能感觉到,凌曜的呼吸变得急促,胸膛剧烈起伏。他能看到,凌曜抓着床单的手指收紧,指节泛白。他能听到,凌曜喉咙里发出压抑的、近乎哽咽的声音。
然后,凌曜猛地别过脸,看向窗户。
他的侧脸线条紧绷,下颌骨凸起,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能看清他睫毛的剧烈颤抖,能看清他太阳穴上跳动的青筋。